作者：金满楼
话说乾隆准许张廷玉退休之后，后者却没有亲自前去谢恩而是让儿子代劳，这下可是把乾隆给惹恼了。
就像压力锅一样，乾隆对张廷玉的不满并非一日，这次一再加恩、再三容忍，而张廷玉却并不感恩，甚至连基本的礼节都如此轻慢。
这下乾隆的愤怒算是到了临界点，其当即命军机大臣拟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
这下，张廷玉知道麻烦大了，他也顾不上严寒和病体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宫中磕头认罪。
但是，乾隆的火气更大了。因为事情太清楚了，令其明白回奏的谕旨还没发到张家，张廷玉却已经知道内情，天还没亮就赶来认罪，这不是明显有人走漏风声，暗通信息吗？
军机处一向号称严密，如此以往，这还得了？
于是，乾隆将张廷玉当面痛骂一顿后，当晚又亲自缮写了一篇上谕，大加痛斥。
乾隆说，配享太庙乃非常之恩，不是一般加官进爵所能相比，张廷玉深受隆恩，即便衰病不堪，也应强撑病体，亲自前来谢恩，而张竟不至。
更奇怪的是，张廷玉昨日不来，今天一大早就来了，这分明是军机处泄漏消息所致。那朕倒要问了，既然今日可以来，那昨日为何就不能来？难道张廷玉昨日就病到那种程度了？
这分明是有意轻慢！觉得配享太庙是先皇许诺，是他所应得的，与朕并无关系，也毫无感情。
更何况，朕于昨天向他做了保证，他觉得今后必无反汗之理，如今退休也好，配享也罢，都已两愿俱遂，此后再无可觊之恩，也无复加之罪，于是置君臣大义于不问，和朕视同路人，没关系了！
接着，乾隆又开始追究军机处泄露消息的责任。其表示，昨日命写谕旨时，惟大学士傅恒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见朕发怒后，当即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
这等反应，明显是以师生私情而罔顾君臣大义，试问张廷玉今日入宫比往日还要更早，若说事前没有得到消息，这又能骗得了谁？张廷玉举荐门生进入军机处，目的是在皇帝身边安插亲信，如此结党营私，留星替月，岂能姑容？
最后，汪由敦被革去协办大学士而留在刑部尚书任上赎罪，以观后效。
被责之后，张廷玉回奏称“十三日实因心恐谢恩稽迟，急欲趋阙泥首，是以向早入朝，并未先得信息。”
看到这里，一向爱较真的乾隆又不高兴了，说如果十三日“因风寒严劲，步履不前，则次日何尝不寒？且何难于谢恩摺内声明？……是日承旨系傅恒、汪由敦二人，以二人并论，则非汪由敦而谁？”
汪由敦为张廷玉说情固然不假，但乾隆心想这事也可能错怪好人，于是又给自己留下余地，说就算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是汪由敦送信，那也必定是军机处司员、中书等有人送信。
张廷玉在军机处任职二十余年，这些人都是他的属员，暗通消息也在情理之中。此事若严加审讯，不难查个水落石出。
不过，朕自即位以来，一再包容张廷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这事遽兴大狱也大可不必。但有一点必须搞清楚了，朕绝非可以随意朦混了事的人，且张廷玉摺内于汪由敦不涉一字，明系避重就轻，其荐汪由敦，非以爱之而实害之也。
如今汪由敦已经被革职留任，张廷玉也自请交部严加议处，那好，就交付廷议，看看大臣们作何公论。
皇帝定了调，大臣们当然心领神会，廷议结果是“张廷玉除不准配享外，应革去大学士职衔并伯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
对此，乾隆很是满意，说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至谢恩，而尤在于面请配享”，试问他为何非要朕“一言为券”？明摆着就是信不过朕，这才是朕最生气的地方！
试想太庙配享的都是功勋卓越的元老，张廷玉何德何能，有何功绩，可以和那些元勋相提并论？
鄂尔泰还算有平定苗疆的功劳，张廷玉所擅长的，不过是谨慎自将，传写谕旨，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罢了！
说到这里，乾隆总算把自己压了多年的真心话说出来了：“在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请，有是理乎？”
骂也骂了，真心话也说了，感觉舒畅的乾隆又开始扮好人，说张廷玉虽然不配配享，但看在他是耆旧大臣并蒙皇考隆恩异数的份上，这次也不跟他计较了。
说到底，配享是先皇所赐，这个朕不能改，但伯爵是朕所赐，张廷玉既对朕毫无感情，那也不必给他，“着削去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身后仍准配享太庙。
至此，张廷玉乞休与配享之事算是告一段落。
（节选自金满楼：《皇城秘史：乾隆和他的妃子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