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狗或写猫或写猪等动物的小说，没有一个是思想完全雷同的，汉语写作的作家里，写猪写得最好的是王小波。电影忠犬八公的编剧也不错，吴承恩当然也很厉害，至于姜戎的狼图腾在十名之后。有人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它短，却不单薄。我这样说当然是在静态下，不是那种透着逻辑狡猾的拌嘴状态下，你甚至可以说我放屁。但是不是它就是顶级的或是绝伦的，那也不一定。不一样的特质是超越，只有这样，那不一样才有文学意义，要不然为何大家都知道那么多笨猪呢？特立独行就是想超越想背叛，挣脱大家圈定的文学词汇定义，给一条猪写出精灵的美感。

这里面的背叛并非是毫无原则的怀疑，比如说，你不能怀疑骡子可以生崽，那是相对论意义下的相对正确。若想打败这些，你先打败相对论。那么什么是可以怀疑的或是可以背叛的？凡是常识以外的文论都可以背叛，就像那条猪。原因很简单，文学这东西是个没有最终目标的没有既定框架的东西，从文学的原点出发，有无限的可能性来表达你无限的情绪。

那么既然要背叛，那么文学的目标为何会有人朝拜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背叛就没有进步，谢有顺同志有相关论述，就不多说了。需要补充的是，汉赋彻底背叛诗经，唐诗彻底背叛汉赋，宋词彻底背叛唐诗，这是文化史上多么伟大的事情。但，等等，五绝无韵行不行？七律出律行不行？满江红代替菩萨蛮行不行？减字木兰花比清平乐差点行不行？怎么不行呢？盘古混沌那种辉煌时代，甲骨文都是一种欺师灭祖的背叛呢，被黄金石头砸死或用凤凰叶子烧死的那些背叛者只因了没有像欧洲中世纪烧死布鲁诺的字母记录一样没法子有任何痕迹罢了。还有呢，文字的背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没办法去维持老祖训诂，甚至在当权者自己的推动下给人惊喜。尽管那可能不是什么可叹的东西，尽管有时候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总有两个字：背叛。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僵而滞，并不为历代书家推崇，但你不能否认那也是一种审美。范增不是传承衣钵了吗？乾隆有很多田黄石印章，他不在乎其他书家和藏家在大家条幅立轴上盖印的小心翼翼，大喇喇就显摆了自己。恶俗归恶俗，但那种并不愿意守规矩的盖印之法并不纯粹是王权至尊的心理，大概出秀作怪的背叛口味是一定的。

在背叛冲击的道路上，横亘大虫足迹是常有的事情，但存废有心，不愿妥协的人总在路上。大约荆棘越多的地方奇异的花儿也多，歌声也多。其实也没什么，刨除那些虚妄之心，背叛作品和自己的魂魄相互交映也是一种畅快。当自己老了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曾经的作品，那不是垃圾，不是臭鸡蛋，多少有些牛逼哄哄的味道，就算死了那驱壳喂狗，喂鹰，喂鱼或刻进石头假装不朽，那都是无所谓的。我喜欢的特工007肖恩康纳利说“人是为体面地死去而活着”，道理就是这样。那么，问题来了，背叛是绝对的拒绝和疏离吗？我觉得不是，甚至认为背叛是相对的基础条件认同。大概小说的概念五花八门，那些牛逼哄哄的身份和硕大无朋的脑袋给人错觉，觉得某些人一句顶一万句，顺从听话照搬成为一种态度。而另一个极端是绝对排斥和疏离，并不认可名家大家的毕生文论，这是大家有限论的另一种极端看法。这对文学的背叛都是伤害。

小说曾经被赋予教化功能，被一些评家想当然地贴上标签说有教育意义，这大概也是那条猪深恶痛绝的。这说明什么呢？狭义地说是评家的小说思维脑洞太小，没有比那条猪更深邃的眼光看待作品从而词穷从而无以为继，于是觉得阅读者有被教育的义务，这种人很可悲也很可怜。广义地说，这类思维是对文学审美的粗暴理解，是对有钱就上的妓 女哲学功利主义的另样诠释。若要追本溯源，那将是一场浩大工程，但从最容易理解的教科书删减修改这条明线上，不难看出欺骗教育在某个时期某个阶段是自上而下的功利选择。草根写手从最朴素的情感出发，并不深究一些素材和基础案例的深层次意义，观察思考以及动笔写作的角度和高度不可避免就有了飘起来的危险。所谓未曾动笔已经落败，思维已经落在那条猪三丈远之地。

背叛的意义可能在思维严谨的小说人看来是顺利成章的，没有任何疑问。那些未曾成名的大师们在阅读层次上会去读典籍善本，而不可能只是唯一的传讹心灵的鸡汤读物。从源头上避免自己所背叛的文论是个伪命题，成为大家也就有了必要条件。千人之诺诺必成庸人，一人之谔谔或成大师。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去阅读善本或孤本典籍，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但阅读的成色是为了自己的颜色，但对于慵懒的人来说甚至可以依靠谷歌百度来观察文学人生是及其可悲的事情。不要说背叛了，阅读障碍能消除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除罢笨猪一样的文学庸人，那些自诩聪明甚至比那条猪还要聪明的人是令人佩服的，至少他们的眼界并没有低到尘埃，至少脱离了盘古洪荒的异域。但值得警惕的是文学美感的养成也不可避免会有很多歧路。这种隔靴搔痒的规定只说明文学赛事的组织者过于聪明，把法律调整的事情纳入文学范畴来规范。而且，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概念定义用侮辱写手的方式规定出来，这大概就是聪明文人的所谓聪明做法了。但从最根本的理解上，那是对文学背叛的极大反动，是扼杀文学思维的罪魁祸首，是可以呸一下的。

背叛的文学观点在当下并不是奇谈怪论，早就成为包括那条特立独行的猪在内的有思想的小说人共同的默契。从古希腊十大悲剧典籍到汉文学的历史演变，几乎都是从背叛上着眼。没有一部传承至今的典籍是附庸曾经时尚的，沉淀下来的都有背叛烙印。甚至有的作品之背叛几百年来仍不为时尚所容纳，比如金什么梅。有的则不能立足本土，比如拉什迪，王小波。有的被囚禁经年，比如索尔仁尼琴。由此看，文学的背叛并不仅仅是笔触的倾向，而是历史观和政治论的无奈出口，有点仿若喝高了玩大了的感觉。

有一本书叫《日戈瓦医生》走在了背叛的边缘，但被容忍了；有一个小说叫《温故1942》几乎就是比较文学的最前沿试验品，也被容忍了。但这种背叛之路是最脆弱的，随时都会被扼杀，于是荧屏上的宫斗和抗战神剧一直占据毫无背叛风险的眼球，被逼着看的结果是不看。或许背叛一直被真正的文学人关注，一有缝隙，这朵小花就会倔强地盛开。它不忌惮那些杂草的兴旺和恶鸟的虎视眈眈，只因为开出自己的嫣红是自己的态度，被淹没或被叼啄没什么，因为它有被淹没或被叼啄的价值。

最后我要说，我或许是猪，可能不是那条特立独行的猪，或许我会上树。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

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

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

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