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纽约证交所董事长范而霖（新华社资料图)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日子里，资本市场一些投资者朋友自然而然怀着崇敬与喜爱情感，深切怀念这位引领共和国踏上改革开放里程、改变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一代伟人。谈起“小平同志”贡献，大家不免与我讨论起一个有趣而严肃的话题：邓公为什么在中国开股市？

这一话题打开了沉重历史之窗，让时光穿越闪回到我30年前采写报告文学《上海：股票冲击波》的珍贵记录：一枚流光溢彩的精美绝伦证章，一张印有象形文字的淡绿色飘香股票，各自代表不同象征、拥有独立概念，却承担起历史性神圣使命，成为沟通与连接北京与纽约华尔街的媒介。

那是1986年11月14日，“中国改革进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宽敞而富有东方情调的会客厅里，向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的华尔街大亨们伸出了欢迎之手。老资格中国领导人带着浓重四川口音，向“世界金元帝国”巨子们娓娓而谈“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敦促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知识且精明强干的美国朋友放大胆子，鼓足勇气，来中国投资。

这些不容易被打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显然被邓小平迷住了，对他所说的话感到高兴，并且“对他的权力和眼光有几分敬畏”。雄踞于华尔街金字塔顶端的董事长约翰﹒范而霖先生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送给邓小平，佩戴这枚别致证章可以在戒备森严的纽交所通行无阻。范而霖先生的美好愿望是十亿人的领袖有机会到华尔街那座大理石城堡去看看。作为回赠，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把一张面值50元飞乐股票送给范而霖先生。这张诞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股票，成了华尔街大亨东方之行最珍贵的礼品！

▲邓小平回赠的这张是新中国首批公开发行的“小飞乐”股票

范而霖先生在北京与邓小平会晤后来到他东方之行第二站、“有着纽约的空气”的上海，他对这座城市感情上的最大依恋是“看看中国第一家股票市场”。轿车沿繁华南京路驶向静安寺，戛然而止在一间不足3米狭小门面前。范而霖先生在时任上海市人民银行行长、后任交通银行行长李祥瑞陪同下走下车来，他眯起眼睛细细打量面前这间敞开着门、显得过于简陋的小屋子，就像高明鉴赏家在仔细玩赏一件精致艺术品。

这就是有着1200多万人口的远东大都市股票市场？一间不足12平方米营业厅，齐胸高柜台，墙壁上一块一米见方的电子屏上显示着标价，只要数十人就能将这里可怜的空间给全部挤满。如果把这个股票市场搬到纽约证交所那拥有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主要交易厅去的话，它还没有厅中一个U型交易台十分之一大。一个巨人，一个侏儒；天平无法衡量，标尺失去公用。这就是东方的现实、东方的特色！

“你是世界上最大交易所主席，到世界最小交易所来访问。”中方陪同在外交辞令字典里搜寻着准确而幽默的词句，想在“最大”与“最小”之间染上点人情色彩。

范而霖先生含蓄地笑了：“你们比我们开始时的露天交易要好得多，我相信你们的市场会早日发展扩大的。”他问市场经理黄贵显：“我能不能在这里办一下过户手续？”

▲范而霖（右)来到当时狭小的上海股票交易营业厅

“过户？”在人们惊诧中，范而霖先生掏出一张飞乐股票。原来，这张人民大会堂的礼物票面记名是周芝石，范而霖先生不具备所有权。站在一旁的李祥瑞下意识地盯着这位同行，心里直赞叹他的精明劲。

“来，用我的名义过。”李祥瑞边说边让黄贵显把那张股票从周芝石名下过给自己，再过给范而霖先生。李祥瑞在股票上签下具有个性风格名字后，范而霖先生举起这张业已生效的股票，风趣地说：“我现在是飞乐公司持股人，公司明年开股东大会时别忘了通知我，我来参加股东大会！”

▲当时的转让记录

邓小平会见范而霖先生一行，是极平常的外事活动。然而，善于捕捉新闻背景材料的外国记者却发掘到这样的事实：中国上海、沈阳、深圳等地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金融革命”，绝迹30多年的股票再度降生，以其不可抗拒神奇魅力撩拨着亿万中国民众的投资心弦。他们在传播信息时巧妙作出评价：外交官们说，邓小平对华尔街代表团的讲话等于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即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中国政府决心推进经济和金融改革，包括银行改革。

回望这段历史，并不是像讲故事那样轻松，因为这是在当时背景下东西方金融界寻求合作发展的一次禁区突破，备受国内外关注。如果将时间再朝前推移10年乃至20年，华尔街老板——那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代名词，属于“彻底砸烂”、“遗臭万年”之列。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华尔街握手，使股票在黄浦江上空飞舞，这个“怪物”在中国经济改革伟大历史进程中恰如原子核裂变，蓦然间升腾起一朵耀眼炫目的蘑菇云，人们凝视着这朵神秘莫测、绚丽多彩的金融云状，留下一片不尽情思：邓公为什么在中国开股市？股票，什么是你的中国命运？

思考一：到底是搞股票还是搞储蓄？金融专家李祥瑞思辨认为，金融业民间游资恰如深居蛰伏于深山老林的猛虎，一旦失去控制就会造成经济社会生活巨大创伤。从民众承受心理看，西方倾向于搞股票，东方倾向于搞储蓄，这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不同文化价值和心理素质在金钱投资上的差异，其带来的结果截然不同。形象地说，储蓄是“开门养虎”，老百姓将沉淀资金存在银行里，作为一种看不见的购买力，就像一只伏在暗处的猛兽，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随时随地一跃而出冲击市场。而大众把钱投资于股票，需要兑现就必须到股票市场去出售，前提是要有人买。对国家和银行来说，不需要对百姓投资的这些固定资金富有直接兑现责任而可长期使用，这就等于给猛虎罩上了一只铁笼。金融风潮无情残忍的巨大摧毁力昭示人们，必须慎之又慎对待民间游资，养虎必须有笼！

思考二：为什么追求“跳黄浦”的诱惑？时任延中实业总经理周鑫荣的心理轨迹耐人寻味。他经营管理的公司原是陈旧街道简陋破屋里的小小服装工场，工人大多是家庭妇女，一天辛苦工作8小时报酬7毛钱。面对贫困，解放前在上海当学徒的周鑫荣眼里冒火，也捕捉到希望之光，发现市场上晒图机供不应求就决定生产，带领职工艰苦创业、开拓市场，使企业顽强走出峡谷地带，一跃成为上海名闻遐迩最富集体企业之一。面对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缺口，发行股票集资的大胆尝试绘入公司发展蓝图。他们能获得国家银行贷款且利息要比股东红利低得多，但发行股票使公司与1.8万名股东建立起血肉相连关系，获得的是经营好企业回报股东的压力与责任。周鑫荣说：“如果企业经济管理不善，难见江东父老，我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跳黄浦去喂鱼虾。”

思考三：股票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老经纪人吴仕森翻开他珍藏的中国征信所编的《华股手册》，介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有大量股票上市交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初，经济财政两部令准施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营业细则》计14章94条，对股票交易有较完整而严明规定。他与另几位老先生认为股票市场并不是坏东西，主要是由于解放前中国股票市场大多由外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在幕后操纵投机，加上政局不稳等要素造成股市大起大落，把名声搞坏了。现在国家应该运用股市筹集社会资金，广开投资渠道，加强市场调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思考四：东方需要华尔街吗？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叶，一个由柳亚子先生鼓励支持成立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同仁们就鲜明地划下了历史性句号。他们从黄浦滩路（即今外滩）、九江路、北京路、宁波路、天津路、河南路作实地勘查，发现单是设立在6条路上的金融机构总数已有180余家。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这6条路“称之曰上海的华尔街，谁曰不宜？”历史似乎开了个大玩笑，半个世纪后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严峻课题：东方需要不需要华尔街？社会各方人士达成共识：东方需要华尔街！

邓小平人民大会堂会见华尔街大亨至今已有30多年，中国股市一路走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邓公为什么在中国开股市？今天回味“小平同志”当年壮举以及引发社会各界的一系列思考，对中国股市以及参与各方如何不忘初心、进一步规范运作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也许不无醍醐灌顶的启发警示！（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