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懂猪周期,养猪心不慌!影响猪价走势的5大因素

我国是全球最大生猪养殖国家,每年的生猪出栏量达6亿头。作为我国最主要的消费肉类,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过于剧烈,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造成较大影响,因而生猪价格的运行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影响我国猪价的五大因素是:趋势因素、周期因素、季节因素、偶发因素、货币因素。其中,趋势性因素影响长期猪价重心移动;周期性因素导致价格中短期波动;季节性因素是需求和供应在一年内的规律性变化;偶发性因素通常只能引起短期的影响,影响程度较大的偶发性因素也只是延后周期,而不能扭转周期;货币因素往往影响的是价格波动的幅度。

(一)趋势性因素:

猪价重心中长期上移饲料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的上涨趋势将导致生猪价格重心不断上移。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使得我国粮食价格中长期将呈现上涨,这也决定了饲料价格上升的长期趋势。打工收益提高,导致生猪养殖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而需求在未来5年仍将呈现上涨趋势,其中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主力军。未来,我国生猪价格(以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将保持上涨趋势,因此每次周期性下跌的价格底部理论上将高于上次周期底部。

(二)周期性因素:

盈利预期、资金约束是供应的决策因子。

1、“产能超调”导致猪价周期性波动。猪价周期性波动的本质在于,由蛛网模型所解释的产能超调引起的,即在养殖亏损期淘汰产能而养殖高盈利期增加产能。而之所以产能调整往往是“超调”,主要是由生猪市场特征决定的:我国生猪市场基本是国内封闭的和完全竞争的,政府的价格调控作用有限;养殖具有周期性,当前补栏、淘汰决策不能同时反应到终端供应,因此供应调整是滞后于价格的;活体出售,养殖户无库存。

在理论模型下,猪价的周期长度是由生猪生长周期决定的,由于从后备母猪补栏到增加商品猪供应需要18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猪价完整的运行周期长度为3~4年。

随着互联网向农村的渗透以及多元化资金对养殖行业的支持,我们对养殖周期的理解进行了补充:

(1)盈利预期与资金约束主导养殖户周期性进入退出。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渗透,越来越多的养殖信息和价格分析、行业会议信息等传递给养殖户,养殖户逐步开始主动预期后市价格。但一个硬约束是资金,养殖户或企业不会轻易淘汰能繁母猪,但亏损期持续时间越长,周转资金越紧张,可能面临着被迫退出的局面。饲料企业提供小额贷款、银行信贷等资金的流入增多或者收紧,都会影响到养殖户的决策。因此,如果资金方面对养殖户的预期构成同向支持,周期的长度会延长,尤其表现为拖长底部。

(2)规模化不会改变周期规律,但波动幅度缩小。补栏缺乏理性的散养户大量存在,是造成生猪价格波动幅度加大的原因(常常存在“追涨杀跌”的现象),规模化养殖比例提高会减弱猪价波幅,但是不能改变周期。

2、母猪存栏量是决定周期的前瞻性指标。能繁母猪实际上是生猪养殖行业的在产产能,由于能繁母猪的增加将使得10个月后商品猪的供应增加,因此,其存栏的变化会对未来猪价产生滞后的影响。但由于从能繁母猪存栏到商品猪供应过程中会受到母猪生产性能、疫病、天气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剔除母猪存栏的生猪存栏量的水平,将以更近的链条显示出对其5~6个月后的生猪供应。因此,大周期方向、价格顶部及底部区间由能繁母猪存栏量决定,而生猪存栏对价格中期波动时间点预测的准确度相对较高。

3、养殖户行业退出—进入行为分析。

(1)专业户、小规模养殖户资金链脆弱。一般而言,专业化和中小型养殖企业利用自用资金和一部分银行贷款完成固定资产和母猪投入,利用饲料厂赊销和肥猪循环出栏来保证流动资金运转。本文认为,一旦生猪价格低于可变投入,养殖户就将面临资金难题,饲料厂不再赊销而要求现金交易将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

(2)大型规模养殖场面临调整型退出。专业户、中小型养殖场采用策略性退出和大型规模场的调整型退出。在实际操作中更多的是影响后备母猪产能。比如,大型规模场一般在猪价低迷时,提高母猪生产性能要求,快速淘汰高胎低产母猪后用自产种猪填补。

(三)季节性因素:

消费与生产活动均表现出季节性规律生猪价格运行的季节性受到每年同一时期的供需状况的影响,既包含消费的季节性又有生产季节性。本文利用统计方法找出季节性系数,对应7、8、9、12月至次年2月,需求拉动力比较强劲。而3、4、5、6月消费较为疲软。

(四)偶发性因素:

疫病、政府调控影响供需边际偶发性因素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生猪总存栏量下降(如疫病、自然灾害),或者直接导致终端市场供应或需求的增减(如国家收储、放储,猪肉进口等),因而可能会引发猪肉价格产生非常规性的波动。偶发性因素严重时,甚至可能会扰乱周期运行。

1.疫病助涨助跌,但是不改变周期。疫病的发生一方面可能直接导致生猪的死亡,另一方面可能引发养殖户短期恐慌性出栏。一般而言,疫情持续的时间比程度对生猪养殖影响更大;疫病不改变周期,但是会加速去产能,助涨助跌;疫病暴发也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与母猪使用周期(高胎次母猪抗病性弱)和猪价下行时,养殖对防疫管理减弱有关。

2. 国储肉收放、进口等是调控终端市场的直接手段。我国年均猪肉消费量在5000万吨以上,中央储备肉最大储备量约在30~40万吨,进口量在100万吨以内,因此对猪价的中期影响很小;但由于进口猪肉、储备肉的投放较为集中,对生猪市场短期内仍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本文认为未来行政性干预将更多地转向于市场化调控。此外,中央政府对于生猪标准化养殖和能繁母猪养殖还有一定量的补贴,其中能繁母猪补贴对于保持母猪产能有较大作用,也是政府调控的最重要手段。政策性补贴通常通过影响养殖户预期实现对猪价的影响,如能繁母猪补贴可能在猪价下行过程中使养殖户减缓淘汰,在猪价上涨过程中使养殖户进一步扩大产能。

(五)货币因素:

扩大或抑制猪价波动幅度货币与流动性因素会影响猪价的波动幅度。货币投放量增加会对猪价产生滞后推升作用(1~2年),具体而言,当货币投放量增加,如果此时猪价处于上升周期,将扩大猪价涨幅;如果此时猪价处于下降周期,将抑制价格跌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