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除了“三杨”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 杨姓上将是谁!

2018-04-16 09:05

杨至成1903年出生在三穗县城郊的一个侗族家庭。1919年在贵州甲种农业学校学习期间,曾参加过贵州学生声援北平青年“五四”运动的爱

国游行活动。农校毕业后加入滇黔联军准备北伐。

1926年3月,在广州考取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在军校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人中国共产党,接着在贺龙的二十军任连指导员。8月1日,参加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在作战中右腿受伤。同年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连长,在反“进剿”作战中腹部受伤。

1929年后,历任红4军、红12军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

1938年冬因病到苏联就医,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46年1月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组织领导军工生产。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保障。

红军“大管家”

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进行整编,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直接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军队后勤领导工作,开始从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军队后勤工作。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转战井冈山根据地,长期的对敌斗争使杨至成深深地体会到了军队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时,创建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口少,经济落后,红军兵力薄弱,装备差,红军为了打退国民党蒋介石、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的不断封锁和进剿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就在杨至成任井冈山留守处主任后,面对根据地内粮食紧缺、弹药紧张、医药卫生用品贫乏的严峻形势,他就已意识到了后勤物资保障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担任红四军副官长后,他首先就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带领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制了4000多套军装,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

从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杨至成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的被服、粮秣、饮食、财务、武器弹药、医疗卫生用品等后勤物资

的采购、生产和供给。在这一时期,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军数量日渐增加,加之根据地的地方财政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难以保障红军部队的需求。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指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增加收入。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兴办了一批后勤工厂,同时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根据地的军工企业蒸蒸日上。通过已经建成的几条运输补给系统,源源不断地将后勤支援物资运往前线,将伤病员运送回后方进行治疗。这些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4年10月,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杨至成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担负起打通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供给后续部队的重任。他率工作团的同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搜集信息,耐心细致地做当地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食、物资、弹药、药品等供给部队,使红军能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尽可能的物资保障。

长征到达陕北后,杨至成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后勤部长、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后勤物资的保证使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取得了胜利。1937年6月,杨至成任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担负起了建设陕甘宁边区与保卫党中央的重担。

1938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杨至成和一批同志到苏联治病、学习,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苏联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理论上和军事上的深造,系统地学习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西方近现代史》及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后方勤务学等,还参观、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他从内心感到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的高素质的军队,就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才,而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要有正规化的高水平的培训基地,军事院校就是重要的基础设施。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革命胜利后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先进的、有规模的工业,是绝对不行的。这对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对他以后继续从事后勤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增强了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

1946年1月,赴苏学习达八年之久的杨至成回国,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部长。为适应解放战争时期以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为主,战争规模大、后勤战略物资消耗量大的特点,杨至成认为,没有充足可靠的、源源不断的后勤战略物资作保障,就无法保证战争的胜利。

他常常告诫下属工作人员:“我们名为后勤,其实有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去,只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已经是不够了。现在打仗,后勤有时还得起先锋官的作用。”因此,他狠抓后勤建设和后方基地的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军工企业。他还经常深入前线,进行调查研究,并把自己长期搞后勤工作的经验及留苏学习的理论同战争实际相结合,逐步向后勤工作的现代化、正规化目标迈进。充足的后勤战略物资的保障为辽沈战役及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为此,在参加1948年12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杨至成领导下的军需生产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高度评价。

东北解放后,东北野战军(四野)入关,先后进行了平津战役和进军中南的战斗。杨至成先后任华中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建立了几十个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和学校,帮助地方接收、巩固和筹建了几十家工厂企业,保证了军队的后勤供应,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中南六省后来的剿匪建政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供给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抗美援朝的三年中,仅中南军区后勤部就先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抽调组建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50000多人,同时调运各种军需物资27万多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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