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秘境敏感”的人群扎堆去古巴之前，2010年前后抢着去缅甸的人也不少，原因是，缅甸开放了， 再不去就晚了，游客就多了，看不到独家秘境了。巧的是，半个世纪前，有个叫诺曼·刘易斯的英国人也这样想。
诺曼·刘易斯 资料 图
1951年，诺曼·刘易斯急切地前往缅甸， 一部分源于他对于“远东”的迷恋，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于这一地区未来政治形势不明朗的担心， 他害怕古色古香、魅力迷人的传统面点香消玉损。
诺曼·刘易斯是谁？在中文世界里，他很晚才出现，然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在英语世界他是以擅长写“东方游记”著称的畅销书作家。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对他赞誉有加。他做过记者，也曾是情报部门的宠儿，视角总是兼有积极观察的热情和冷静的气质。
刘易斯的二战后的那不勒斯的《Naples ’44》，写殖民统治下的越南的《出云之龙》，写印度的部落民族《A Goddess in the Stones》，写西西里黑帮的《荣誉社会：西西里黑帮观察》，到了85岁，他还出版了写印尼的《东方帝国》。90多岁时，刘易斯还在各处游玩，不安于室的基因决定了他一生步履不停。
在缅甸，刘易斯的脚步走过仰光、丹老、曼德勒、腊戍、南坎、八莫、木姐，深入北方掸族和南方腹地的地界，还有缅甸的象征仰光大金塔和伊洛瓦底江。相比那些“一想到缅甸，除了’象牙，来自勃固的木材、锡矿、石油，以及马达班的罐子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的东印度公司代理商”，刘易斯对于东方文化的偏爱显而易见。他称颂南坎的巴朗族服饰，仔细描写衣服的设计、裁剪和缀饰，并且大加赞叹，认为“与这样高贵大方的服装相比，大部分欧洲服饰看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玩偶般不值得一提了。”他赞美身配刀剑的掸族山民，赞美他们极富感染力的文身，他认为“他们的血肉之躯无论露出哪里，都仿佛穿着高级羊毛编织的紧身衣。”
刘易斯的旅行年代，火车、飞机、汽车足够助人远行，但大众还有很多未偿涉足的地区。刘易斯的运气很好，他的对景抒情还来不及变成陈词滥调，因此都显得很真挚：“每天早上，火车启动之际，便会产生经久不衰的愉悦，阵阵香气从森林里暗藏的开花灌木中涌动而出，川流不息，你不见其影，但它就在层峦起伏的丘陵那边的某个地方，或者就像央米丁，香气就簇拥在镇口处。”
缅甸乡村
刘易斯也去到缅甸与中国交界的市镇，如木姐、八莫，所以能够从书中一窥中缅边境中方华人的生活状态。这种观察，并非正面交锋，反而摩擦出神奇的效果。因为他，我们看到半个世纪前的中国边民们，讲着“生气勃勃”的英语，满嘴都是电影里的美式英语，一张嘴便是枪战电影里的行话：“嘿，你是在开玩笑吧？”
刘易斯不像奈保尔和保罗·索鲁，一路上与身边人纠缠，观察他们，一边对人性发出沉痛的哀叹。他的好奇总是带着点轻佻，热情中透着猎奇，不太关心升华和提炼。他不仅是一个讲故事高手，还是个很好的对谈者，让人很想和他面对面听他讲，缅甸人到底为什么对外国人持一种隐秘的怜悯态度，还会说“两头外国人”这样带有冒犯语气的话，因为神奇的表达魅力，他即便不当作家，也一定是个出色的酒保。
作为一个生活在1930年代大萧条年代的人，刘易斯也不是没尝试过各种谋生方式。他做过婚礼摄影师、雨伞销售，进过拍卖行，还当过摩托车赛车手。不过决定他一生气质和职业走向的，却是在情报部门服役的经历。二战期间，他受聘为英国情报部门，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工作。他对于盟军占领意大利期间的描述，悉数呈现于《Naples ’44》真本书中，每日电讯报称其为“关于二战最好的一手记录之一”。
刘易斯以反对传教士的立场著称，尤其对美国的福音派持敌对态度。这种立场和态度可以在其作品《The Missionaries 》中体现，这本书的副标题是“God against the Indians”，记录了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在南美和东南亚如何逼迫原住民改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奴役。1968年，在一趟巴西之旅后，他为《星期日泰晤士報》撰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巴西的种族灭绝》，这篇文章直接促使国际原住民权利推动组织“Survival International ”的成立，刘易斯自己表示这是自己所有努力中“最值得的一件”。
刘易斯对于原住民的同情直接导致他的旅行日志中很少出现无情的嘲讽，相反，他在《金色大地》这本书中深情地对比“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普通缅甸农民”和“在西方工厂里上班的寻常工人或办公室职员”，他认为缅甸农民是更成功的人类，“他的工作具有创造性，不必打卡上班，不必墨守成规，拥有大量休闲时光，他可以老练巧妙、津津有味地度过这美妙的时光。仅仅从闲暇角度考虑，在填写优惠券与饲养自己的斗鸡之间，在周日下午板球赛场上观看四分打和六分打与热血沸腾兴高采烈地观看三天表演之间，实在是天壤之别。”就想问问在这两种人之间，大多数人自我对号哪一种呢？工作的创造性、闲暇时光的多寡，是遵循自然法则还是鼓励不必要的消耗……今天人们的痛点与半个多世纪前的人类真没多少差别。
《金色大地——缅甸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