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侦查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美国警方竟然仍沿用着一批70年前制作的侦探教具？究竟是怎样的教具令他们如此“恋恋不舍”？今年年初，一场名为《谋杀就是她的兴趣：弗朗茜斯·格莱斯纳·李和她的“果壳”里的谋杀案》的展览在华盛顿落下帷幕，展示的就是这批古董级的教具，而它们的制作者是被誉为“法医学教母”的弗朗茜斯·格莱斯纳·李。

不想当家庭主妇

1878年出生的弗朗茜斯·李家境殷实，父亲伊利诺斯·约翰J·格莱斯纳是美国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副总裁。自小，弗朗茜斯·李和哥哥一同接受家庭私塾教育。而他们的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家具收藏家，这让弗朗茜斯·李自小对家居陈设十分感兴趣。在那个时代，室内场景的娃娃屋制作是未成年女性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女孩们必须亲手制作娃娃屋，在锻炼手工技巧的同时学习如何收拾屋子，为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打基础。

图说：弗朗茜斯·李与她的模型 图GJ

尽管对家居陈设感兴趣，但弗朗茜斯·李并不想成为家庭主妇，相反她对法律和医学以及它们的交叉领域有着十足的兴趣。弗朗茜斯·李从小就偏爱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那些故事里跌宕起伏的情节教会她不能忽视调查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后来，哥哥进入哈佛大学主攻医药学专业，弗朗茜斯·李也希望学习医学或是法律。但在那个时候，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件有些怪异的事情，在弗朗茜斯·李的父母看来，“一名合格的名媛不应该上学”。父亲更是以女性不应该接触有关人体的知识而拒绝了女儿上大学的请求。弗朗茜斯·李只得在家中和女性亲属学习室内设计、金属制作、针织、刺绣、编制和画画等手工制作技艺。

一次度假中与兄长的大学同学乔治·伯吉斯·马格拉斯的聊天，为弗朗茜斯·李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马格拉斯也是哈佛医学院的学生，热衷于探究死亡原因，而这也正是现代法医学的雏形。马格拉斯在旅途中给弗朗茜斯·李讲述了许多他在研究中险象环生的经历，他的研究在当时并不时髦，甚至有些诡异，体面的绅士唯恐避之不及，弗朗茜斯·李却听得着了迷。

当时，“法医学”这门学科才刚刚起步：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验尸官主要通过选举产生。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门外汉，原本从事着与验尸毫无关系的职业，甚至不需要有医学基础。当时的美国警察也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在案发现场搜集证据和保存证据的培训，他们确定死亡原因往往只是基于经验推测。这意味着，很多关键证据常常被他们忽视，或因处理不当使案发现场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1877年初，美国掀起了呼吁提高医学专业素养的浪潮，一些医生和训练有素的法医开始逐渐取代了传统选举产生的验尸“门外汉”。这股风波持续蔓延。而在马萨诺塞州，哈佛大学一直处在这一运动的最前沿，对谋杀和探案颇有兴趣的弗朗茜斯·李也一直试图着参与其中。

将钱投入法医学

哥哥意外早逝，弗朗茜斯·李继承了家族的大笔财富。在美国富足全盛的镀金时代，弗朗茜斯·李完全可以以社会名媛和家族继承人的身份悠闲度日，但她并不甘于这样的身份，而将由继承获得的大笔财富投入了自己钟爱的法医学科建设。

法医学的起步让弗朗茜斯·李欣喜，但她也看到了法医学的种种不足。她认为，真正的法医学应当具有更加完善的医学基础。1931年，马格拉斯被任命为波士顿的验尸官，并开始着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建立一个法证科学实验室。弗朗茜斯·李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同年她就拿出大笔钱，联手马格拉斯，帮助哈佛大学建立起了全美首个法医学系。从那时起，年过半百的弗朗茜斯·李成了一名不知疲倦的法医学倡导者，致力于教授学生寻找真相的科学方法，即使她从未接受过相关的正统教育。1934年，她又捐赠了超过1000本书籍和珍贵手稿，并由此成立了马格拉斯图书馆。

图说：真实反映犯罪现场的模型 图GJ

弗朗茜斯·李的贡献绝不止于此，否则她就不会被称为“法医学教母”。1946年，弗朗茜斯·李向哈佛大学法医学系捐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十余个谋杀案现场模型。直到去世前，她一共捐了18个模型，涵盖了谋杀、自杀、自然死亡等各种死亡场景，这些都是弗朗茜斯·李自19世纪四十年代起每年主持哈佛大学警察科学联合会研讨会时使用的教具。这些微缩案发现场都是由弗朗茜斯·李亲自设计并参与制作的。虽然不是真实的案发现场，但为了让研讨会的参与者对尸体和犯罪现场有更多的了解和接触，弗朗茜斯·李试图实景还原并呈现大量细节。她希望来自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警察、侦探、医生和律师通过这些微缩现场“断案”，探究细节、分析案情，学会如何将每一个污渍、每一条皱巴巴的床单，甚至每个死者的头发都当作潜在的证据，认真观察和寻找，练就和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最有经验的“警长”

对于弗朗茜斯·李的这些微缩案发现场，作家厄尔·史丹利·贾德纳曾评价道：“人们在一小时内通过这些模型学到的犯罪现场调查能力，远比他们花费一个月进行文献研究学到的更多。”

到底是怎样的“谋杀手办”能受到这样的评价？

家庭主妇罗宾·巴妮思被发现死在家中的厨房里，尸体就倒在半开着的冰箱前。发现妻子被害的是巴妮思的丈夫，一个半小时前他出门前往市中心为妻子跑腿，回家后却发现厨房的门被反锁了。门缝被人用纸堵死，窗户紧闭。巴妮思的丈夫叫来了警察，强行打开房门。只见，铁制的熨斗放在案板上，刚出炉不久的烤面包仍然热气腾腾，门口的板凳上叠着一层窗帘布，一把小刀就放在上面。而巴妮思的尸体旁，一个铁制托盘和快融化的冰块散落着。巴妮思的尸体已经“躺”在“案发现场”70多年了，因为这正是弗朗茜斯·李依据1944年4月11日的一起真实案件制作的微缩模型。

类似的微缩案发现场，弗朗茜斯·李亲手制作了20件，以100：8的比例实景还原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真实案件，涵盖了枪杀、绞杀、自杀甚至意外事故。她考究每一个在别人看来微乎其微的细节：角落里的捕鼠器，脱了一半的鞋子，桌上还没洗过的餐盘，燃了一半的香烟，用玻璃纸包裹的五彩棒棒糖，与案发当天头版内容一致的微缩报纸，尸体死亡后的变色和肿胀，乃至遇害者身上的弹孔位置，都经过精心的思考和设计。而被害者的尸体因为不同死因而呈现出的状态也试图“拷贝不走样”，以便让通过模型探案的人可以借助尸斑的位置和形态判断受害者死后是否被移动过。弗朗茜斯·李常常沉浸在立体微缩模型的制作之中，精心打造每一个模型。有一次，在微型家具的木匠制作一把同犯罪现场一样的摇椅模型时，弗朗茜斯·李表示，希望模型椅的摆动频率能与现场椅子一致。而为了模拟悬吊的重量感，她还会在被吊死的人偶内部用铅粉填充。

“你没法买到现成的死尸玩偶。”曾参与模型修复的阿里尔·奥康纳说，人偶穿的衣物乃至沙发和床上的纺织品均由弗朗茜斯·李手工缝制。在她去世后，人们还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用直针和粉色纱线编织的人偶衣物半成品。

她十分谦逊地称自己是法医学界的“业余爱好者”。虽然从未奔波在案发现场侦查破案，也从未执刀解剖过一具尸体，但弗朗茜斯·李却是名符其实的最有经验的“警长”，将一生奉献给了法医学和科学犯罪侦查事业。为了表彰弗朗茜斯·李对刑事侦查技术的贡献，1943年10月27日，新罕布什尔州警方授予弗朗茜斯·李“荣誉巡警长”的称号，而她也因此成为了国际警察局长联合会的第一名女性会员。

时至今日，弗朗茜斯·李制作的那些精巧的犯罪现场模型对当下的刑事侦查依然发挥着作用。伍斯特县侦探马克说：“尽管这些模型都早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成品，但时至今日对我们的侦查研习仍然十分有用，基础还是基础。”甚至美国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的编剧也从弗朗茜斯·李的“手办”中获得灵感，制作了一集《人偶杀手》。 唐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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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微缩模型如今对外展出

在弗朗茜斯·李制作的20个模型中，现今完整保存了18个，其中一个在运输途中被损毁，而另一个在弗朗茜斯·李去世后被发现散落阁楼里，已无法被修复。在这些手工立体模型里，处处都留下了线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它们成为那时当之无愧的“虚拟现实”技术。

1992年，人们投入了5万美元用来修复弗朗茜斯·李亲手制作的这些犯罪现场模型。修复好的模型继续在每年召开两次的哈佛大学警察科学联合会研讨会上，供与会者们学习和研究，但当时并不对外向公众开放。1996年，马里兰州首席法医官办公室向哈佛大学医学院借用这18个模具，计划对其进行修复和展览。

去年10月至今年1月，弗朗茜斯·李手工制作的18个模型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第十七大街的仁威克艺廊展出。这场展览名为《谋杀就是她的兴趣：弗朗茜斯·格莱斯纳·李和她的“果壳”里的谋杀案》。

馆长诺拉·阿特金森是这场展览的策展人。为了准备这场展览，她和同事花费数月修复这些模型。修复工作就像是在做侦探，每一步都要咨询马里兰州的法医人员，因为墙壁上的胶水痕迹可能意味着某件东西掉落，每一个离开原位的物体都可能是凶杀案的重要线索。阿特金森说：“这些模型教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在当下，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数字化了。这些工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三维立体的，需要你进行全方位的细致调查，没有人能从互联网图片或是平面网页上真正了解它。”

传统手工技艺反映社会现实

弗朗茜斯·李的手工模型常以如妇女、穷人等社会边缘性人群作为受害者，所有受害者都是白种人，且常常与酒精或药物为伴，大多处于社会生活的堕落边缘。她想通过这样微妙的身份呈现方式，来澄清一种易被忽略的调查偏见：无论受害者是谁，无论他们多么弱小，都不应被随意对待。

在她的18个模型中，其中11个都在讲述女性受害者的故事，她们都死于暴力，无一例外。在当时社会，妇女常常与世隔绝，仅仅在家中生活，对女性的暴力也屡见不鲜。弗朗茜斯·李通过手工模型对当时女性现实待遇的真实反映，也被视为是妇女运动的先驱。

同时，这些模型也成为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待遇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人们可以看到弗朗茜斯·李使用十分传统的女性手工技艺参与到法医学领域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文化碰撞出了惊人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