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上刊文表示，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国家来说，巨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郑永年首先指出，近代至今，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与其说是亚洲秩序，倒不如说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秩序在亚洲的延伸。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亚洲秩序受战后所形成的冷战秩序主导。可以说，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

郑永年进一步指出，亚洲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与其同盟为支撑点的。美国的同盟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美国也与其他一些国家结成了准联盟。美国联盟体系内所有国家的安全，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延伸。中国尽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适应的过程，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今天，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这些大国是时候应该也可以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郑永年看来，目前，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国家来说，巨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他分析西方主导的亚洲秩序出现变化的根源时表示，变化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在军事方面，但较之其辉煌的过去，美国的确相对衰落了。美国的衰落主要源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是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公开承认的，过度扩张导致美国力不从心。对中国来说，苏联解体之后，尽管美国继续寻找新的“敌人”，即中国，也努力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但中国迄今有效回避了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中国没有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敌人”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没有意愿为美国“买单”，这使得美国维持其亚洲霸权的成本很高。

第二，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尤其在亚洲的崛起，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简单地说，至少在经济领域，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度非常之高，并不比欧盟国家之间或者北美国家之间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例如年增长率达到5%至6%），那么一个自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秩序的形成将变得不可避免。

第三，东盟的局限性。东盟形成于冷战期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冷战结束之后，东盟大扩张，从原来的6国扩张到10国。同时，东盟安努力成为所有大国都能在此互动的区域平台。不过，这个平台内部的整合已经遇到严重的瓶颈。从理论上说，各国都非常愿意走向更紧密的整合，但在实践层面则困难重重。在和其他大国互动过程中，东盟更感觉到其弱处，那就是东盟很难对其他大国（主要是中美两国，未来还有印度）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第四，“经济”和“安全”这“两条腿”的不协调。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和中国发展出了深度的经贸关系。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安全依靠于美国，甚至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两条腿”现象，即“安全”和“经济”。就美国来说，当美国不以中国为敌的时候，也就是中美关系稳定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两条腿”走路策略不会有重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不时地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如果中美关系转坏，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两条腿”走路的条件就消失了。

第五，区域秩序的出现。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可以定义为：这个秩序以亚洲国家为主体而构造，但不排挤其他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亚洲都有重大的利益。同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本身，都和西方有重大的利益交往。因此，不仅很难排挤掉西方的利益，而且没有任何必要去排挤。

不过，美国和西方利益在亚洲的存在，或者说不排挤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并不是说亚洲国家不能进行亚洲自主秩序建设的努力。新出现的机会不能浪费，否则永远不会有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对中国、印度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今天，亚洲的大国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的努力决定了亚洲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尽管这些国家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以己为中心或自己主导的亚洲秩序，但大国必须在倡议这样一个亚洲秩序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大国不倡议、不努力，小国即使有强烈的意图，也很难有能力去做。

中国论坛网 刘思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