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方世界以华盛顿、费城和纽约那样的宏伟建筑自夸，土耳其则以闻名世界的洗浴而骄傲。洗浴是土耳其帝国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
伊斯坦布尔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轴之一应该就是哈马姆。这里不仅仅是洗浴那么简单，哈马姆提供给男人，也给女人，特别是给女人的一个社会空间，很多重要的生活内容都发生在这里。哈马姆使他们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洁净自己，所提供的服务与现代美容沙龙、健康减肥、温泉疗养相同。在这里，邻居和朋友相会、交流，使社会关系比男人更受限制的妇女得以与家族以外的其他妇女融合。在那里， 她们经过仔细考察，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挑选新娘；新娘在婚礼之前要洗浴；婴儿在出生四十天之后第一次出门就要带来洗浴。哈马姆是聊天、说长道短和对政府部门发泄不满的地方，也是容纳多个民族、多种宗教的地方，这是伊城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方面，没有这些，他们每天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几乎没什么好奇怪的，每当苏丹征服了一座城市之后，首先建起来的建筑，除了清真寺和市场，就是哈马姆。穆罕默德二世在 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就下令修建豪华、漂亮的浴池，这是他建设和美化城市，以及“为居民提供福利、满足需要和舒适生活”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任何市镇缺少哈马姆，这会被视为少见和异常，需要有合理的解释。伊福利亚·塞利比将没有哈马姆归因于或者是这个城市太落后，或者是基督徒人口占多数。保加利亚的皮纳黑萨尔城就是这样，只有一个很小的哈马姆，因为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所以没有人需要洗浴，而城中的穆斯林人口在自己家里洗浴，对公共浴池没有需求。
哈马姆通过给百姓提供洗浴的地方，起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作用。洁净是奥斯曼社会非常核心的一个元素，具有宗教意义，而沐浴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是祈祷仪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像一则广为流传的土耳其谚语所说，“清洁来自信仰”。洗浴行业还是稳赚的买卖，作为城中居民的生活重心所在，是人们必定要不断消费的一项服务。很多威齐夫产业的重要部分就是浴池，因其提供就业、刺激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所需商品和材料的生产，而使城市经济生活更加完备。根据能力不同，男人和女人在哈马姆中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搓澡工、女浴池里的女搓澡工、搬运工、勤杂工和锅炉房的司炉。这些人都在洗浴管理人的经营管理下工作，女浴池里的洗浴管理人是女性，男浴池的是男性。浴池管理人经营浴池，是具有很高权威的人物，在浴池工作的人中很受尊敬，在他们看来他“就像法官”。很多人在哈马姆找到工作，例如，根据十七世纪中期的官方登记，位于伊斯坦布尔贝尤吉路的贝伊哈马姆雇用了十四个人，五名搓澡工、三名女搓澡工、一个勤杂工、一个司炉和四个搬运工。伊福利亚·塞利比提到有两千泰勒可和一千纳提尔在威齐夫哈马姆工作。
除了浴场内部用人的需要，洗浴行业还产生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例如，毛巾、哈马姆浴盆、浴巾、通常都有漂亮装饰的哈马姆专用木屐、哈马姆里出售的美容泥，是男女通用的，用于软化皮肤、移除死皮和头皮屑、清洁皮肤油脂和打开毛孔。锅炉里取出的炉灰可以用于生产墨水，需求量很大。因此，炉灰的所有权成为颇有争议的一件事。根据十八世纪早期对两个案件的法律宣判，租用浴池的浴池管理人与拥有浴池的威齐夫管理者之间发生纠纷，炉灰的所有权被判给了浴池管理者。哈马姆还刺激其他相关产业。例如，伊福利亚·塞利比提到有五百洗衣工在三百家洗衣房工作，有二十人在专业除渍的作坊工作。
图片来自网络。
哈马姆的重要社会地位，表现在制定与之相关的制度甚至关涉国家利益，所以规范哈马姆事务、保证其有效、卫生运营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哈马姆作为主要的洗浴地点，其本身必须保持清洁。在十六世纪早期，塞利姆一世发布政令要求官员监督浴池管理者保持浴池的清洁和热度，水要足够温暖。搓澡工工作要麻利，要有熟练的剃头技巧，所使用的剃刀要锋利。女搓澡工负责保持浴巾的清洁。违者严惩不贷。男女搓澡工在哈马姆提供洗头、按摩、剪头、编辫子的服务，要根据头发长短收费，并且，根据1640年的纳尔规定，他们要身着干净的丝质浴巾。他们不得主动拉客，尤其是穷人和外地人更不可以。他们也不得与顾客争吵。女搓澡工要按正确的程序编辫子，不得敷衍、糊弄；搓澡工在剃头的时候，要将浴巾围住顾客的脖子和前胸，以免脏水流下。搓澡工要尊重顾客，给顾客使用洁净和干爽的浴巾。尽管有这些规定，并不是每个接受服务的都感到满意。《奇迹小册子》的作者抨击洗浴管理者把浴池的温度搞得很低，毛巾和浴巾很脏。像他常常表现出的态度一样，他对哈马姆里其他方面的服务也不满意：搓澡工搓澡太用力，女搓澡工提供的浴巾不够干。不能保持清洁的会被勒令改善。十八世纪初有顾客将哈马姆卫生条件太差的情况上诉到法庭，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浴池管理者要按要求维护其管理的哈马姆。
随着人们预防疾病传播重要性意识的增强，需要维护哈马姆卫生状况这件事，到十九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公共卫生成为政府关心的一件大事，这和以前的年代比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政府在帝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及其角色转变的概念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结果是，哈马姆成为以防止感染性疾病为目的的卫生检查对象，例如梅毒，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常流行。梅毒被人们描述为“挨家挨户游荡”的扫帚星，扫荡了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地区，有的地方甚至建起了专门治疗梅毒的医院。1898年，苏拉伊德福莱特，就是国家议会，制定梅毒健康检查条例，应用在男人比较集中的公共场合，例如理发店、咖啡馆以及哈马姆，人们认为这些地方更容易导致疾病传播。雇工要每月接受健康检查，店主要保持所使用的器具干净、卫生。1915年又颁布了一项适用于卡斯塔莫努省的条例，因为梅毒在那里特别高发。在哈马姆工作的人要定期接受梅毒检查，如有发现患病的，要“离开工作岗位，强制接受治疗”。浴池管理者按规定要“使用肥皂和沸水对器具进行频繁的清洗。一个顾客使用过的器具在没经过清洗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得再给另外的顾客使用”。
一直以来，国家对秩序和安全非常重视，太多的女人出现在街上总让人感觉对秩序造成潜在威胁。举例来说，马哈茂德二世在1809年甚至因此取消了女儿的生日庆典。因此，国家密切关注人们在哈马姆周边地区的表现是否合宜。不仅仅是有女人出现的时候，需要多加关注秩序问题，因为与女人有关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年轻的男孩子们。他们也可能成为都城街上不当关注的对象。塞利姆颁布指令，男人不得在哈马姆外面或在通往哈马姆的路上聚集、闲坐。“一手领着孩子，一手拿着一捆东西”的男人，即便好像在帮助妻子的样子，也不得靠近哈马姆的大门。这被视为是侵犯了女性的空间。无论拿出什么说辞都不可以。在附近的街上闲逛，有意无意地注视，都是不允许的。为了迎合男人希望看到女人这一心理，产生了一些牟利的商业活动。针对这一现象，1594年的宣判更加生动地展现出这种有损名誉的行为所构成的社会问题。在考卡尼散希贝伊那个马哈勒里，各种私家房产被改造成博萨酒馆。他们在这里酿造博萨，以吸引聚集在这里的男人们。他们还剥掉附近房子上的木头开始烤羊肉串。当地警察每周都能收到贿赂，所以他们对所发生的不法事件置若罔闻。男人们一边优哉游哉地品博萨吃肉串，一边观看对此毫不知情的女人从眼前经过走在去哈 马姆的路上。结果非常糟糕。成群的男人聚集在街上厚颜无耻地观看穆斯林良家妇女，这自然会导致妇女们不再去哈马姆。苏丹立刻发布禁令，不得在马哈勒之内酿制博萨，任何被抓到的人都要被投进监狱，或者关禁闭。
不管女人在去哈马姆的路上道德方面有多么端正，她们在哈马姆里面却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曾在1576年向穆拉德三世上诉的那些人进一步抗议说，酒馆里的酒鬼进入妇女哈马姆，其中有一人将 一个妇女逼到哈马姆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其他妇女跑来帮忙，但是无法赶走那个男人，便只好从外面叫人将他从哈马姆赶了出去。1809 年，那是一段政治动乱时期，人们担心受到攻击而不敢出门离家。有一个女人在阿拉贾哈马姆被带有武器的搬运工强行劫走，并在哈马姆对面肉铺上面的房间被强奸。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恐惧在百姓中蔓延。女人是从哈马姆被抢走的，而这里本应是人们所能指望最安全的地方，国家已下了很大工夫维持哈马姆附近的治安。人们因此对这起暴力事件的恐惧感更加强烈。违法事件发生在哈马姆的事实，说明政府在那段时期已非常疲软，甚至达到无法保护女性群体，以及都城大街上到处存在非法和不可控制的暴力行为的程度。
安格尔名作《土耳其浴女》。
既然洁净是哈马姆的核心内容，它就不仅仅是公共浴池这么简单了。这里是社会生活的枢纽站，是支撑奥斯曼社会架构的中心柱石。人生很多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新生儿和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四十天要在这里进行洗礼。传统上讲，这是孩子第一次离家出门。洗浴与特殊的祈祷仪式相伴，洗浴本身也有固定的礼仪程序。亲属和邻居应邀参加，安排有庆典活动，并要雇用舞女和乐手。哈马姆被用来寻找合适的新娘，妇女们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仔细观察和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不仅仅是从身体方面，还要观察仪表和举止。这里是妇女们所能拥有的，既非亲属也非邻居的难得的社交空间。她们来到这里可以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单身适婚女子。保媒牵线的人会在面纱和法莱纱的遮盖下坐在浴池管理者的长沙发上，仔细观察进出温水浴池的女孩子们。在哈马姆洗浴的人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们看上哪位女孩，就会从浴池管理者那里问清楚她是已婚还是单身，然后会直接跟那位未婚女孩要她家的地址，以便日后拜访。
哈马姆还在婚礼中扮演重要角色，女孩子嫁妆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哈马姆套具，包括一些高级绣花澡巾、特制的用银线装饰的木屐和一个哈马姆浴盆。热兰哈马姆，即新娘洗礼，会在婚礼之前数天举行，双方家庭的女性成员都会参加，也会邀请其他亲属和邻居。人们给新娘洗浴，唱宗教圣歌以及传统的忧伤民歌，他们也会跳舞。女人们常常会在哈马姆里待上一整天，一轮轮没完没了地洗浴、进餐和聊天。食物是哈马姆让人感到很享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常见的食物有葡萄叶包饭、肉丸子、奶酪波利克、腌菜、坚果，甚至还有意大利酸味腊肠和派斯提（切片果脯），以及各种点心和甜品。
……
哈马姆在很多方面都是外面世界的缩影，社会分化和社会当中的政治大变动都在哈马姆里有反映。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话题，对国家事务大肆抱怨，这个环境所具有的这个特点广为人知，甚至有奸细活跃于其间，他们探听那些煽动性牢骚，并向当权者报告。这些报告会导致当事人被捕，1809年的案件就是这样。谈论政府是非的妇女被抓。耶尼色里内部的纷争甚至引起不同兵团成员之间非常公开和频繁的严重暴力事件。在哈马姆中上演的，则是妻子们的战斗。她们彼此谩骂、攻击，大打出手，与其他兵团耶尼色里的妻子争斗。带着真正的耶尼色里精神，这种争斗非常激烈，大家随意使用哈马姆浴盆和木屐作为武器。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土]埃布鲁· 宝雅 / [英]凯特·弗利特 著，于国宽 / 巩咏梅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哈马姆以这样的方式反映政治立场的不同，它同样也反映社会的分化现象。塞利姆一世规定，给非穆斯林使用的浴巾不得再给穆斯林使用；被非穆斯林使用过的浴巾要有标记。这些规定在1640年又得到重申，要求非穆斯林，无论男女，都要在浴巾上戴上一个环作为特殊记号，以区别于穆斯林。他们要在另外的地方换衣服，没有木屐，洗浴的地方也要分开。就是说，虽然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去同样的哈马姆，但是他们之间的待遇仍保持不同，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国家 一直致力于通过清楚的身份区分来保持社会稳定，要求每一个群体都要了解自己的位置，这个概念适用于所有社会分类，无论是按宗教、按行业，还是与功能有关。然而，法律的公布并不意味着总是得到遵守，或者在实际生活中总能忠实得到反映。频繁发布穿着规范的政令，说明实际上这些政令并没有实现，所以，很有可能，哈马姆中对隔离的严格规定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人们在嘈杂、混乱的哈马姆中是在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二十世纪初，虽然人们在分开的地方换衣服，但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却在同一个地方洗浴。这种混杂状况在巴斯麦杰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浴池的外间非常安静。这里有一位基督徒躺在床上吸烟；那边的角落里有一位伊斯兰教徒跪在地毯上祷告，再远一点，有一位长须及胸的，正在阅读《可兰经》，而在他旁边，有一个犹太人正在梳洗打扮。”
但是，性别上却存在着严格的隔离措施。与母亲去哈马姆的男孩只能限制在某个年龄以下，这并不是按年龄来确定的，而是根据男孩的外貌。在某个时候，当浴池管理者说类似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带你爸爸也来呢？”那么，这男孩在女士哈马姆的时光则就此打住。伊尔凡·奥尔加生于1908年，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五岁的男孩就可能会被认为去女士哈马姆是有些大了。但是，他自己却被非常强势的祖母所保护，任何来自浴池管理者或者其他顾客的反对意见都被她挡住了。与奥尔加同时代的斯帕塔利斯写道，男孩直到七岁的时候，就不再去女士哈马姆了。“按照穆斯林的理解，他们已经进入青春期， 开始对女人产生兴趣”，而女人也开始觉得这样的男孩出现在浴池中是不相容的异性了。当斯帕塔利斯本人七岁的时候，他被逐出一直与母亲同去的哈马姆。他非常失落，因为当他与父亲同去男士哈马姆时，他发现那里毫无生趣。
［本文节选自《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第七章“哈马姆——公共浴室”，澎湃新闻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