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居住在日本东京都目黑区的小女孩船户结爱（5岁）疑遭父母虐待致死。被害者继父船户雄大（33岁）及其生母船户优里（25岁）以涉嫌虐待儿童罪兼非法持有毒品罪相继被逮捕。

被害小女孩船户结爱

在随后的调查中，警察发现了一些被害者生前的练字草稿，并在被害女孩房间里发现了一只被设定在每天凌晨四点的闹钟。据调查，被害者生前曾被父母要求每天按时起床练字。而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小女孩在草稿上留下的笔迹内容。以下是日本警视厅公开的被害者生前草稿的一部分：

「もうパパとママにいわれなくてもしっかりとじぶんからきょうよりもっともっとあしたは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から もうおねがい ゆるして ゆるしてください おねがいします」

译：“以后不用爸爸妈妈讲我也会好好表现，拜托了，爸爸妈妈原谅我，求求你们了”

「ほんとうにもうおなじことはしません ゆるして きのうぜんぜんできてなかったこと これまでまいにちやってきたことをなおします」

译：“真的以后不会在犯同样的错了，原谅我昨天我没能没做好，以后我会好好改正以前的问题的”

「これまでどれだけあほみたいにあそんでいたか あそぶってあほみたいなことやめるので もうぜったいぜったいやらないからね ぜったいぜったいやくそくします」

译：“从前我像个傻瓜一样天天只知道玩，只知道玩那是傻瓜才做的事情，像傻瓜一样的事情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做了，我以后绝对绝对再也不做了，我保证我保证”

失职父母：“控制饮食是为了让她保持模特的身材”

日本警方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被害小女孩身上有多处明显的被殴打及冻伤痕迹。并且嫌疑人在审问中坦白，他们每天只给她提供早晚各一小碗汤泡饭和一杯汤。对此，被害者母亲表示，“控制饮食是为了想让她保持模特的身材”。而继父表示，工资每月入不敷出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这样做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然而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其实在死亡事件发生之前，日本涩谷区儿童保护相关组织曾上门拜访，但被嫌疑人以自家的事不想和外界扯上关系为由拒绝。

东京知事：虐童事件不断增长，儿童咨询机构体制需强化

东京目黑区的女童虐待事件也只是冰山一角。据日本朝日新闻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止去年，日本东京都周边县区埼玉县儿童虐待数12年连续增加，咨询总数达到1万3393件；栃木县通告数超过2000件。此外，日本滋贺县、兵库县等多个县的儿童虐待咨询数也呈现连续增长趋势。

面对接连发生的虐待儿童事件，日本东京都小池知事在6月8日围绕东京都内的儿童咨询机构体制强化进行了明确指示。同时，针对虐待儿童防治措施她和日本国民民主党的玉木雄一郎代表针共同提出以下五条对策。第一，扩充儿童咨询机构的人数并且强化其机能；第二，简化父母监管权的限制；第三，保证儿童咨询机构和警方的情报共享；第四，对多种亲子关系进行支援；第五，扩充临时儿童保护机构规模。旨在通过政府相关政策降低虐待儿童事件的发生率。

日本舆论：设置“职业门槛”以保证父母质量？

很多网民指出，现在这样的局面都是作为父母的失职所导致，保证孩子的衣食住行都是作为父母应尽的责任。甚至有人对这对父母的所作所为恶语相加。然而，父母的职责到底起于何处又止于何方呢？是不计报酬的付出还是尽力？

日本网友评论

对此，有学者指出，如果将“父母”视为一种职业，那么是不是应该像其他职业一样设置“职业门槛”以保证作为父母的质量，从而减少儿童虐待事件的发生。试想，如果对未婚夫妇进行婚前检查的基础上加上育儿心理检查，会有多少人接受检测，又会有多少人合格呢？

“高危型家庭组成”易导致虐儿事件发生

“船户结爱”的事件中，生母和继父还育有一个一岁的孩子，对女童施虐的是继父。据日本专家分析，这样的“高危型家庭组成”也是容易导致虐待儿童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方面，父亲宠爱自己的亲生孩子，从而导致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的疏忽。另一方面，亲生母亲就算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出于对丈夫感情以及二婚生活等方面的顾虑，也不得不和丈夫统一口径责罚孩子。至于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是因为在进化论中曾被指出的那样“人体被自动设置了一种竭尽全力促使自己的基因保留下来的机能“。

对于这种进化心理学中的标准解释，即使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悦，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同是父母的情况下，义夫母对孩子施虐的数量是亲生父母的十倍左右，同时小孩子被杀害的危险性更是达到数百倍。

日本“单亲看护权” 是主流，公共权力介入难

在日本，如果父母离婚便由一方来继承其监护权。这就是所谓的“单亲看护权”。但是仔细琢磨一下，亲子关系并不随着离婚而改变，所以这项“单亲看护权”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可言的。因此，在欧美国家，不因夫妇关系而变换的父母双方共有的“共同看护权”是当下的主流。

在这样的“共同看护权”之下，就算孩子和母亲生活，一方面保证了父亲和孩子的见面的权力，同时也要求父亲尽到支付子女教育及生活费的相关义务。然而，在以“单亲看护权”为主流的日本，父亲一方由于失去了看护权，相应的责任意识也会随之被削弱。因而导致现在只有五分之一的离婚男子支付孩子相应的养育费这样的异常情况。

最后，在日本对于虐待事件的处理中，公共权力长期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虐儿事件中，公共权力机构虽然可以通过家庭访问去进行沟通和处理，但也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介入私人空间，这样的矛盾让很多儿童保护机构“畏手畏脚”，无法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这也是现在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