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相继出现不寻常的高龄犯罪趋势，这在高收入经济体里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违反所谓的犯罪生命周期理论：

即犯罪行为在青少年时期达到顶峰，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

日韩老人犯什么罪

依照日本官方资料，近年来，每年约有22万多人被起诉，其中高龄者约4万7,000人，占了近21%。

高龄者触犯刑法的人数虽是近十年来新高，也是20年前的3.7倍，但犯罪成长幅度相对稳定，大约每年增加1~2%。

韩国老人犯罪也有大幅成长趋势。

根据韩国政府报告，同一时期，其它年龄组的犯罪率下降或保持稳定，但唯独65岁以上犯罪数增长约12%，而同时期老年人口增长率则为9.6%。

日本老人们主要犯的是窃盗罪，约占整体七成，窃盗向来是日本刑事犯罪的最大来源。

然而十多年来窃盗罪整体比例不断减少，近年来更是二战后最低纪录，但高龄窃盗犯罪却创下新高。

有别于日本老人多集中于窃盗罪，韩国老人的罪行较为多样，最多的是暴力犯，占18%，包括家暴、恐吓胁迫等；再来是非暴力犯（包括诈欺、伪造文书）近17%，窃盗只有5.7%。

引起注意的还有服刑人数，日本60岁以上的受刑人约占总服刑人数的两成，这已是20年前的4.2倍，其中女性高达9.1倍，绝大多数都是在商店顺手牵羊。

老人们的再犯率也较一般更生人为高，前者有70%，后者约为59.5%。

犯罪的经济动因

比起一般更生人因为走投无路或难忍诱惑而再度犯案，老人们看待监狱似乎有不同的观点。

部分苦于生计的老人认为，监狱可确保他们餐宿无虞，虽然失去自由，但在外的生活也不见得多好。

甚至对一些独居者来说，狱中还能认识牢友，至少有人可说话，不至于孤独死去。

根据日本年长服刑者的背景分析，约27%的亲人不是卧病就是过世、21%与家族几无联络、15%与配偶交恶导致缺乏生活费。

原来他们应可藉由社会福利系统援救，却因自己拒绝、被人遗忘或是弱势背景，转由既不治标也不治本的刑罚处理。

人年纪一大，身体就会有问题，60岁以上的犯人有近14%有失智症，换算人数约9,700人。

这意味狱警的功能不只是戒护，还可能要提供照护，政府还得提拨医疗预算做特殊处置。

如日本监狱用于健康照料的预算为5.6亿日元，10年前这个数字是3.2亿，暴增主因是来自年长受刑人增加的需求。

打个比方：若老人偷窃100日元的面包，被判两年徒刑，日本监狱就要花数百万日元来矫正这100日元偷窃行为，可见判决的无奈与荒谬。

面对监狱福利化，变相成为养老中心，有人认为无论是从人权或效益来看，监狱绝对不是解决高龄犯罪的良方。

单从经济面而言，老人们或基于退休储蓄不足、医疗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都可能诱使他们以身试法。

政府在这方面能做的预防措施极为有限，很难增加养老金或其他特殊补助，顶多就是平抑物价、协助再就业、改善长者雇佣条件等基本政策，效果也极为有限。心理与社会动因

在韩国，以杀人、故意伤害等重大案件来看，高龄犯罪增加70%，伤害事件则增加43%。

日本的情形虽然好一点，但暴力犯罪也从4%上升至12.4% 。

老人犯下谋杀、纵火等罪行，除了经济层面，高龄暴力犯罪增加的趋势，则与社会和心理因素比较相关。

日韩两国的独居老人在两到三成左右，人际隔离会削弱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以犯罪表达其抑郁。

独居可能是由于丧偶、离婚等因素，有针对日本老人窃盗罪的研究则指出，丧偶会减少老人犯罪的风险，离婚则会增加。

日本的离婚率虽低于西方，却更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破碎，这是基于文化的传统观点。

因为老年男性离婚后觉得他们被家庭抛弃，等于是一种污辱，故切断与家族成员的联系。

失去家庭可能减少社会约束，因而降低遏制犯罪的动力，韩国老人也有类似的情结。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老人犯罪，日韩政府都推出一系列政策：

加强社区联系、医疗服务、生活技能培训、惩教设施再教育等。

但这些举措都非常基本，也运行多年，倘若真能奏效，高龄犯罪率早就降低了。

照此下去，以后的日韩年轻人恐怕得面对一个高龄化犯罪的社会。

如果没有解决方法，再过几十年，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成为“监狱福利院”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