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债务浪潮正在以二战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形态发展。

联合国、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等多家机构接连对这轮空前的债务浪潮表达担忧。

而与此同时，今年举行大选的国家数量将创历史新高。为争取选票，政府在选举年往往会增加支出、减少税收。

实例就在眼前。一个月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调2024财年预算赤字预测至1.9万亿美元，比2月时的预测高出27%，并预计2024财年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升至3.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仅十年后，美国债务就将达到GDP的122%。超过二战后创下的106%的最高水平，而到2054年，债务预计将达到GDP的166%。

尽管美国债务失控的警钟再度敲响，但眼下两党都没有动力削减开支、控制债务。在日前举行的2024年美国大选首场电视辩论中，拜登和特朗普都没有提及将如何控制政府债务。

美国国会关于债务上限的新一轮谈判将在今年大选结束后重新开启。

高企的政府债务在大选年俨然成了“房间里的大象”。“大选”成为全球债务新的危险元素。

警报频响

全球债务问题已是多年顽疾，并不是最新出现的现象。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依赖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造成总额不断攀升，目前情势危如累卵。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公共债务创历史新高，达97万亿美元，较2022年增加5.6万亿美元。

报告指出，全球公共债务仍在继续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2023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的30%由发展中国家背负，而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16%。

债务负担加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医疗、教育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行动能力。受高利率等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公共债务成本高企，并面临债务重组难度高、外汇储备流失等严峻挑战。

5月29日，由60多个国家的400多家金融服务业公司组成的“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公布最新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指出，全球债务在今年第一季度总额已上升至315万亿美元，是连续第二个季度增长，且主要是由新兴市场推动的。新兴国家债务升至105万亿美元，较十年前增加55万亿美元。发达国家仍然是主要欠债国，占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二。

6月底，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年度旗舰经济报告，也警告称，全球政府债务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不可持续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导致私人和公共债务达到历史高位，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大幅减少。一旦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对公共支出的需求上升，国债市场将首先受到冲击，之后压力可能会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

IMF则直接点名美国要尽快解决“慢性财政赤字”的问题，称美国财政赤字规模过大，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并警告其日益激进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带来危险。

此外，两家顶级信用评估公司——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和Scope Ratings，也在近期对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不断攀升的债务问题发出警告。

标准普尔在报告中指出，除非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否则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很难改变当前的债务轨迹。

Scope Ratings则指出，持续的高借贷成本将对这些国家，包括英国的预算状况造成压力，这种转变可能会增加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

两家评级公司都关注到了美国国会经常就债务上限展开的争论。Scope分析师丹尼斯·陈表示，这类争论反映了修复公共财政的困难程度。

“大选效应”

债务激增已经成为全球繁荣日益增长的负担。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债务率就已经上升了几十年。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公共债务增加了两倍，于2022年底达到了GDP的92%（略高于91万亿美元）。虽然比新冠大流行时期的债务水平有所下降，但仍与长达数十年的上升趋势保持一致。

私人部门债务也增加了两倍至GDP的146%（接近144万亿美元），但这是在1960年至2022年的更长时间内发生的。

除此之外，隐性债务同样损害经济。这种债务往往被排除在政府的官方资产负债表之外。据IMF估计，全球隐性债务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指出，近几年各国政府之所以会债务高举，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为了刺激经济而举债。但大多数政客在选举时都刻意忽略这个问题，不愿对选民描述债务洪流所带来的增税、削减开支措施。有些政客甚至作出近乎“大撒币”的承诺。报道认为，此举恐会再次推高通胀，甚至引发新的金融危机。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90年代的亚洲债务危机，再到2007至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历史已多次证明，通过积累债务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酿成系统性风险，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国际社会正在呼吁，各国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帮助降低债务脆弱性，扭转债务的长期趋势。

如果拖延控制债务的时间，会使政府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此前，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在2022年试图通过增加借贷来推动大幅减税，结果反而引发英镑暴跌。

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使各国政府面临类似于英国2022年所遭遇的危机的风险。

减轻债务负担、腾挪出更多财政空间并非一日可以实现，况且，今年全球政府债务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正受到选举年的威胁。

2024年，举行全国选举的国家数量将创历史新高。历史表明，政府在选举年往往会增加支出、减少税收。财政政策在选举年会经历更大的下滑并且更具扩张性。与非选举年相比，选举年的赤字占GDP的比重往往比先期预测还要高出0.4个百分点。

IMF财政事务负责人维托尔·加斯帕（Vitor Gaspar）表示，今年的情况尤其复杂，因为“政治话语主要是提及财政扩张和呼吁财政支持公共支出。”

IMF预计，各国到中期将实行适度的财政紧缩，但这不足以稳定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到2029年，约三分之一的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近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赤字（不包括利息支出）将继续高于债务稳定水平。而进一步财政调整规模各不相同。目前新兴市场公共债务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这些国家基本赤字所需进行的削减幅度尤其大，估计占GDP的2.1%。

本报记者 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