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过去十年美国的失业率 来源：甬兴证券

　　客观地说，目前美国的失业率确实在过去十年中是处于很低的水平，而科技、金融等高收入岗位比例高的行业，也确实在裁员。美国这种看似矛盾的就业数据，反映的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经济虚拟化、空心化的结构性问题——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让这种撕裂恶化，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为了选票被迫采取了各种办法，甚至于美国很多本土媒体都怀疑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不真实。由于我们没有“实锤”证明这种猜测，所以本文姑且认可美国政府公布的“总体高就业率”经济数据，并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发展逻辑。

　　造成今天美国就业市场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冷战结束后愈发细致的全球化分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作为经济、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逐步将科技发明、金融投资等高端服务业集聚到美国，拉大了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形成了本土“硅谷+华尔街”的东西海岸遥相呼应的高技术含量经济发展格局。因此，美国无论是GDP增速，还是人均工资(生产力水平)，都在过去三十年间领先于欧盟和日本。美国享受经济一马领先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代价，就是其内部制造业被迫外迁。因为全球化的资本追求高利润，自然要把相对于金融和科创产业、利润率更低的工业，外迁到总体成本更低的国家，于是逐步形成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隐患。

　　这种隐患终于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的全球金融海啸，让全球经济大伤元气，其根源恰恰是美国经济空心化、房地产价格高企、政府补贴的中低收入阶层无力还贷，最终酿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投资者财富损失、全球经济衰退。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可以利用机会进行“破坏式重建”，用供给侧经济理论推进产业结构改革，扭转美国产业空心化趋势，进而改善美国中低阶层的收入基础，也就是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的“再工业化”。

　　可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长期利好美国，但是短期内会滞后经济数据的“复苏”、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恢复、进而影响政客的选票。因此，2010年前后，奥巴马政府对长期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重回“开启印钞机”老路，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次贷危机后的美国经济，这当然加剧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形成了今天不可调和的社会撕裂，也酿成了通货膨胀率的高企(图2)。特朗普就是靠着这股“民怨”，从一个政治路人靠“穷人的选票”一跃成为美国总统，并通过与全世界的贸易战、“美国优先”等政策，依然想让美国“再工业化”；包括拜登政府，之所以挑起乌克兰危机、千方百计跟中国过不去，也是想削弱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最终让欧洲和中国的产能“回流”美国，改善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