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忙碌程度标示着你的努力程度，人们一般认为，工作时间越长，你的收获越多，更可能成功。然而，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者的压力与疲惫程度也更高，与此同时，北欧的瑞典、挪威、芬兰人的工作时间远比日本短，但是效率却更高。研究表明，每天工作5个小时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强幸福感。但有一件事阻碍了公司采用这种工作制。原文标题The perfect number of hours to work every day? Five，作者MARGARET TAYLOR。

BBC邀请利物浦的营销机构Agent，为一个电视节目测试北欧风格的六小时工作制，这家营销机构抓住了这个机会。受2016年瑞典护理院六小时工作制报道的启发，大家希望通过这项测试能够减少工作时间并且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但是在同年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试验表明其结果是好坏参半的。

“这项试验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果。”Agent公司的CEO保罗·科兰说，“我们用时间来描述工作任务，‘我们需要15分钟来做这个，半小时来做那个’，并坚持以这种方式完成工作任务。人们不用在最拥堵的高峰期通勤，因为他们可以错峰上下班，所以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比如有时间去接孩子。”

但是，由于员工开始过多地关注如何压缩工作时间，缩短工作时间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科兰说，“我们的想法是给员工更多的自由，但我们发现事情正在变成‘我靠，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多事情’，所以时间变得更加紧迫。” 最后，该企业确定了一个模式，即每周有两个短的工作日，三个长的工作日。

新冠疫情之后，在老板们努力解决如何重返职场的问题的时候，压缩工作时间的概念也被再度提出。中间偏左的政客们继续为每周四天工作制辩护，但他们忘记了，有证据表明五小时工作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硅谷咨询公司Strategy and Rest的创始人、数本关于缩短工作时间和生产力之间的联系的书籍作者，亚历克斯·彭说，“研究表明，5个小时是我们大多数人能够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最长时间。在某些时间段，你可以突破这个时间节点，但现实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的最佳工作时间大约都是五小时。”

八小时工作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由福特汽车公司在一个世纪前所提出的。这是一种在不给员工个人提出不当要求的情况下，每天24小时保持生产的一种手段。福特的实验提高了整体生产力；像加利福尼亚电子商务企业Tower Paddle Boards和德国数字咨询公司Rheingans等五小时工作制的支持者表示，他们在转向缩短工作时间的模式时也有过以下类似的现象。

与科兰一样，Tower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阿尔斯托说，该公司在2015年采用5小时工作制，这一制度实施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员工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1点，中间没有休息时间，而员工为了能在下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会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作效率，由此营业额也增加了50%。

他说：“我们第一次推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仓库的员工都表示不满，但事实上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以前他们每个包裹要花5分钟才能发货，但在几个星期内，他们已经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了3分钟以内。他们做到了生产力专家才能做到的事情。我告诉他们，这份工作有时间限制，这就迫使他们进行创造性地思考。”

Rheingans公司首席执行官Lasse Rheingans说，他向员工提出缩短工作时间的想法的同时，员工还提出了禁止在办公时间使用智能手机等分心物，并尽量减少使用 “Slack”等办公软件的想法。Rheingans的目标是保持生产力不变，但是要给员工更多的休息时间。

Rheingans说，虽然工作效率更高，更有利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和科兰一样，他在一年后发现，更短的工作时间也是有弊端的。他说：“我们意识到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你没有时间和同事一起闲聊、喝咖啡，这就会影响员工忠诚度和团队文化，以及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

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副教授丽塔·丰蒂尼亚表示，虽然压缩工作时间有明显的好处，“不仅对个人的工作生活质量有好处，而且对企业的财务业绩也有好处”，但她自己的研究也发现了如前文所述的缺点。

她说：“虽然缩短工作时间可以带来更有效的时间管理并且提高工作注意力，但员工可能会对按时完成任务有额外压力。”灵活性是指如果需要的话，可能还会占用额外的时间来完成任务，或者花费更少的时间就能完成任务。正如我的研究中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特点正是员工所看重的。”

同样，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经济学和战略学副教授Ja赛德Emmanuel de Neve说，他的研究中也阐述了这样的论点，即五小时工作制意味着更多的员工福利，进而带来更高的生产力。然而，他警告说，根据生产力的定义，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每个人都在做更多的工作，这可能会产生降低幸福感的连锁反应。

事实上，员工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工作是在为自己增添更多的压力。他说：“新冠疫情迫使我们居家办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工作效率方面得到了改善。我们需要明白，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但空出来的时间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休息时间，我们会用更多的工作来填补多出来的时间。想想我们比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做的工作多得多，这很让人崩溃。”

缩短工作时间的一个社会弊端是并非所有的工作都适合在五小时内完成。研究发现，人们的创造力在五小时的专注工作后会减弱，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要求员工有创造力。“有非常多的工作不需要深度集中注意力，”Pang说。在呼叫中心、护理院和工厂生产线上只需要员工简单完成工作就好。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要求员工以八小时轮班的方式完成工作：将24小时分成三个相等的部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对于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来说，五小时轮班是没有必要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对于雇主来说，五小时轮班制的排班有些繁琐。

Neve说，这对整个劳动力大军来说都是个问题。“有一些工作需要坚持固定的时间并且这一现象普及到了全社会，但也有很多的工作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固定的工作时间。我认为这些工作将来会有更多的变化和差异。不幸的是，这很有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现象”。

对于那些能够考虑新的工作方式的雇主来说，这场新冠疫情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完美地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迫使那些已经接受变革的人重新思考他们的战略。阿尔斯托说，在加利福尼亚，Tower公司在2020年夏天不得不放弃五小时工作制，当时企业看起来要倒闭了。它没有依靠提高生产力来带动销售，而是恢复了一种随时随地在线办公的文化。Rheingans说，在德国，疫情期间居家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大多数员工希望继续保持这样的工作方式。这样员工可以灵活地将他们的生活与工作结合起来，这也意味着使五小时工作制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稳定且不间断的专注--更加难以实现。

“我们完全改变了工作模式，因为一些员工的孩子需要在家上课，你不可能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在你的孩子旁边工作。”Rheingans说。公司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不能有任何会面或会议，因为员工需要照顾他们的孩子或着有一段自由支配的时间。“其余的时间是灵活支配的：你需要自律，保持心态良好，身体健康。我希望人们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增加。因为从长远来看，这是更有效的工作方式，我也希望人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同时，阿尔斯托说，他已经调整了Tower公司的模式，以便员工能够继续从中受益，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权利。他说：”我告诉员工我们将来不打算继续实行五小时工作制之后，他们确实有些失望。“那时候我才知道五小时工作制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工作权利。现在，从8月到11月，我们有4个月的时间采用五小时工作制，但这只在我们收入增加的年份才会这样做。现在五小时工作制是全公司的福利，就像每个人都在为之努力的年终奖。”

回到利物浦后，科兰认为，混合工作模式既能为员工带来缩短工作时间的好处，又能考虑到企业的潜在不利因素，是一种最好的发展方式。他说，他们公司的两短三长模式已经运行了四年，并且发现 “非常有效”。“公司环境是一个成年人的环境，不需要对人们进行微观管理。他们有自由选择每周有两个较短工作日的权利。”“你把这些时间加起来之后会发现，这样的工作模式，相当于每月多出了两天休息时间，这是一个很好的奖励。”

译者：蒂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