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悦

近日，美国“流浪博士”孙卫东引发广泛讨论。孙卫东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之后赴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又在美国读了两年的博士后。从复旦留美后，他就一直留在美国，有报道说，他取得了美国国籍。但他看似“顺风顺水”的人生轨迹疑似因精神问题发生了偏离，从原本光鲜亮丽“天才”“精英”，沦落为流浪汉。

孙卫东的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事件的始末也有待更清晰的梳理，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进一步窥视美国社会“无家可归者”问题的严峻性和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在实践层面的运转不畅。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2022年年底发布的报告称，全美超58万人无家可归，相当于每1万人中便有18人流落街头。该群体数量继续上升，2023年度报告显示，美国现阶段无家可归者人数超过65万人，创2007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新高。

针对无家可归的现象，就制度而言，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各州和地方层面的社会救助制度便逐步萌芽。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规定联邦政府要直接参与社会救助，此后由联邦引导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全国逐步建立。历经近百年的完善，目前美国涉及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和福利体系较为成熟，根据不同类型的无家可归者，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法案或法规条例。各州也因地制宜推出了一系列地方性流浪救助模式。

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着眼于现实便会发现，近年来美国一系列强调“住房优先”的救助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无家可归者已沦为严重社会问题，成为政治派别争议的焦点，这在大城市尤为突出。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孙卫东博士长期流落街头，不过是美国游民问题愈演愈烈的缩影，其深层根源有二：

第一，政治极化的牺牲品。近年来，藉由两党博弈展开的左右之争在美国政界与社会中同样突出。左翼看中无家可归者的权利和选择，主张为他们提供恰当的居住和重返社会选项。其中不乏极端者为“流浪也是一种人权和自由”的观点站台。由此而生的救助机制在形成覆盖福利、医保、教育、就业等多个领域的链条之余确实也让一些人，包括部分不劳而获者，找到了拒绝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理由。这无疑给声浪渐盛的右翼团体动员民众提供了把柄。事实上，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日趋负面，甚至诉诸公开暴力和仇恨犯罪，这与右翼煽动者将游民群体描述为劣等人、福利制度寄生虫和罪犯等宣传活动密不可分。游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成一个“政治分割线”，代表着右翼与左翼在支持性住房计划乃至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倡议等主张方面的深刻决裂。

第二，美国文化底色的三棱镜。它代表着美国文化中长期高亮存在的“优绩主义”对其社会的反噬。优绩主义强调社会资源分配应追求机会平等，依据个人才能、劳动付出、实际成果等客观标准推进，鼓励世代美国人坚守“英雄不问出处，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不懈奋斗。但支撑该理念的思想内核则是一种歧视穷人、贫困等同于个人能力低下，甚至约等于犯罪的“贫穷观”。因此有人评论说，当世界各国忙着“消除贫困”时，美国忙着“消灭穷人”。当这种立足于“耻感”的个人主义激励方式走向极端时，任何暂时的落败都可能成为终身污点。特别是当游民问题在教育、就业、公共卫生、财富等多重社会鸿沟的冲击下日趋突出，且其中既包含仅凭个人努力很难撼动社会现实的无力感，也夹杂着制度性贫困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阴影，还能牵扯出治安恶化、毒品泛滥等困境时，会进一步揭开美国社会的“伤疤”，而非推动人道主义帮扶或社会治理改革的多方合作。

孙卫东等美国各方面均处于弱势的游民陷入生存危机不仅是难以避免的社会现实，也是很难仅凭情感声援、个人帮扶或组织救助便能顺利跨越的宿命。（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