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相信，如果科技能让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得更有效率，我们就能腾出空闲时间去做自己真正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优化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深深地根植于程序员和美国文化的灵魂之中。但是效率真的是越高越好吗？本文作者Evan Selinger & Clive Thompson，原文标题The Efficiency Delusion。

图片来源：Patrick Llewyn-Davies

今年年初，作家David Pogue总结了他从观察科技公司行为中学到的六个重要经验。其中一条是：“省事儿就能赢。”

Pogue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写道：“如果你想押注新技术的成功，就看看它们消除了多少‘摩擦’——努力、步骤和麻烦——为我们省了多少事儿。远程控制、微波、电子邮件、短信、iPod、谷歌地图、Amazon.com、Siri、Alexa、自动驾驶汽车，等等。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和……懒惰了。”

消除摩擦的动力从电子技术领域渗透到从社交互动到商业交易的方方面面，从Facebook向我们发送关于朋友们在说什么和在做什么的通知，到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用手机而不是站在街角叫出租车的人用Uber打车。

不难看出为什么消除摩擦成为了一种商业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经常被证明是影响行为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用户会选择它：当有人自动帮我们完成一项困难或无聊的任务时，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效率并不总是价值中立的。将效率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可能是一个错误——道德、政治、个人或职业判断上的失误。一些人类或公民之间的互动，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会蓬勃发展，而在加速过程中则会逐渐减弱。Virginia Woolf曾说过一句名言——“效率能把思想斩草除根”——可惜，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句话确实是Woolf说的。但这句话中蕴含的情感听起来是真的，表达方式也相当有诗意，所以我们还确实希望这真的是她说的。

我们两人都写了一些书，讨论了为什么效率思维如此引人入胜，以及当它走得太远时，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Evan是一名哲学教授，在《Re-Engineering Humanity》一书中他与Brett Frischmann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Clive是《Wired》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长期撰稿人，在他的新书《Coders：the Making of a New Tribe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中也试图挖掘问题的真相。

生活是一张电子表格

Evan Selinger：当你在写《Coders》一书的时候，你向我的学生们谈论了你的研究——其中很多学生都是工程和科学专业的。真正引起共鸣的是，你采访过的一些工程师把经历低效的情况描述为真正的麻烦，比如闻到糟糕的味道或尝到恶心的东西。你能详细阐述一下这种工程师发自内心的感觉是如何反映出他们对产品的敏感性，并将一种不耐烦的世界观投射到我们其他人身上的吗？

Clive Thompson：如果你问我，在我开始写这本书之前，那些喜欢把编程当作乐趣的人有哪些典型特征，我的回答会相当明显。程序员善于逻辑思维。他们喜欢解谜和分析复杂的事物。

我没有预料到的是，那些成为程序员的人在早期会说，他们很欣赏机器擅长人类不擅长的事情。他们非常擅长处理任何枯燥乏味的过程，并通过自动化使其更快速、更高效。

不同的程序员经常在学校里给我讲同样的低效率的故事。有时候他们一眼就知道答案，但却被迫分几步写出来。所以，他们都说，“让我编个程序，”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语言输入方程式后，机器就会输出所有不同的步骤，而他们就可以省点儿事，乐得优哉游哉。

然后经历了这次成功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哇，我的生活充满了枯燥、重复的任务。现在我知道如何指导机器去做这些无聊的事情了。所以，这些事情交给机器就可以了。”一种优化的兴奋感就这样诞生了。

由于计算机是功能机器，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些程序员很快就开始培养一种看穿世界本质的思维。他们只是不停地想，“哇，我可以把它自动化。我可以让它更有效率。我也可以把其他事情自动化。”

你能从课堂上找出符合这种模式的例子吗？

Selinger：可以的。在哲学课上，我们要求学生对他人的观点提出尊重和理性的批评。不要只是说某人错了，相反，你要对你不同意的论点给出最好的解释，并仔细解释它的错误之处。这种阐述和思考的方法需要时间。这比口头上批判别人并说出相反的观点要慢得多。但是缺乏效率是系统的特性，而不是问题。

我注意到，有些学生一开始觉得这种互动很奇怪，有人告诉我，在工程学课堂上，事情的运作方式是不同的——至少其中一些方式是不同的。很明显，有些老师在批评他们的作业时总是开门见山。在这种情况下，开门见山被视为尊重，而不是无礼。它被看作是一种识别学生快速学习和快速修正错误的能力的方法，这些错误，比如说，可能会产生可怕的现实后果，比如发生在一座结构不健全的桥上的事故。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家们所谓的“话语伦理”似乎成了一种不必要的恭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根据你的经验，有什么好例子可以说明程序员很难停止将世界看作一个效率问题？

Thompson：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一位相当资深的工程师的，他可能是一个项目经理。有时候他会对会议上讲那么多笑话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觉得，“嗯，这是浪费时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逐字逐句地估计出一年内自己听到的笑话数量，然后计算出自己在这上面被浪费了多少个人时间。

当然，任何真正了解组织工作原理的人都会告诉你，在会议上开个小玩笑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些笑话提供了凝聚力。它们会带来轻松的感觉，让人们在令人沮丧的deadline和类似的事情下继续有动力工作。但这个人就是无法摆脱把生活看成电子表格的习惯。

一位为Trulia工作的女士曾经告诉我，“我走路去上班，站在街角看着人们过马路，心里想，‘天哪，他们这样做完全没有效率。我希望我能让每个人都以一种更优化的方式走路’。”她笑了，因为她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她也意识到，这种本能很难被改变。

Selinger：我喜欢这个故事，在我的书里，我谈到了一系列思维实验，帮助读者批判性地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哪些行为不应该外包给机器？

例如，如果一种类似GPS的技术可以安全地将你的身体导向你想走的方向，你会使用它来放飞你的思想吗？你可以在线观看视频，而不用关注周围的环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更进一步——找一台可以移动你的嘴巴，为你咀嚼食物的机器呢？或者一个可以调整你的脸部，让你在合适的场合永远保持礼貌的微笑呢？

最终，这些例子指向了一个可怕的未来，而有些人对此非常兴奋。如果你认为总有一天抛弃自己的身体以及意识是可以下载的这种超人类主义的观点是听起来不怎么有趣，你愿意提出什么反对它的论点，以及你所代表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效率错觉

Selinger: 为什么你认为我们中的很多人会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相信，如果科技能让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得更有效率，我们就能腾出空闲时间去做自己真正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相反，我们经常需要重新调整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因为期望会随着技术领域的变化而变化。

就拿自动驾驶汽车让人们从开车上班和关注道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神话来说，他们将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精力充沛和有益的活动上，比如在上下班途中阅读消遣。更有可能的是，雇主希望你一上车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们非但不能卸下包袱，反而会被压榨出更多的生产力。

Thompson：大多数软件开发人员仍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当他们使某件事更有效率时，它将产生积极的效果，在其他地方腾出更多的时间。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问题。程序员在解决繁重的问题时总是埋头苦干。当问题解决以后，他们会感觉很好。当他们看到人们使用他们开发的软件时，更会感到非常满意。

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文化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有效率就是好的，东西得到的越多越好。这要追溯到Benjamin Franklin这样的人身上，他们痴迷于为生活注入更多东西。他发明了双焦眼镜，因为他厌倦了用一副眼镜换另一副。因此，在很多方面，我们特别容易受到效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的影响，因为这种精神已经和国家治理融为一体了。

为什么消费者如此渴望找到一个新的可以加快我们的生活速度或给我们更多自由时间的应用程序呢？我认为这与新奇效应有关。当我们改变环境中的某些东西时，我们有时会发现自己暂时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有创造力。不幸的是，一旦某样东西不再新颖，节奏或风格的变化不再让人感觉新鲜，这种效果就会消失。

Selinger：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论断。虽然我们引用的Virginia Woolf的话可能是假的，但我希望其他人接受我将要用来描述这个问题的“术语”。这种对于无摩擦的迷恋应该被视为“效率错觉”。

译者：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