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一个观念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对孩子的投入应该占家庭收入多大的比重。这个问题也不光是困扰着我，相信也困扰着很多人。

虽然很多时候会告诉自己应该理性消费，但是遇到跟孩子有关的场景，却很难保持理性。

比如跟可可年龄相仿的朋友家孩子已经参加英语培训班了，就是那种是打着全外教的旗号，一周两节课，寒暑假还休息，每年花费至少在2万-3万元的昂贵学前教育，这样的消费对一个普通的工薪阶级而言，着实是笔大开支。

再比如，正式上幼儿园之后，传说中的一年动辄7万-8万元兴趣班的投入，将原本幻想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我拉回了现实。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而贫穷也让我变得焦虑。焦虑自己没有那么优越的经济基础，去培养孩子；焦虑因为自己财力上的失败，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焦虑短期的不愿投入，会对孩子造成终身的伤害。而这样的负能量也在不停得消磨着我的自信心，总感觉自己培养不出优秀的孩子。

现在房产市场有一种“六个钱包买房”的理论，而育儿方面，同样也存在“六个钱包育儿”的现象。有一位朋友，夫妻双方也是普通工薪家庭，日常的生活甚至还需要上一辈人的经济支援，但是立志要从孩子高中就将其送出国培养。

倾两代人之力，养育出来的孩子，是否就一定出色？

这样的模式，反而让我回忆起几年前那桩震惊全国的“机场刺母案”。

23岁留学日本5年的上海男孩汪晶，因生活费和母亲发生争执，在机场连刺母亲9刀。汪晶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为了供他去日本留学，父母耗尽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而他在东京留学，房租是12000元（人民币）/月，一年学费8万元的话，再加上生活费，每年开销30万-40万元。出国时他曾信誓旦旦说要去打工，但后来并没有付诸行动。留学5年，已花去家里150万元。这些钱不少是父母向亲友借的。这个家庭为了供儿子出国留学，已经大大超出了本身能承受的教育成本了。

很显然，“机场刺母案”中的汪晶是被过度富养的，而且只是经济层面的过度富养。而育儿专家崔玉涛的一番话，我也是非常赞同的：超出家庭经济能力来富养孩子，孩子往往最后还看不起父母。他们一方面拿着父母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心安理得大手大脚地花销，另一方面又鄙视父母打肿脸充胖子很虚伪。

让孩子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金钱的泡沫中，让他们没有脚踏实地的真实感，反而会让孩子迷失。而那些家里的“小皇帝”，出了社会之后，很可能就变成了“玻璃心”。

其实对孩子的付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付出，另一方面就是精力上的付出。我一直觉得，两方面的付出，如果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对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长期发展将有更长远的意义。

就像幼儿英语培训班，如果培训班的费用对家庭来说负担太大，那家长就应该自己当好启蒙老师，给孩子创造语言环境。父母自己用心的低成本课程，效果并不一定比外面的机构差。

真正的富养不仅仅是在物质上合理地给予，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富养。和孩子一起增长知识、亲近自然、提高眼界、扩大格局，进而去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