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23-03-01 04:01:19
来源：馬探長收集 编辑：广陵
1922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挑战登顶珠峰失败后，准备再次挑战。 1923年，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为何要攀登珠峰的提问时，留下了如是话语。 次年，他和队友欧文在攀登珠峰过程中失踪，世人永远无法知晓他们是否达到了地面世界的至高点，只余这句名言流传于世。 最早是为了学术研究，瑞士的科学家霍勒斯-本笃·索绪尔因研究高山植物的需求，重金悬赏登顶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勃朗峰，但时隔二十余年才有人达成这一目标，也因此初次登顶勃朗峰的1786年被认为是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之年。
铜版画，索绪尔于 1787 年带队证实登顶后从勃朗峰下山
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登山运动迅猛发展，其重心转向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山脉。 到了20世纪之交，登山运动已经更具国际化。人们不再满足欧洲的诸多山峰，把目光移到了登山界最后的边疆：喜马拉雅山脉。 而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作为世界最高峰的珠穆朗玛峰，更是成为了万众瞩目之地。 1921年，第一支英国登山队在查尔斯·霍华德·伯里中校的率领下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到达海拔7000米处。从此开启了人类挑战珠峰的历史。 但直到1953年5月29日，人类才第一次有记录的珠峰登顶，来自新西兰的英国登山队队员艾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一起沿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艾德蒙·希拉里（右）与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左）
关于二人登顶珠峰的故事还有一个小插曲，世人一直想求证究竟谁才是第一个踏上顶峰的人，但二人的回应一直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不分彼此，同时站立在珠峰之巅。不过后来无论是在丹增接受的采访中，还是艾德蒙的自传《险峰岁月》，都暗示着艾德蒙才是第一个踏上珠峰的人。 然而我的尼泊尔朋友帮我查找了一下当年尼泊尔本地的资料，当时的新闻则声称：是丹增将艾德蒙拖上去的。并且他告诉我，丹增的故事是写在他们的课本之中的。有传言丹增是迫于当时尼泊尔当局，不得不和艾德蒙商量了一致的说法，但时至今日已经无法考证。
尼泊尔朋友帮我找到的当时报道的图片，当然我也看不懂
但我们可以注意到，攀登高峰，在那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运动问题了。这后面不但承载着个人的声名，甚至联系起了和国族相关的种种。 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大背景下，攀登各大高峰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上对国家荣誉的角逐，乃至于民族自信联系到一起。 1955年，中国应苏联邀请，委派人员赴苏培训。在取得了诸多成绩之后，质疑之声渐起，称中国取得的成绩都是依靠外力。 1957年，中国登山队决定独立攀登被誉为“蜀山之王”的贡嘎山。蜀地地形错综复杂，自古便以峥嵘险峻闻名于世。而贡嘎山，地处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坡度大，滚石、雪崩频发。虽然其绝对海拔高度只有7500余米，但一度被认为攀登难度或许超过珠穆朗玛峰。 在1957年以前，自1932年两名美国登山队员首次登顶之后，再无人踏上贡嘎山顶点。不过若登顶成功，这也将是中国登山队给世界的强有力的自我证明。 攀登的过程并不顺利。在4400米陡崖向上攀登时，登山队遭遇了雪崩。13名队员被雪崩打回原地，幸运的是大部分队员从深陷的雪中爬了出来，但登山队员丁行友却遇难了。 攀登还没有结束。无数艰辛困苦之后，史占春、师秀、刘连满、刘大义、彭仲穆、国德存，是最后站在贡嘎山巅的六名队员的名字。
1957年中国登山队登顶贡嘎山
但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登顶之后，精疲力尽的六人开始返还，但山上的天气永远风云莫测，暴风雪来了。在糟糕的天气下，六人发生了坠滑，刘连满、刘大义、史占春三人的绳子挂在了悬崖边突出的一块石头上，但师秀、彭仲穆、国德存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悬崖相对高度有2000公尺。我们就这样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一声没有响地坠下了断崖，这种情形几乎使我们晕倒……为了把更大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用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内心的沉痛。” 这是史占春在《我们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高峰》一书中的描述。“1957年能够登顶，与其说是一次胜利，倒不如说是一个奇迹。”这是彼时成功登顶的六人之一刘连满多年后的感慨。 虽然登上了”蜀山之王”，但世界最高峰还没有留下中国人的足迹，中国登山队的目标理所当然的定在了珠峰之上。 恰逢1960年3月，中尼双方举行边界谈判，珠峰峰顶划界成为重大外交问题。攀登珠峰已然成为了一件关系国家、民族荣誉的重要事件。 而在此前，我国就曾计划攀登珠峰，只是碍于艰苦的条件，与多方困难，登峰的愿景却未能实现。 于是在1960年初，从相较于南坡难度更大的北坡攀登珠峰的准备工作开始了。经政府批准，70万美元专项资金就位，物资亦开始筹备。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全队共有队员214人，其中包括前文所提到的刘连满，而队长也正是三年前登顶贡嘎山的史占春。 整个攀登路线，从海拔5200米的绒布寺大本营开始，依次设置了八座高山营地与三个台阶，最高的第八高山营地位于海拔8500米处，而第三台阶则位于海拔8720米处。 从登山队3月19到达绒布寺大本营，25日开始第一次行军起，这次的攀登前后共有四次行军，方看到登顶的可能。 但行军过程中，来自兰州大学地理系从事水文研究的助教汪玑，因缺氧引发的脑溢血不幸猝死；北京大学教师邵子庆在7,300米因高原反应脑溢血牺牲，全队数十人不同程度冻伤，而第三次行动中的队长史占春、队员王凤桐、石竞、陈荣昌等登顶主力队员在8,500米的地方冻伤，退出随后的攀登。 经过全队的协作，5月23日晚上，除却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贡布五人留在8500米八号营地准备第二天的最后登顶冲锋外，其余队员退至七号营地。此时气象组传来消息，“南支西风槽将于5月26日起影响珠峰地区降水”，因此登顶后必须于5月25日下撤到安全高度。其后又传来预报“24号是好天气”。 于是，5月24日，将是最后一战斗。副队长许竞由于多天来承担着开路、侦查任务，体力早已透支，不得不留守营地，由其他四人发起最后的登顶冲锋。5月24日上午9时30分，4名登顶队员用尼龙绳将彼此串联，向山顶进发。 时至正午，登顶突击队抵达珠峰8,680米处，遭遇了一段4米高的垂直峭壁，经过多番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曾为消防员的刘连满提出用消防队常用的人梯方式攀登。最后由刘连满支撑，而王富洲和贡布在两边扶持屈银华，艰难攀登。 为了避免划破刘连满的羽绒服以及更加防滑，屈银华需要脱掉鞋袜，在峭壁上打入冰锥。这个过程持续了5个余小时，才终于登上“第二台阶”。 此时刘连满的体力已经彻底耗尽，王富洲把他安置在了避风的大石头下，留下几颗糖果，三人继续进发。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了。5月25日凌晨4点20分3人登上峰顶，停留15分钟，在峰顶留下了20cm高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国旗与字条。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珠峰之巅。 在上世纪60年代，攀登珠峰意味着国家的科技、财力与人类的勇气、毅力缺一不可。 因此在彼时的中国，登上珠峰无疑是一个值得振奋、庆祝的事情。何况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之下，这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成功。 不过质疑的声音并非没有，由于当时登顶已经是深夜，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证据，而且四位登顶者的讲述令很多人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后来曾有美国的登山者访问屈银华，看到他脱下靴子后，失去了十个脚趾，这些经历的真实性似乎不言而喻。 而1960年代初中国官方的登山报告非常详细描述的北坡路线的细节，被之后的各国登山者充分证实，怀疑的声音逐渐停息。 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始，我国原本计划着1967年再次登顶，规模更大，准备也将更加充分。不过这一次由于特殊的时局而搁置了。时代的洪流影响的是方方面面，但黑夜过去后总归还是会迎接光明的。 1974年，可能这片土地已经初见曙光，年底中央批准再测珠峰，1975年初组建49人构成的测量分队，中国第二次的珠峰登顶，来开帷幕。第二次的登顶比第一次准备更加充分，目标也更加明确，拍摄和取得顶峰上的各项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在顶峰竖立测量觇标都是主要任务。
1975年中国登山队珠穆朗玛峰测绘分队
虽然设备与技术上有了提高，但这次登山队相较于15年前也有着更艰巨的任务，因此依旧付出了不少的牺牲。 队员普布因带着鸭绒手套不便于操控重力仪，选择脱掉手套，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环境下裸手操控仪器，创造了重力测量史的奇迹，而他的四根手指也因为严重的冻伤，不得不进行截指手术。 而队员邬宗岳举着沉重的摄影器械进行录制，由于极度缺氧造成滑坠，牺牲在登顶的前夕。 在无数人的努力下，5月27日，潘多、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大平措、贡格巴桑、次仁多吉、桑珠、阿布钦从珠峰北坡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五星红旗在珠峰绝顶处高高飘扬。
中国登山队在峰顶竖起红色测量觇标
这次珠峰高程测量为我国特高山地区的测量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地质、地球物理等科学考察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5年7月23日，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 我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实际上蜀道虽难，但我们的祖辈早已通行于斯。诗仙在感慨喟叹之时，早已经历了那天梯石栈相钩连，秦塞也早通了人烟。先民们的攀山越岭，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探求。 时至今日，有着更先进技术与工具的人类，早已不需要为了路途或生存在险峻之地挣扎，但人们依旧为了超越自我的精神 而继续挑战一座座山峰。 中国攀登者李宗利、童海军于10月18号下午4点45分成功登顶贡嘎，完成北壁转东北山脊新线路，现已安全撤回磨西镇。 这是当年的一份简讯，但在中国户外圈内无疑是一声惊雷。贡嘎山自首登之后，几十年来成功登顶者也不过25人，然而有统计的遇难者却高达20。 贡嘎山险峻程度无愧“蜀山之王”的称号，事实上李宗利、童海军二人在18年登顶的两年前曾有过一次尝试，但无奈折戟。不过他们以自己拼搏向上、不甘言败的精神，最终踏上了这蜀地最难触及的顶点。 而时至今日，有许多攀登者，登上了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登上了蜀地最险的贡嘎山，登上了一座又一座从未被人登上的山峰。但在数十年年以前，那还是某种不可思议。前辈攀登者们以他们的坚挺无畏的精神与毅力，完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人类或许发自本能的，对“攀登”有所爱好 。所以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这句俗语，可能未见得是某种隐喻，而真的也可以只是字面意义。这似乎也正映衬了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人类游戏的产生，包括儿童的游玩行为都是某种模仿与练习——攀登在人类历史中，早在先民的狩猎、采集时代，就发挥作用；其后在诸如战争之类的人类活动中也依旧行使职能。 至于到了现代社会，攀登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存意义上的必要性，但就如马洛斯需求理论的模型，这一行为也早已从下数第二层的“安全需求”某种程度提升为最高层的“自我实行需求”。 所谓“攀登”，究其本意，是人之动作，手脚并用，牵引向上。然而人为什么要“攀登”？是追逐极限，也是超越自我。这是一种无畏与困难，甚至欣喜于困难所带来的挑战的迎难而上、永不言败的精神。人类正因为不断“攀登”，才得以发现更为广袤的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人生中，需要这种精神。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不被困难击垮，反而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的真谛。企业也需要这种精神，在逆境中求变，勇攀高峰。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样如此。 攀登与我们的生活一般，是在追逐向上的路。但向上的路并不好走，狂风的嘲弄、冰雪的挑衅、刃脊的磨砺 。所以，攀登，需要刚毅，它就好比一层硬壳，无惧风雨和挑战 。 “中国硬壳，为中国攀登而生 ”。同样，提出“中国硬壳精神”的凯乐石MONT-X，也在为每个“勇攀高峰”的人，提供一层坚硬的外壳。 “中国硬壳”在身，这不仅是对攀登者们的物理保护，也是一种精神的升华的体现。在探索和奋进的道路上不抛弃、不放弃。勇敢地追寻“攀登人生高峰 ”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