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托管服务体系 破解种地增收难题——记阳高县悦隆宝昌农机专业合作社
作者：魏广成 张朝 何欣玮
一、探索农业生产托管模式
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悦隆宝昌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10月27日，注册资金510万元。合作社始终秉承“诚实守信、团结合作、与时俱进、服务‘三农’”的经营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提供“耕、种、防、收”全链条托管服务。
自2019年起，合作社开始承担阳高县的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通过深入分析小农户实际需求，合作社重点探索从“产后”收储环节入手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积极推动生产托管服务向上游延伸，将农资供应、农机操作、生产托管及秸秆回收等纳入服务范围，建立全程化的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截至2022年底，合作社完成耕、种、收农业生产托管各环节共计8.8万亩次，服务农户6200多户，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生产托管模式，服务范围覆盖阳高县各乡镇（街道）。
二、奋力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
1.打通粮食全链条服务。合作社在粮食生产各环节提供多样化的托管服务。一是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合作社投资2500万元购置46台农机，包括16台大型拖拉机、2台无人机、4台杂粮收割机、2台秸秆粉碎机、1台卧式机及4台捡拾机，能够为粮食生产提供全环节社会化服务。目前，合作社具备春耕6万亩、夏防7万亩、秋收7万亩、秸秆还田10万亩的作业能力。二是定向为小农户提供服务。为解决兼业农户的种地难题，合作社为小农户提供“耕、种、防、收”4个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服务，农户线上也能够点单土地托管服务，实现“远程种地”。三是定向为小型农机手提供服务。为整合分散的农机生产力，合作社还建立农机服务调度机制，整合盘活闲置的农机资源，推动农业生产托管规模扩大。四是定向解决农业生产关键问题。针对当地春旱、不出苗等问题，合作社采用“加量不加价”的方式推广“深耕松耕”服务，有效提高了春耕与播种的效率。
2.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合作社通过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和管理，不断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一方面，明确生产托管服务的细则。合作社与农户就农业生产托管明确了权责，详细规定了播种规范、耕地深度等信息，确保服务按质按量完成。例如，农机作业服务对深松的耕作深度在25～35厘米，深松要求每行的深度一致，行间深度差异控制在2厘米以内；对于垄作地块，根据垄距规定来确定行距；全面深松地块的深松行距通常为35厘米，间隔深松行距为70厘米，深松后的沟道需进行平整。另一方面，建立服务后考评机制。合作社建立微信群沟通农业生产托管信息，并在单项托管环节结束后，开展满意度跟踪评价调查，建立了需求沟通、制定方案签订合同、开展服务、评价调查等一系列标准化服务流程。
3.提高社会化服务规范程度。合作社着力提升社会化服务规范程度，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服务品牌。一是提高农机作业的精度。合作社要求使用进口优质农机进行机收作业，并严格限制玉米损坏率。经过合作社的精细化作业，玉米损坏率不足3%，有效降低了农户的损失。二是解决秸秆废弃物利用问题。合作社通过与农户协商，将玉米秸秆打捆回收深加工，解决农户无法处理秸秆问题，并对回收秸秆的农户免费深耕。
4.提供农技培训服务。合作社为种粮主体提供技术培训服务。一方面，培育农技培训专业化队伍。合作社积极组建农机、植保、农技等专项服务队伍，统一农技服务质量标准，培育专业化人才，从机械管理、播种收割、农药配方等方面对技术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以培养专、精、尖的农服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开展定制化农技服务。为解决不同主体的农技需求，合作社建立了需求沟通、制定方案、签订合同、开展服务等一系列的农技服务流程，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农技服务。
三、助力国家粮食安全
合作社主要提供机播、机耕、机收、秸秆还田回收4项服务。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作社有效促进了入托农户增收和自身发展壮大，实现了合作社与农户的双赢，取得了多方面成效。
一方面，解决土地撂荒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阳高县位于大同市北部，煤炭资源丰富，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已外出务工，且务工收入高达300元/天。农户兼业化程度较高使得阳高县耕地面临撂荒的问题，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在这一情况下，合作社提供的托管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帮助农民解决了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还为农户增加了种粮收益。
另一方面，推进节本增效，提高耕地肥力。合作社的服务价格低于市场10%以上，受到了阳高县广大农户的欢迎和认可。相较于未托管的普通农户，托管农户亩均增收约295元，有效提高了农户的种粮收益。托管农户的节本增收情况如表所示。此外，合作社还通过标准化生产使得托管耕地相比未托管耕地亩均增产约100斤。通过深耕、旋耕、深松、秸秆回收等一系列高质量农机作业，有效减少了田间病虫害，提高了土壤肥力，粮食亩产量提高约6%。
（作者单位：魏广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张朝、何欣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来源：《中国农民合作社》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