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莺

自从披露了华为与小米的专利许可纷争后，引发了各方与对该事件的关注、分析、评论甚至是期待。

实际上，在“吃瓜”群众关注的表象之外，很多涉及专利制度在中国发展的内在问题，才应该是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应该思考的。

对于华为采用国家在2021年推出的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办法来解决双方许可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很多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也是中国多元化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主要途径之一。

实际上，这一途径一直就有，每年仅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行政执法案件就数量巨大，我们对2019年的数据做过统计。

能够看到，由于过去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权力下放到各地主管部门执行，不同地方专利主管部门对侵权纠纷案件的处理量差异很大。

总体来看，由于处理的都是中小案件居多，且很多执法过程和结果并不像法院判决一样会公布，导致通过“行政”做出的知识产权效果并不明显。

这也导致了在中国法律制度下，这一本来可以发挥作用的手段，长期以来在重大案件，尤其是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知识产权规则和治理的案件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因此，当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提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时，实际上是为这项工作启动了一个新的按钮，并且将这一权力收归到行政机关最高级，这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可以解决地方执法标准混乱和技术是软肋的问题。

但是，从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实施这一办法到目前近两年的时间，仅裁决了两个案件来看，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当去年有利于德国制药巨头的行政裁决做出后，西方知识产权媒体几乎没有报道，也就意味着中国通过重大案件彰显司法公证、同保护的初衷，大打折扣了。

但是此次华为与小米一案，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全球关注，本质来看，这是一次极好的推广中国知识产权解决途径多元化和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案例。然而后续结果是否能如意，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不过，从各方对华为能够选择利用行政裁决的方式，更多的还是给予了肯定。

然而，很多知识产权圈外的人看不到的一点是，对于行政裁决，像华为、中兴通讯的专利，早就开始探索中国行政裁决这条路了，可并不是现在才启动的。

这或许也是与中国本土企业更加了解中国的法律环境有关。

只不过，当时并不是华为和中兴通讯亲自出马，而是美国NPE直接购买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专利，反过来再在中国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希望在专利许可谈判上获得优势。

有关这一点的详细报道，在我们2020年的文章《买华为中兴专利告美企，不去法院而是要求行政执法！？NPE的风向变了？》中，已经做出充分的分析。

其实，在专利行业，很多NPE背后的扶持力量都是大公司，像微软支持的高智公司，苹果、微软联合收购北电网络而建立的Rockstar公司，以及从Rockstar公司的专利分裂出来的诸多小NPE等。所以，NPE一定程度上更多的被大公司来利用，以达到一些大公司自己无法或不便去做的事情。

对于这一点，恐怕走在中国专利理念最前沿的华为和中兴通讯，一定不会陌生，甚至也有可能会采用这一方式，“培养”一些为己服务或是参与分成的NPE。

因此，2020年文章中重点介绍的这家iPEL公司及其旗下的全球创新聚合公司，与华为和中兴通讯之间，仅仅是专利买卖的关系么？其实背后还是有诸多引人思考的方面。

包括华为流出的EVS专利给CCC公司，目前正在与小米和OPPO等公司发生专利纠纷；中兴通讯同样一直在向外转让专利给NPE。难道这些转让都是白转让？后面无需见到专利货币化的效果么？恐怕未必。

所以说此次华为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试图解决与小米的纠纷，踩对了国家的节奏。因为两年前，从全球创新聚合（Global Innovation Aggregators）这家收购了华为和中兴通讯专利的美国NPE试图试水中国行政裁决的结果来看，可能并不理想。

当时它选择在北京知识产权局（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和合肥知识产权局（Hefei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对美国Netgear的侵权提出行政裁决，而这家美国网络公司目前与华为的正面纠纷还在多国进行当中。显然，Netgear并非是一个善意的被许可人。

不过从全球创新聚合这家NPE的结果来看，似乎行政裁决这条路结果并不理想。或许这也是早期试水中国的风险之一。

因此，在现在华为和中兴通讯都在以各自主体在寻求许可的情况下，如何合理看待很多从这两家公司散落到国外专利权人，很多都是NPE手中的专利，反过来又在向中国企业收取专利费，这些费用的叠加是否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和方式，才是本案背后，真正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应该思考的。

当中国坚定的提出美国各种霸权行径之后，其中知识产权霸权的描述值得国人深思。以西方企业为首形成的当今一整套专利的玩法，中国是毫无保留的全部继承，还是要有选择的针对中国国情走出一条特色之路，这是这批已经率先变成专利权人应该思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