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资源投入和机制保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都是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蓄势添能。
相比工业企业，农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农产品原料收购旺季，不少农业龙头企业面临巨大的流动资金压力，“有买原料的钱就没生产的钱”。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王新军建议，优化政策扶持方式，落实和创设政策并举，提高政策支持效率。合理规定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比例，确保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并通过专项资金、农业发展基金、贴息贷款等方式，重点支持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企业信誉度高的龙头企业和基地发展。
一位基层干部说：“农业项目周期长，基建设施多属于民生项目，项目收益比较低，基本都是县级平台公司统筹实施，要包装成融资项目很难。”
受访基层干部表示，当前不少项目都需要地方配套资金。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例，项目资金上级拨付标准大致为每亩1500元，而按照要求实施，每亩投入要3500元左右，空缺的部分需要基层配套解决。争取项目越多反而压力越大，也很难融资，最终反而增加财政负担。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增加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投放，重点保障粮食安全信贷资金需求。引导信贷担保业务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
受访人员希望，加强基层农业设施建设投入资金，尤其是初期基建资金，补齐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以增加农村农业发展水平。出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主的涉农资产抵押、质押、担保办法，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让人才愿意回流农村，让农村能够吸纳和留住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磐石街道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调研发现，目前，农村发展依然面临着青年人才流失匮乏的现状，老幼妇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构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提高培训实效。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上沙塄村晟源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胡占军认为，要结合当地实际需要，围绕农村产业发展需求，培育和引进人才，将科研成果精准传送到农民手中，畅通乡村基层人才向上流动渠道，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王银香建议，适度将农科院、农研所、农业大学等单位的科研基地、大学生实践基地等向农村转移，为农业产业一线带来更多人才。涉农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人才需求，经当地政府审核，根据企业的资质、潜力、贡献力进行综合考量，给予一定的编制名额支持，交由企业进行管理和使用，用于引进对口专业人才。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党委副书记曹元良认为，农村更需要依靠土秀才、土专家。他们懂当地、有经验，要当地人念当地经。应大力培育当地土秀才，扶持农村当地致富带头人，对其牵头的合作社在考核上侧重于社会效益。
曹元良说：“跟金山镇的企业相比，全镇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加起来的收入都不如一个企业的收入多，对地方税收也没有多少贡献。但是，这些农业合作社带动了一方群众致富，稳定了农村的人心，给农村产业带来了希望，这些社会效益不能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
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产生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农村形态和乡村功能的变化。山西省娄烦县委书记李树忠认为，乡村振兴必须立足这种变化，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重新审视和定位乡村功能，统筹考量需要建设什么样的农村、城镇化如何推进、新市民如何安置、城乡资源如何统筹配置等问题。乡村能否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能否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推进，城市与乡村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认为，高质量的乡村振兴，不能走传统城乡分离的发展道路，而是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下，重构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充分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推动以人为核心、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促使形成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相互协调、双轮互促的协同推进局面。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有多种方式，要综合考虑发展阶段、空间距离、要素流动、产业分工等条件和特征。县城的规划及建设，决策部门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错失推进融合的时机。融合需要因城施策，以要素流动为重点，实质是劳动力、土地、资金、数据等要素之间的融合，要查找阻碍要素流动的堵点，实现人口、资金、货物等各畅其流。
农业强国策（之四）成果巩固：严防返贫聚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