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贤德

2023年2月6日下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宋晖师弟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说邢福义先生去世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怎么可能呢？我说不可能吧，我印象中邢老师身体很好的。宋晖师弟说这是真实的，暂时仅仅是圈里小范围人知道。可是，很快不长时间，微信朋友圈里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人转发邢福义先生去世的消息了。看样子，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了。回想起我在武汉生活和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读硕士、博士的情景，邢福义先生对我的关心、关照与关爱，点点滴滴，历历在目，真是仿佛如昨天一样。邢福义老师在我人生路上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出手相救，邢福义先生是我人生路上真正的、永远的贵人。

1990年6月，我从荆州师专毕业分配到湖北沙市市（现荆州市沙市区）某中学教了六年初中语文之后，开始有点“蠢蠢欲动”了，似乎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毕竟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多岁。考研是我走另外一条路的唯一选择。可是考研对当时的我来说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回到母校荆州师专向我的老师杨荣祥先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和杨德才先生（现于国家税务总局工作）汇报说我想考研究生的想法。他们都建议我考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理由是华中师大语言学专业实力在全国很有影响，毕业后容易找工作。母校老师建议备考资料《现代汉语》用邢福义先生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用李宇明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用谁谁谁的教材。说实话，我读的是师范专科学校，从来没有看到邢福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也没有学习过《语言学概论》，但是，我既然有了寻找新出路的想法，就要努力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通信网络这么方便，购买书籍容易。二十多年前电话都不是很多，搞到这样几本教材也费了我很大的劲，花了不少钱。邢福义先生主编的厚厚的一本《现代汉语》教材是我考研的入门书。这本教材是我花重金想办法搞到手的。因为是教材，新华书店也没有卖的。又因为我远离武汉，信息极端闭塞，又没有勇气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老师们，尤其是邢福义先生写信。二十七八年过去了，这本教材我还珍藏着。几年后我继续考博士，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学》《邢福义学术论著选》《词类辨难》《汉语语法三百问》等都是我考博的入门书。 

1997年9月，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我读硕士研究生，其实基础是很差的，因为我的第一学历是两年制大专，头一年上学还没有搞清楚专业是怎么回事，第二年就毕业了，而且当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毕业被分配至湖北沙市市某中学做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个活儿一直坚持了七年，直到我1997年以同等学力勉强考上硕士研究生。因为在中学语文老师这个岗位上，我基本上就把大学教材扔到一边了，更不会去做什么学术研究了，主要是大把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中学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上去了。后来起了考研之心，自己通过“日光加灯光，泪水加汗水”“白加黑”等方式加班加点、苦熬苦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我知道这样突击考取的研究生与我那些读了四年本科大学同时考上研究生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比较起来，专业基础的距离相隔太远。这个距离短时间内是很难赶上的，实际上就是先天不足。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迷茫，因为老师们讲的东西，尤其是音韵学之类我大多听不太懂。研究生第二学期，我的指导老师吴振国教授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早点准备毕业论文选题，因为我的基础相对来说差一些，免得到时候写不出论文来显得很被动。师兄师姐们私下早已议论过了，研究生论文选题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题目能够写成论文，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正当我焦急郁闷时，恰好有一个机遇，邢老师课间和我交流这个话题，我说我正着急呢，实在不知道找一个选题来写毕业论文。邢老师看出我的顾虑，就说，你到图书馆借一本小说杂志，找一个短篇小说反复阅读和思考，找出八九个特殊句式或者特殊词语，两周以后的那天上午十点你到语言所找我。我于是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赶紧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小说，从中找到了一篇三四千字的短篇小说，反复阅读，阅读反复，终于列举了八九条特殊句式和特殊词语。比如“张三不比李四差”“垂垂老矣”等之类的句式和词语，究竟是哪些句式和词语，我今天当然都忘记了。但是邢老师从我选择的众多句式中认可了“别说了”这样一个句式，邢老师认为这个“别V了”可以写成一篇很好毕业论文。并指导我怎么写这篇论文，比如说，不同的“V”含义不一样，可以找一本动词词典，将所有的动词都嵌入到“别V了”格式中，看看为什么有的句子可以说，有的句子不能说；又比如，这个“V”前面的部分是哪些名词或其他什么词或者句子；“V”后面的部分是什么样的名词或其他什么成分；“V”前的部分和“V”后面部分有什么关系等等。经过邢老师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因为邢老师给我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后来又在我的指导老师吴振国教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搜集整理资料和阅读类似论文，终于顺利完成论文并且顺利通过答辩。毕业之后这篇论文的部分章节拆解修改完善后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如果没有邢老师帮我选题，我还真不知道会忧愁得怎么样。

读研之前，我是教初中语文，中学老师收入很有限，创收渠道也很少，加上我家是农村的，农村父母根本不可能在经济上给予我任何支持。读研之前，我已结婚成家而且有了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儿。读研之后，家庭经济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于是，我一边读书，一边在附近中专或大专给他们上大学语文或现代汉语之类的课程，有时候也到学校附近的学生家庭做家教挣点生活费，寒暑假基本上是给中小学培优班学生上语文课。家庭经济生活的窘迫也挤占了我学习的很多时间。有一次，邢老师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的信息，知道我当时家庭经济困难，于是约我到他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慈父般地鼓励我好好学习，抓紧时间多读书，争取毕业论文顺利完成并通过答辩，临走时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给我，说这里面有一千块钱帮你缓解一下目前生活的困难。等你以后相当富裕了再还给我。我当时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是1998年还是1999年，一千块钱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钱。隐隐约约记得当时研究生补助每个月是两百多块钱。但是，不管怎样，这件事情我是永远记得的。后来直到我工作了几年之后专程到华中师范大学把钱还给了邢老师。

1999年年底和2000年年初，是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时间。我当时一边写论文，一边还要找工作，同时也还要想办法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由于我成家了，有了老婆孩子，所以找工作比一般的单身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难度大得多，压力也大得多。道理很简单，成家了拖家带口的，一般单位不好解决配偶工作问题。所以很多单位就不太愿意接收结婚了毕业生。学校人事部门因此可以免去很多麻烦。我当时就面临着这个现实。我在武汉及周边城市的很多高校都投送了求职简历，但是效果不明显。一来是因为我比一般研究生年长七八岁，后劲不如一般单身研究生有潜力可挖，另一方面基础也差一些。读研三年，真正用来读书的时间很有限。今天想来，十分后悔。大好的光阴去挣那点小钱想想确实不值得。如果读研那三年我抓紧时间好好读书，我的基础可能就好多了。真是应了一句古话：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当我正在为寻找工作四处奔走、走投无路、焦虑不已的时候，邢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将邢老师的推荐信附着在我的求职申请书前面。我拿着我的求职申请书和邢福义先生的推荐信，很顺利就应聘上了武汉科技学院（后更名为武汉纺织大学）。我不知道邢老师给我写的推荐信在求职中起了多大作用，但是邢福义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那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在武汉高校学术圈有谁不知道呢？邢福义先生在关键时刻又帮助了我，邢福义先生是我人生路上的贵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2000年6月，我成功应聘到武汉科技学院担任现代汉语和大学语文教师。刚踏上大学讲台一段时间，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从农村到中等城市又到武汉这个大城市，从中学老师到大学老师，一步一步向上走，我很开心，工作很有热情，积极性很高。可是工作不久之后，我就发现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在本科高校根本算不了什么，环视周边同事，他们比我年轻，或者相差不大的，可多是教授、博士、副教授，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头衔，可我仅仅是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什么课题啊、获奖啊、表彰啊、出国交流啊、考察访问啊、职称职务升迁啊，什么好事都轮不到自己头上。我又开始焦虑了。形势逼迫我进一步考博士。于是我回到母校，分别向邢福义先生、李宇明先生、汪国胜先生、吴振国先生、李向农先生倾诉我的苦恼，同时向已经从华中师大调到武汉大学的萧国政老师倾诉人生之路的艰难。他们都非常能够理解我的处境，也都积极鼓励我考博士。他们的鼓励让我坚定了信心。尤其是邢福义先生的鼓励更是我努力报考博士的坚强后盾，是我行动的定海神针。2002年考试一次，各科分数都达到了，可是由于指标太有限，竞争太激烈，我落选了。2003年，我就很顺利考上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得到信息的那一刻，我是激动不已。形势逼迫和邢福义等先生的鼓励使我在学历学术上更进了一步。

2006年6月，我博士研究生毕业了，博士研究生毕业了意味着就要再就业了。这时，远在苏南的一座小城常州有一所学校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这所叫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的学校，刚刚获批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意向录用我。当时我在电话里征求了邢福义先生的意见，也征求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冯广艺教授的意见。他们都说常州好，常州地处江南，长三角腹地，经济发达，文化发达，赵元任、周有光等都是常州人，那里的大学也应该不错的。于是我下定决心，挈妇将雏来到了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几年后更名为江苏理工学院）报到。成为江苏理工学院一名正式职工之后，我除了教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做科研，这也是每个大学老师的重要职责，因为要评职称。评职称，写文章是必须的。但是语言学的文章难写难发。我虽然博士毕业了，但是发表文章也还是很不容易。道理很简单，僧多粥少。每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要发文章，评职称的老师要发文章，从事专职研究的研究员等都要发文章。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文化强省，高校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多，需要发表文章的老师和研究员自然也多，在江苏的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更是不容易！但是为了上职称，我也必须努力啊，再难也要向前走啊。这时，我突然又想起了邢福义先生曾写过的一篇小文章《猪向前拱，鸡向后扒》，我认为我就是“一头猪”，我必须要向前拱，否则在如此竞争如此激烈的学术圈里几乎无法生存。有一次，我将写好的自认为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文章通过电子邮箱发给邢福义先生，希望邢福义先生能够帮我把关并最好推荐一下，推荐一个刊物发表。过了几天，邢福义先生给我回复邮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于是我按照邢福义先生的意见进行反复修改润色，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术训练吧。后来邢福义先生帮我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武汉某个重点大学的重要学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作为我评副教授职称的代表作之一，我的副教授职称也因此顺利过关。关键时刻，邢福义先生又帮助了我，我将永志不忘。邢福义先生是我人生路上的贵人！

读邢福义先生的作品，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很多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在邢福义先生那里就是学问。

邢福义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方位结构“X里”和“X中”》，我读了很多遍。我从中发现邢福义先生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那就是能够在一般人认为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地方发现问题梳理成文。2000年6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在武汉科技学院应聘时试讲的话题就是邢福义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试讲时得到了听课老师的好评。邢福义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谈谈学风和文风的“九字诀”》，教导我们写文章要大家不仅要看得懂，而且还要信得过、用得上。实际上这个观点应该成为所有写文章人的一个共识。邢福义先生非常赞同吕叔湘先生的观点：“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入时无。”如果文章写得大家都看不懂，其社会影响就很有限。

又比如关于“有”和“没”的问题。邢福义先生看到《光明日报》一篇关于《白毛女》的评论，将歌词“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没钱不能买”修改为“我爹钱少不能买。”“没钱”改成了“钱少”。为什么？其理由肯定是：既然没钱，怎么能买红头绳？既然能买红头绳，怎么能说“没钱”？因此说“钱少”才准确。邢福义先生敏感地感觉到“没”不等于“零”,“没钱”绝对不等于“零”。于是他写了一篇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的文章《从语言不是数字说起》在重要刊物《语言文字应用》上发表。

又如，每年国庆节，有地方媒体往往出现这样的征文“我与祖国同龄”。邢福义先生马上觉察出这句话有问题，在这个说法里，把“祖国”跟“共和国”“社会主义祖国”等同起来了。试问：如果说1949年出生的人跟祖国同龄，那么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岂不是比祖国的年龄还要大？邢福义先生在学术路上随时都能发现问题，并深深地感染着他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每年国庆前夕上课都要提醒我的学生写文章写标语的时候，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邢福义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很有限，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学生，这种影响是无限的，而且是深远的。尤其是邢福义先生的那些经典的语言：

这些经典语言常读常新，越读越新，因为它启迪我们的智慧，发散我们的思维，抑制我们的浮躁，引领我们的方向，永远影响着激励着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

我考研使用的教材是邢福义先生主编的，我研究生论文选题是邢福义先生选定的，我读研生活上的困难是邢福义先生通过经济上的支持解决的，我毕业找工作是邢福义先生帮我推荐的，我报考博士的勇气是邢福义先生鼓励的，我博士论文答辩是邢福义先生主持的，我发表文章困难时是邢福义先生帮我推荐的。邢福义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他的为人为学将永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中师大的语言学人。

邢福义先生是我人生路上的贵人，我将永远怀念邢福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