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点击视频观看精彩观点
主持人
仇一，财新视频总监
嘉宾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参加中共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特等奖等。
高瑞东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中国财政部金融人才库专家，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
曾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中美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部等。
3月，春意渐浓，暖阳高照，也偶有几丝冷风与阴云，寒意仍存。
恰如眼下修复进程中的中国经济。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想要释放出来”。刘世锦说道。而近期一系列亮眼的数据表现，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国家统计局公布，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消费同比增长3.5%，均超出了市场预期。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然而，三年疫情所留下的“疤痕效应”，能够如此轻易消除吗？
根据刘世锦团队近期的一项研究报告，2020至2022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均低于潜在增长水平——需要警惕可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中长期机制性损伤和预期改变、新老动能转换扭曲等多重风险。
对于能否实现今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说法诸多。当短期需求充分释放之后，经济若要重回增长轨道，仍需正视潜藏背后的多重制约因素。
首先是如何补民生保障的短板。“我看各地出台了很多经济振兴的计划，政府支出重点仍是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可能需要适当的转换一下这个观念。”在刘世锦看来，医保、医疗、卫生、教育、培训，这些是比物质更重要的“人力投资”。
截至2022年，中国农民工总数已接近3亿人。“改善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能拉动的需求是要大于你城市修两条地铁线路的。”刘世锦如是道。
作为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今年的走势亦为众人所关注。年初，房市逐步回暖，房价连续下跌16个月后出现止跌迹象，需求端提振措施效果初显。然而，销售的改善尚未拉动住房投资的增长，住宅地产投资继续下滑，市场信心仍然不高。
“地肯定不是无限的，房子也不可能造无限多，还是看如何能把存量的房产盘活。”高瑞东给出了他的建议：房地产限购措施放松同时，推进重点城市的房地产税试点，能一定程度上释放新的供给，使市场运行更加平稳。
当然，还有更紧迫的问题——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长期负面影响亟待正视。年轻人始终不愿生、不敢生，一方面受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客观条件限制，另一方面，也有主观思想的变化。
“比如进城打工的人，眼界开阔之后，他的生育观肯定也不一样了。”刘世锦分析道。而据高瑞东的观察，“孩子谁来带”和“生育前后收入跨期”等，是年轻夫妇面临的切实难题，需予以重视。
人口、消费、就业、投资……2023起步，风险与挑战仍旧不减，如何触发经济潜能与增长活力，提供坚实保障、修复民众信心，料将化为贯穿全年的主线。
《财新时间·两会特辑》节目录制现场
（以下内容为访谈内容文字精选）
“经济的‘机制性损伤’修复还需要一个过程”
仇一：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经济增速目标为5%左右，能否达成？有哪些影响因素？
刘世锦：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是“5%左右”，左右就是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留有余地的目标。
原因，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潜力还是有，潜在增长率5%以上。放开以后，大家总是感觉到憋了一口气，想释放一下。再一个方面，也是考虑到一些制约因素，大家讲的“疤痕效应”，或者我用了一个词叫“机制性损伤”，它的恢复有一个过程。
顺便说一下我对所谓潜在增长率的看法。涉及三个层面：
第一层含义，从技术可能性上来讲，我们能够保持多高的增长速度。
第二层含义，就是体制约束，比如说我们有些方面市场没有开放，要素市场，特别是改革还没到位，有些资源的潜力还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
第三个层面，就是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不是约束了增长潜能的释放。
如果这三个层面的和增速相关的变量，我们能把它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组合状态，那么再争取一个高一点的增长速度，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原来有一种设想，今年能不能增长到7%左右，但这个速度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过于乐观，但是总还是一种期待。
高瑞东：我们增速目标，肯定是越高是越好的。因为内外博弈过程当中，经济的增速差本身就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主动性。对美国等一些主要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增速越快的时候，它其实对外进攻的策略是越凶猛的。反过来，我们如果经济增速更好，反过来我们的主动权也会更加彰显，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这三年的疫情冲击，确实是让大家的消费，如说房地产方面的一些购买，其实都是受到一定的压制。我们也是希望在2023年，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方面，都有更好的一个局面展开，对于提振信心、提振士气也非常有帮助。
刘世锦在《财新时间》节目中分享观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子要加快，
不能拖后腿”
仇一：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扩内需、促消费。根据刘老师近期的报告，现在民众生存型消费支出是比较大的，发展型消费更需要着力推进。具体应该如何做呢？
刘世锦：我称之为发展型消费的这些内容，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交通、通讯、娱乐、文化等等，下一步真正是要把这些消费量提上去，就需要消费结构的升级。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政府实际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子要加快，不能拖后腿。
说到这儿我就想说一句，我特别呼吁要重视近3亿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的同志认为说我要扩大需求，（靠）增加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太慢，看不出效果。还是搞几个大的项目能够拉动经济。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存在误区的。
我举例来说，比如有些城市现在已经修了5条地铁线了，但现在还要再修2条地铁线。你试想，拿出一条修地铁的资金，假定10个亿或者100个亿，你去解决这个城市里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问题，你把这钱换一种用法，你看哪个带动的需求量大？我认为，还是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以后带动的需求量大。
第二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等于让城市政府花钱，谁来出这笔钱？我觉得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农民工在城市已经工作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他给你创造社会财富、上交税收，而这么多年来你没有给人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或者说没有提供到位，你是有欠账的。现在把账要还上。
高瑞东在《财新时间》节目中分享观点
“今年财政政策空间比看到的要更大一些”
仇一：报告提到，今年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加力提效”，上调赤字率到3%。政府开支70%以上将会用于民生。但其实大家关心的是，财政还有没有钱？
高瑞东：今年的财政政策其实空间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大一些。
加力，一方面看赤字率的上调，专项债的整体规模的上调。但其实我们看到尤其是去年，因为疫情的一些扰动，尤其年底疫情的防控方式优化转变，所以使得那一部分财政资金支出是存在着一些限制和障碍的。我们也测算过，去年可能有1.2万亿左右的专项债是没有使用的，可能会结转到今年来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3.8万亿左右的专项债，如果再加上1.2万亿左右的结转的专项债额度的话，可能有5万亿左右。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也会支撑整个今年的基建投资到达7-10%左右的高增速。
仇一：对于企业的减税降费，去年的增值税留抵退税超过了2.4万亿元，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今年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对于企业的支持力度是否仍然可能会加大？
刘世锦：你说税是不是今年还能够继续往下减，我觉得必须明确这个是有限度的，税率不是减得越多越好，这是不符合规律的。特别中国企业，确实疫情期间，我们的企业需要生存下来，重点是救助，各项政策都比较宽。当经济逐步恢复常态以后，还必须注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优胜劣汰，有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你再救助它，其实会降低整个资源配置效率，对企业本身也是不负责的。当经济回到正常状态以后，应该还是让市场多起一些作用。我觉得把这一点要讲清楚。
仇一：其实也涉及到一个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怎么更好的去盘活民营经济，以及如何更好的能够保障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权益，这部分的话题有很多讨论。
刘世锦：我想现在民营经济恢复信心，说到底还是一个所谓预期的问题。这次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不变。
因为最近几年，“民营经济离场论”，或者说是先养着你，最后到必要的时候还得退出，就这种舆论比较多。很多人盯着，说是民营企业家有钱，是所谓资本家。其实你会看到，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最初他是一穷二白，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凭什么把一个企业做大呢？他凭的是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他是借别人的钱，但是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管理，现在还有数据，把各种资源组合在一起，把这个企业搞起来了。这种组合资源的能力，就是企业家最重要的本领，他要发挥的一个作用。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定位，可能从这个角度，在理论上都有一个正确的说法。
再一个，还是要加强法制。现在国家保护各类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不同类型的所有者，都有很多法律，要让这些法律起作用。这个也是长期稳定预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期待今年房地产市场恢复正增长，
但难度不小”
仇一：涉及房地产政策，报告中强调，要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今年在房地产政策上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调配空间？
刘世锦：聊具体政策前，首先得把大格局搞清楚。中国的房地产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到了由高速增长逐步回到低速增长的阶段了。但问题在什么地方？它回落的幅度太大了。
和我们很多高速增长期的行业一样，它是带病运行的，你得小心伺候着，非常谨慎地让它平稳着陆。但是我们的一些政策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会看到近期政策是有很大幅度的调整，但是这次看来的话是没有达到预期，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失望的。
最近有个很奇特的现象，你得研究。很多人提前还房贷，这实际上是很正常的，过去房贷即使5%，甚至更高的一个利率，他拿了以后的话，房价一年之内涨了20%、30%，有些甚至是50%，有些甚至翻了一番，这点房贷的利率成本算什么？以后房价基本上不涨了，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不合算了。
要看清楚，目前房地产确实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说乐观点，叫中低速增长，或者叫低速增长，但是我们不希望它是负增长。基于这样一个基本面，从长谋划，再去调整你的政策。我们期待说今年能不能恢复一个正的增长，但是现在看来的话难度也不小。
高瑞东：未来看房地产市场的话，还是从需求供给两端去入手。需求端来看，包括我们的“三支箭”等，一系列政策其实在帮助房企做相关的纾困。居民端来看，最终还是一个收入的改善，对于未来经济预期的改善，是一个相对比较缓慢复苏的过程。
另外就是供给端。地肯定不是无限的，房子也不可能造无限多，很重要的一块，我觉得还是如何能把存量的房产相对盘活。
其实我个人之前有一个呼吁，可以考虑把房地产的相关限制措施放松，再叠加房地产税，比如说在房价有上涨压力的一些重点城市进行房地产税的相关试点。其实真正的还是，不是说大家要买多少房，而是如果购买了相关的房产，我承担相关的税收责任。如果不愿意承担，也可以释放一些新的供给出来，也能让整个市场、整个价格会更加平稳。
《财新时间·两会特辑》节目录制现场
“要关注年轻人生了孩子谁来带、
生育前后收入跨期问题”
仇一：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养老服务保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近两年，尽管有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出台，而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背后原因是什么？
刘世锦：实际上我们过去有一种假设，说是如果你不限制，他就会大量的生，他所想象的还是农村里边那种生育习惯或者那么一种状况。
其实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当城市化进程开始了以后，一个人由农村进入城市以后，他的生活方式、就业状况，包括他的眼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农民工，你问他到城里边如果稳定下来以后，他还愿意生几个孩子？和他原来在农村的时候，想法一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还是要承认这一点。
接下来怎么降低他生育的成本，我们再有一些更多的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措施，缓解中国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情况，看看未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拐点，就是逐步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生育过程。
高瑞东：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了孩子以后谁来带的问题。现在因为我们人口结构变化很快，也有一些延迟退休的讨论，我们看也有一些评论，爷爷奶奶延迟退休没法帮忙带孩子，在大城市，双职工家庭也没有人带孩子，如果请保姆，也是不小的一笔费用。我们看到国外，在很早期的托儿育儿方面，其实政府是配套了大量的服务和设施，更多的这些优惠在里边的。
另外一个方面，往往越是年轻的时候，大家要孩子的时候，收入水平相对是比较偏初期的。后面的工资水平越来越高，所以如何做好这个（收入）跨期，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去帮助这些年轻的家庭解决一些现实的困难。
制片人：仇一
本集导演：仇一
剪辑：宋文康
摄像：龚高 王学武 宋文康
技术统筹：王学武
视觉设计：吴琦
运营：刘正恒
商务支持：徐芳菲 欧琪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