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显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随着人口大量外流，村庄人口结构改变较大，公共意识淡薄的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治理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积分制将各类村级事务和农民行为量化，推动了乡村治理由“村里事”变“家家事”，并通过建立与积分结果挂钩的奖励和惩戒措施，将“要我参与”变成“我要参与”，调动了农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增强了对农民群众的激励和约束。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乡土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传统习俗约束力降低，有些村庄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积分制对村民行为有了具体的评价标准，“德者有得”有了明确的依据，增强了对农民群众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有助于农民律己向善，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

创新了“三治”结合的载体。积分制体现了党组织领导下“三治”结合的治理理念，是自治、法治、德治的显性化、具体化。发挥村民自治作用，村民广泛参与是积分制的基础，同时发挥各类组织团体监督评议作用，激发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热情；融合德治内容，将互助互爱、移风易俗、勤劳致富、良好家风等纳入积分管理，为行为规范立标尺；强调法治思维，把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贯彻到积分制的实施中，将遵纪守法情况作为积分考评的重要方面。实践证明，运行效果好的积分制都充分体现了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让乡村事务管理更加高效，为“三治”结合提供了很好的载体。

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有的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不强，集体经济薄弱，一些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存在本领恐慌。积分制把纷繁复杂的村级事务标准化、具象化，解决了乡村治理工作“没依据、没抓手、没人听”的问题；并且将村级事务与村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让乡村治理由“任务命令”转为“激励引导”，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形成了共同目标，节约了管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