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108—P109
作者：周宇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摘自《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4期，陈茜摘
目前，国际社会就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相当数量的研究认为，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以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为主要条件，是西方国家采取的一种新的政策工具。一些学者提出，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将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产生负面影响，西方国家的这一做法会削弱美元体系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公共品供给和需求的萎缩，从而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将其类比早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强调了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危害。
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形成条件之一，是由主权国家承担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才有可能利用其提供全球金融公共品的特权对其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西方国家具备了提供全球公共品的特权，这是其实施全球公共品武器化的客观条件之一。
国际社会不存在相当于一国政府的全球管理部门，因此只能由一部分主权国家承担起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在到底应该由谁提供全球公共品的问题上，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是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尽管“霸权稳定论”强调了霸权国家提供全球公共品的必要性，却并未充分关注由霸权国家提供全球公共品的制度可能引发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承担了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主要任务，美元也由此成为全球主导性国际货币。然而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出现冲突时，美国政府自然会采取本国优先的政策。这一做法必然会伤害全球公共利益。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刺激内需和引导美元贬值，美联储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导致了美元贬值，使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风险，反映了由主权国家提供全球公共品的内在矛盾。一些学术与政策研究者认为，美国将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做法，是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全球公共利益之上的表现，反映了主权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与以往的冲突相比，此次冲突还有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形式有所不同。以往美国对全球公共品的伤害表现为在本国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采取以本国利益为优先的政策，这一次则表现为全球公共品的武器化，即把全球金融公共品作为制裁他国的武器。这是美国为滥用全球公共品开创的一种新的形式，也是主权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新的表现形态。
第二，动机有所不同。以往美国追求的是本国的经济利益。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利用提供国际货币的特权，无节制地发行美元，造成美元贬值和全球外汇储备的缩水；二是在美国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会采取对本国有利、对世界经济不利的经济政策。但与以往单纯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动机不同，这一次美国还把全球金融公共品作为其追求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对他国实施金融制裁，谋取本国的政治利益。
第三，主体有所不同。以往主权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是由美国单独引发的事件。在那些事件中，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受害者。而将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实施的集体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美国是主导者，而其他西方国家是追随者，反映的是一部分主权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第二个形成条件是由金融全球化推动的全球金融高度融合。只有在被制裁国家高度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情况下，金融制裁行动才有可能发挥威慑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了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该体系并没有促成金融全球化。妨碍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是当时存在的全球性资本项目管制。鉴于竞争性货币贬值是助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吸取了这一教训，选择了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从“三元悖论”的视角来看，在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前提下，要保持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实施全球性资本项目管制。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各国政府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而各国政府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得不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全球性资本项目管制一度是妨碍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全球进入了浮动汇率制时代，资本项目管制不再是维护固定汇率制的必要手段。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开放资本项目，为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时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出现的双重资本项目开放的竞争成为全球性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外国投资，纷纷展开了开放资本项目的竞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让本国企业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也纷纷展开了加速资本项目开放的竞争。双重资本项目开放带来了以下两个重要变化：其一，鉴于西方国家能够提供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家开始利用这一市场进行投融资业务，推动了全球金融的高度融合；其二，双重资本项目开放为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敞开了大门，促进了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的高度融合。
由金融全球化促成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为西方国家将全球金融公共品作为遏制对手国的工具提供了便利。后发国家把出口获得的外汇收入以货币投资的形式存放于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西方国家冻结甚至没收这些资产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后发国家多利用西方国家的货币和支付体系进行国际结算，也为西方国家通过切断国际结算网络，破坏其产业链提供了便利。
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第三个形成条件是行为实施主体对此类全球公共品供给高度垄断，如果一个主权国家只能部分地提供某一类全球公共品，那么很难将之作为制裁政治对手的武器。因为被制裁的对象可以寻找其他国家提供上述公共品，这反而可能使实施金融制裁的国家失去提供原本份额的资格。全球金融公共品的垄断属性会造成“全球市场失灵”。它的武器化并不是市场化行为，而是“全球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形式。
美元并不是唯一的国际货币，美国对国际货币并不具有完全的垄断性，这限制了美国单独实施金融制裁的能力。因此，美国必须设法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实现对全球金融公共品的垄断，才能充分发挥全球公共品武器化的威慑作用。
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有两个特点：其一，从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一种新的现象，是全新的政策工具，是美国推出的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它在过去20多年中逐步成形。其二，从政治定位来看，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将成为美国政府打压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家的常规手段，成为军事战争的延伸和替代。从军事战争向金融战争的转变并不是偶发性事件或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系统性的战略调整和战略趋势。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把全球金融公共品作为打击地缘政治对手的一类重要武器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与发动军事战争相比，金融战争的政治成本相对较低，更容易被美国国民所接受。所以美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把全球金融公共品作为打击地缘政治对手的常规武器。美国两大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得选民的支持，就必须选择能够被民众接受的战争形态，这是美国政府推动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主要原因。
第二，世界各国对全球公共品依赖程度的上升提高了西方将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主观能动性。全球化大幅度地提高了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杀伤力，为西方国家实施制裁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在客观上提升了它们动用全球公共品打压地缘政治对手的主观意愿。
第三，在诸多经济制裁措施中，西方国家尤其重视金融制裁。因为与其他措施相比，金融制裁通常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由于各国多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全球公共品进行金融交易，因此其武器化可以影响到所有包括非西方国家与被制裁国在内的国家间的经济往来。这一模式加大了全球金融公共品武器化的威慑力和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