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解剖的起源

人体解剖在西欧的实行是自然科学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事件之一。这在别的文化中几乎都是闻所未闻的，因为解剖尸体是大忌，它没有给尸体以传统所要求的适当尊重。在古代，人体解剖在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曾被短暂地允许过，这也许是因为制作木乃伊时给尸体做防腐处理的过程中，本来就要切除大部分柔软器官。因此，在埃及，解剖尸体并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令人震惊。如果我们相信一位古代医学作家的说法，那么亚历山大的做法甚至延伸到囚犯的活体解剖。然而，任何形式的人体解剖都是异教罗马当局所禁止的。

在13世纪末的意大利北部，发生了某种革命性的事件——人体解剖重新开始。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这与博洛尼亚在法律研究方面的卓越地位有关。第一批解剖可能实际上是出于法律目的而进行的、旨在确定死因的尸体检查。据记载，连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曾下令对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进行法医检查。这些尸检打破了人体解剖的禁忌，不久之后，博洛尼亚医学院就将人体解剖列入医生训练的一部分。

现在位于博洛尼亚的解剖室可以追溯到17世纪，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它的设计类似于14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用于解剖教学的教室：房间的中心是一块大理石板，板上放着尸体；围绕石板设有一排排渐次升高的长凳，以便每个人都能有良好的视野；高出长凳的那个东西只能说像一个宝座，宝座上方有一个木刻的顶盖，顶盖由两尊没有皮肤的男性雕像支撑着。教授讲课时坐在这个座位上，他实际上并不会亲自动手解剖。实际进行解剖的是他的助手，而他本人与切割尸体的脏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他宣读教科书的章节时，助手会指出相应的器官。或者在助手展示尸体内部时，教授手持一根长棍讲解尸体的内部特征。

1316年，一位博洛尼亚医生蒙迪诺·德卢齐（Mondino dei Luzzi，死于1326年）写了一本关于如何进行人体解剖的手册，这个手册逐渐成为中世纪余下时间中的权威著作。蒙迪诺的专业技能得自验尸，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解剖两名孕妇的尸体。他也不是在哪里都受欢迎，至少有一所德国大学无法忍受他对盖伦的轻微偏离，不允许使用他的教科书。

关于中世纪教会的更普遍的流言之一是教会反对人体解剖。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社会和文化都对这一活动有强烈的反感，因此，人们会觉得惊讶，教会竟能允许进行人体解剖，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对声音。1300年一份题为《关于安葬问题》（De Sepulturis）的教皇训谕常被认为是教会禁止人体解剖的证据，因为该训谕禁止对人体进行烹煮。这一做法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变得很普遍，因为那些在战役中死亡的人想被埋入家族的墓地。烹煮能将骨与肉分开，这样尸骨就会易于运回国内下葬。教皇训谕确实无意中阻止了解剖学家通过烹煮人头来揭示头盖骨下面一些骨骼的结构。蒙迪诺在他的手册中承认：

头盖骨底下的那些骨骼不易观察，除非将其取下并煮沸，但由于这是一种罪恶，我已经习惯于把它们忽略掉。

如果天主教会真的强烈反对人体解剖，那么人体解剖学就不会迅速成为欧洲各大医学院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了。

中世纪晚期的人体解剖是出于教学而非研究目的。学生一般只会按照自己在书里读到的内容来解释他们看到的东西。资历较深的教授讲课、治疗活着的病人，报酬很高，所以没有理由去跟死人打交道。随后，在16世纪上半叶，一些解剖学家开始质疑这些教授在我们身体内部究竟看到了什么。

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

在所有解剖学家中，安德烈亚斯· 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最为著名。他来自西属尼德兰，先是在鲁汶（Louvain）一所新大学学习，然后转到巴黎学医。他在意大利完成了学业，当时意大利有最早成立的医学院。一取得资格，他就继续担任外科讲师。维萨留斯的教学方法一反常规，他不是在助手解剖尸体的时候端坐在教授的宝座上，而是到底下去亲自解剖。他的演示既有技巧又充满热情，课非常受欢迎。

维萨留斯具备一切实现目标所必需的技能：他不仅有眼光，善于制图，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的杰作《人体构造》（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于1543年首次出版。维萨留斯提供了文本，插图也是取自他自己的画作。插图的木刻实物则是由伟大的威尼斯艺术家提香（Titian，死于1576 年）的工作室提供的。除了解剖学细节，插图对去皮和剖开的人体的安排也表现出作者很高的天分，这些人体以古典姿势呈现，就像还活着一样（见图13）。这本书的名声和成功既要归功于它无可争议的科学价值，也要在同样程度上归功于那些了不起的插图。整部著作是造物主的仆人维萨留斯在发现造物主的杰作时，为之谱写的一曲赞歌。

当然，《人体构造》并不完美。例如，它对女性生殖器的处理的基础是以16世纪的眼光进行的观察，尚需大量改进。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说男性产生“精子”（semen，源自拉丁语，意为“种子”），而女性则能使种子发芽。这种说法来源于一种古老的观念，即女性只是提供一个场所，让男性可以播下他的种子，直到它长成婴儿。由于他的学生加布里埃莱·法拉皮奥（Gabriele Fallopio，1523—1562）的工作，连接子宫和卵巢的输卵管（Fallopian tubes，以法拉皮奥的名字命名）才被发现。人类的卵子直到19世纪才被观察到，那时人们终于意识到种子来自女性，使种子发芽的是男性的精子。

对解剖学家来说，尸体的短缺是个大问题。维萨留斯公开承认他曾依靠盗墓来解决。有一次，他将一个死去的女人剥了皮，这样她的亲属就算告上法庭要取回她的尸体也认不出她来。而且，尽管有古代教皇的禁令，他也没有对烹煮尸体分开骨肉有负罪感。

16世纪就是这样，解剖学家可以指望偶尔会有免费的尸体。关于自己如何发现一具死在火刑柱上的罪犯的尸体，维萨留斯写道：

我们去的地方让学生们受益匪浅。为了惩戒村民，所有那些被处决的人都被放在公路上示众……我爬上火刑柱，从髋骨里拔出一块股骨。当我拉动上肢时，手臂与手分开了。我在几次秘密旅行中把腿和手臂带回家，留下躯干和头部。胸部被链条拴得很高，为了拿到它，我让自己在傍晚被关在了城外。

维萨留斯接着讲述了自己是如何爬上黑暗中的火刑柱来获得战利品的。他把这些骨头藏在附近，等到有机会再偷偷带到城里。法拉皮奥不必沦落到这种地步。一位当地统治者送了一个活囚犯给他做实验，不过解剖学家出于仁慈，在开始工作之前用鸦片剂给实验对象执行了安乐死。这恐怕是一个比死者的预期更仁慈的结局。

维萨留斯的成功以及在学生那里受到的追捧令他的同事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在解剖学上他们不仅错了，而且太过懒惰，没有亲自查验事实。来自巴黎的医生雅各布斯·西尔维于斯（Jacobus Sylvius，1478—1555）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理由来拒斥维萨留斯的发现。

最终，维萨留斯离开帕多瓦，被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1527—1598）雇为私人医生。他对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满意，而且他没有机会继续自己的研究。由于无法辞去王室职务，他设法获得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许可，借此逃脱。不幸的是，他的船在返航途中失事，维萨留斯溺水而亡。

被迫害的解剖学家？

维萨留斯死后不久，就有传言称，他在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发生冲突后被送上了朝圣之路，后来这个说法被用于将天主教会描绘成人体解剖的反对者的另一项根据。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维萨留斯离开西班牙的愿望与宗教裁判所有关。他毕竟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人，把自己一生的工作视为一种荣耀上帝的方式。维萨留斯没有受到宗教迫害。我们已经知道，另一位西班牙解剖学家迈克尔·塞尔韦图斯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他的厄运与自然科学毫无关系。

除了为托勒密古老的《地理学》制作出两个受到高度评价的版本之外，塞尔韦图斯在科学上的名气还来自他对心和肺的研究。盖伦对血液在我们身体里的运行机制的描绘有几个重大缺陷。例如，他错误地认为，静脉和动脉除了通过心脏连接在一起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连接。这很难说是他的错。他没有任何放大工具来观察肌肉和肺中将动脉和静脉连接在一起的微小的毛细血管。他推测，分隔左心室和右心室的厚厚的心脏内壁上有小孔存在。

迈克尔·塞尔韦图斯正确地推断出，不仅肺的活动所需的血液由这条动脉运送，身体中所有的血液都流经它。他认为空气可能先在肺部被吸收到血液中，然后再被转运到身体各处。不幸的是，他只是把这一观察作为自己的神学著作《基督教的复兴》的插笔来证明他对空气的精神性质的看法。塞尔韦图斯的理论或许是混乱不清的，但他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他写道：

通过一种非常精巧的安排方式，微妙的血液被推进很长的距离后穿过肺……然后在肺静脉中与吸入的空气混合，通过呼气，空气中的煤烟气被清除掉……肺动脉醒目的尺寸证实了这一点。

他的洞见隐藏在一部被认为是声名狼藉的异端著作当中，知道的人不多；后来意大利人雷亚尔多·科隆博（Realdo Columbo，约1515—1559）又独立地得出了同样的看法。甚至塞尔韦图斯也只是重复了一位名叫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1213—1288）的穆斯林医生业已完成的工作。最后，这个观念正是通过科隆博的著作才被欧洲解剖学家熟知。

威廉·哈维与心脏

17世纪初，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发现了血液循环。

威廉·哈维的求学生涯始于剑桥大学，他在16世纪90年代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约翰·凯斯（John Caius，1510—1573）是伦敦的医生和翻译家，学院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他重修学院之事比哈维早一代人的时间。凯斯是老派的盖伦主义者，他将大部分的学术精力用来准备这位古代大师著作的新的评述版本。由于剑桥大学的医学教学基础相当薄弱，凯斯还提供了奖学金，以便让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到帕多瓦去完成学业。虽然帕多瓦位于笃信天主教的威尼斯领土内，威尼斯人却没有让宗教差异成为付费生前来就学的阻碍，而且不管怎么说，哈维都拥有天主教的同情。1602年成为医学博士后，哈维回到英国，利用自己取得的有声望的学位开始了受人尊敬的行医活动。最后连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1566—1625）都找他看病。

哈维只在业余时间研究心脏。他的妻子容忍了丈夫对狗进行活体解剖的习惯，想必是个非常宽容的女人。哈维的主要洞见是，心脏和静脉都有瓣膜，瓣膜能阻止血液向错误的方向流动。这可能是盖伦缺乏背景知识的地方，因为虽然瓣膜在17世纪之前已得到较好的理解，但它在罗马的技术中似乎并不常见。哈维还说心脏的运转就像机器一样。他把心脏的工作方式比作快速转动的齿轮或燧发枪。哈维后来曾见过灭火器械通过软管喷水的场面。水是在泵（动力由操作者提供）的作用下喷射出来的，哈维注意到，心脏将血液泵至身体各处的情形与此类似。

他的分析虽然带有这些现代色彩，却仍是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范围内进行的。他认为心脏是上帝设计的，所以他试图去发现它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赞同赫尔墨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心脏“应被称为生命的起点和我们小宇宙的太阳，正如太阳应被称为世界的心脏一样”。

今天，我们对心脏和血液循环的理解仍然是以哈维的工作成果为基础的。血液通过一个叫作主动脉的管道离开心脏时富含氧气，因而是鲜红色的。携带氧气的血液通过动脉输送到身体各处，而动脉又不断分支，变成越来越小的血管，一直到肉眼看不见。这些微小的毛细血管十分狭窄，血细胞只能一个一个地通过。毛细血管输送血液经过身体各组织，氧气在各组织处被卸下。其后，与氧气分离的蓝紫色血液经由毛细血管进入比它宽的静脉。这些血管就像大河的支流一样连接在一起，大河最终流回心脏。

心脏本身分为两半，由无法渗透的厚肌壁隔开。每一半有两个相互连接的腔室，一个心房和一个心室。心房为那些等着被相应心室泵出的血液提供了一个池。血液经过体循环流入右心房，然后由右心室经由肺动脉泵入肺。血液在肺里再次与氧气结合后返回左心房，再由左心室泵回主动脉。

对于受得了活体解剖那血淋淋的描述的读者来说，哈维1628年出版的《心血运动论》（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的逻辑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哈维在计算心脏推动多少血液在身体中循环时发现，这个量远远超过肝脏实际产生的血量。显然，血液是被人体重复使用了，因为瓣膜的存在意味着血液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所以血液必定是循环运动的。当然，找出完整的循环路径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毛细血管不借助显微镜是观察不到的，但哈维的论著足以让许多人信服。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他，他抱怨说，书出版后自己的病人减少了，因为他们不愿将自己的健康托付给这样一个怀有新奇想法的人。

可悲的是，医学在临床实践方面取得的有效进展仍是微乎其微。如果没有新的医学理论来取代旧的理论基础，以此催生新的治疗方法，那么破坏旧的理论基础便无济于事。四种体液的理论仍是诊断的基础，因为别无选择。采用哈维的观点进行输血的尝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是因为血型不同。如果输错了血型，病人就会死亡。由于当时医生对血型的概念一无所知（更不用说鉴定血型的方法），输血治疗经常导致病人不明不白地死亡。

鉴于魔法世界观在上流社会中销声匿迹，共感和其他替代观念也不再受人青睐。新教徒甚至倾向于否认宗教奇迹。莫名其妙的是，科学医学虽然已经击败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其实际医疗效果却比对手中的任何一个都要逊色。因此，19世纪中期以前的医学史，除了意义重大的天花疫苗之外，就是一部失败史。虽然大多数医生对他们给病人放血所造成的伤害麻木不仁，但针对这种做法也有一些早期的批评。例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博学者——在1806年哀叹道：

就我们对动物机体的认识而言，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是一次出色的补充，但是回顾那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医学实践，我却没有看到基于这一发现的任何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