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深度系列

1. 数据要素发展代表国民经济的重大转型

1.1.数据要素的前世今生

生产要素是指用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是对生产过程中为获得经济利益所投入资源的高度凝练。在经济学经典教材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生产要素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充，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是因为它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已经十分显著。数据要素显著推动生产所需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具备规模大、价值高等特征，逐渐演变为推动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要素。

中央首次明确数据成为五大生产要素之一，智能化时代数据要素重要性显著。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中将数据定义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并列，共五大生产要素。智能化时代的重要特征首先是通过数据要素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逐步融合；其次是智能化设备将替代绝大部分基础劳动岗位。智能化时代为解决当前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原有的经济模型必然被数字经济产生的新模型重构，数字要素的重要性将愈加显著。

数据可与其他生产要素构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在流通中产生价值。数据价值化是指以数据资源化为起点，经过数据资产化、数据要素化阶段，通过在数据交易平台的交易流通配置，实现数据在流动中产生价值。数字经济下，数据资源可以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共同等生产要素构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一方面，数据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能够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相配合，形成乘数效应，放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值。

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有明显的互补特征。数据要素的五大特性为：时效性、无限供给、可再生、可重复利用、无限复制。首先，数据要素具备极强的时效性，在市场上率先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并辅助市场化创新，就能抢占市场竞争的领先地位，而传统生产要素对时间较不敏感。其次，数据要素的供给是无限的，生产不受时空的限制，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有限供给对于经济增长的制约。最后，数据要素具备可再生、可重复利用、无限复制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因此数据要素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数据要素具备的五大特性完美弥补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短板，在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协同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速国民经济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

数据要素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模式，从而促进经济增速的提升。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核心作用在于发现新知识或者新的知识组合方式，从而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模式，在微观层面促进产品创新和降本增效，在宏观层面推动各生产要素在市场主体、时间、空间上的优化和聚集。

数据要素市场规模稳步扩张。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的引领和推进，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步入高速增长阶段。根据国家工信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数据， 2021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到815亿元，2016-2021CAGR达67.4%。同时据其预测，预计“十四五”期间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将超过25%，整体进入群体性突破的快速发展阶段。

数据成为用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基本投入因素，数据要素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0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数据成为了国民经济运行中必备的基本因素之一。

数据要素政策细则陆续落地，数据市场化和资产化进程不断加速。近年来，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陆续出台“数据要素”的相关政策规划，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1.2.数据要素的会计细则：数据入表

数据要素的会计准则于2022年12月9日征求意见，企业财务报表或将迎来重大改变。2022年12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拟规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强化相关会计信息披露，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四大传统生产要素，基本都在企业财务报表中有所体现，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而数据资产相关会计准则的出台，把数据列为同样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生产要素，企业财务报表将迎来重大改变。

该暂行规定将数据资源划分为两类：企业内部使用和对外出售。内部使用的数据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确认为无形资产，用于对外出售的数据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确认为存货。第一类主要针对不以数据交易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比如商业银行，每年会在数据上有大量投入，可以确认为无形资产。第二类针对对外出售数据的企业，花费大量数据采集成本获得的数据集，可以确认为存货。

数据要素从费用化走向资本化，充分认可数据价值。以往财务上对数据资源没有明确清晰的科目要求，大部分公司都将这项开支计入费用。新规出台后，数据资源将进入资产负债表，费用的减少将提高企业的利润。数据的资本化充分认可了数据的价值，数据要素成为了可以盈利的资产，会计准则的变化成为了数据产生价值的重要依据。同时，由于数据资源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不影响企业的当期利润，企业也会更愿意购买数据资源。

数据进入资产负债表从资产角度揭示了数据的经济价值，通过数据赋能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涵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的会计处理可以客观反映数字化赋能所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情况，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量化标准。

1.3.数据要素标志着国民经济的重大专项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新生产要素的产生都会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催生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向。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和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和技术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正逐渐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产要素。

中国以往以土地经济为主，房地产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牵引力，政府靠卖地获得财政资金。1980年-1998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上升期，该时期也见证了中国由衰败到兴盛的辉煌与涅槃。1980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元年，邓小平提出“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建议个人建房买房”的设想，首次将房产定义为商品，拉开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此后中国房地产逐渐成为了GDP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房地产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土地出让收入，二是房地产相关税收，三是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四是城投企业的土地抵押融资。

如今政府通过出售土地要素获取财政资金，今后靠数据要素。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充分释放了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增速。然而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土地的发展空间不断变小，人口红利带来的规模效应递减，传统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递减。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下，新时代需要数据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担当重任，依托数据要素提升生产效率，从依赖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转变。因此我们认为，数据要素和土地要素相对应，数字经济和土地经济相对应，数据要素印发的变革的重要性不亚于土地改革。

数据要素最高管理部门——国家数据局诞生，意味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真正进入落地阶段。2023年3月7日，国家数据局正式组建，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从职责上看，国家数据局整和了网信办和发改委的相关职能，将此前分散的数据管理工作合并至一个部委之中，从而更加聚焦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职能。此举体现了党中央高层对数据要素作为未来经济发展驱动力的高度重视，进一步突出了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的重要性。

如今政府通过出售土地要素获取财政资金，今后靠数据要素。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充分释放了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增速。然而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土地的发展空间不断变小，人口红利带来的规模效应递减，传统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递减。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下，新时代需要数据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担当重任，依托数据要素提升生产效率，从依赖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转变。因此我们认为，数据要素和土地要素相对应，数字经济和土地经济相对应，数据要素印发的变革的重要性不亚于土地改革。

数据要素最高管理部门——国家数据局诞生，意味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真正进入落地阶段。2023年3月7日，国家数据局正式组建，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从职责上看，国家数据局整和了网信办和发改委的相关职能，将此前分散的数据管理工作合并至一个部委之中，从而更加聚焦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职能。此举体现了党中央高层对数据要素作为未来经济发展驱动力的高度重视，进一步突出了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的重要性。

国家数据局归属发改委管理，将进一步加快数字要素的市场化建设。国家发改委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旨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国家能源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数据局均在其管辖范围内。将国家数据局并入国家发改委体系，意味着其将承担更多“发展”的职能，与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国家能源局相呼应，一个代表新兴生产要素，一个代表传统生产要素，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明确信号。

2.从六大方向看数据要素投资机会

2.1.数据收集——各行各业提升信息化水平

政策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高度融合，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围绕“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规划》也提出，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研究制定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农业、工业、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规划》提出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包括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计算机技术的涌现和发展，同时在疫情催化影响下，政企数字化需求不断提高。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9.8%，2016-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CAGR为15%，其中产业数字化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产业数字化市场规模达37.2万亿元。

数据资产是各行各业的发展触角，推动各个行业信息化发展。数据资产是指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的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如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企业竞争的本质是在不确定市场环境下资源配置效率的竞争，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资源获取和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竞争优势。通过高效的数据资产收集和管理可以有效提高业务数据话效率，推动数据业务化，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情况纳入考核，数字政府建设迎东风。过去几年，由于疫情期间各地政府财政问题，政府的数字化进程有所推迟。2022年6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就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作出部署。若干国家相关政策及文件为数字政府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于数字政府整体的投入将会有明显提升。《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数字中国建设工作情况作为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参考，进一步加强了数字政府建设的确定性。

以电子政务为例，数据资产对政务信息化至关重要。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对于政务信息化的表述，对于政务信息化的要求包含一体化政务、政务数据共享、全流程政务服务、政务数据融合创新及政务数据安全保护等，其中多项与数据资产呈强相关关系。

2.2 数据确权——明确数据所有权

数据产权制度的建设是数据要素市场活力运转的重要前提，《数据二十条》为其指明方向。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数据二十条》，其中强调了需要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发展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同时针对数据要素产权、流通交易等多方面给出了基础建设意见。数据确权，就是确定数据的权利属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确定数据的权利主体，即谁对数据享有权利。第二是确定权利的内容，即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数据确权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第一步，权属不清将无法保证市场参与者的权益。首先，作为数据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数据产权界定不清会导致与之相关的数据流通、数据交易等制度缺乏基础。其次，数据产权界定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各方主体之间既共生互赢，又存在利益冲突，数据产权界定不清，加剧了数据上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最后，数据产权界定天然具有追求规则稳定性和利益可期待性的特点，然而数据可能被何人使用何种技术用于何种情形又具有或然性，无法准确预料。

由于数据本身较为特殊，其产权界定面临一定困难。首先，数据客体具有独特性，很难归入传统法律关系客体中，所有权无法绝对化。第二，数据权利具有多样性，具体的内容随着应用场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包含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访问权等若干种权利。最后，数据生产链条上参与者众多，从数据的产生、采集、存储、处理到分析，各参与者都对数据的价值产生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数据的权益并不排他，需要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划分。

国家提出“三权分置”制度，从强调“所有权”到强调“持有权”和“使用权”。202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提出初始的两权分置制度（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数据的流通交易奠定基础，也初步解决了数据流通交易的确权难题。然而，两权分置制度并没有有效解决数据资源产品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产品的比例不高，因此无法有效提高交易市场的活跃度。因此国家提出三权分置代替两权分置，增加数据产品经营权，进一步改善数据要素市场的状况。

数据水印可用于确保数字内容质量及真实性，可有效保护数据要素版权。通过把一些标识信息直接嵌入数字载体当中，且不影响原载体的使用价值，也不容易被探知和再次修改。数字水印可以被生产方识别和辨认，通过隐藏在载体中的信息，可以达到确认内容创建者、购买者、传送隐秘信息或者判断载体是否被篡改等目的。

2.3.数据储存——国家的新账本

出于保护国有数据资产安全的目的，政策不断催化国资云加速渗透。在天津天津市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国企上云工作完善国资云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指出，国企的数据资源属于国有资产，应纳入国资监管和统一管理，这也是建设国资云的核心目的。2020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提出国有企业需加快推进基础数字平台等数字化转型工作，随后各地国资委加速布局地方“国资云”平台。

国资云本质是从第三方托管的公有云转向国资专属行业云。国资云是指由各地国资委牵头投资、设立、运营，通过建设高安全防护水平的数据安全基础设施底座，并搭建以汇聚国有企业数据为核心的数据治理体系及云平台。国资云主要建设与运营方通常是地方国资企业，技术与产品的支撑方一般为云服务商。根据天津《实施方案》要求，企业已部署在第三方公有云平台（包含“华为云”、“阿里云”、“腾讯云”、“沃云”、“天翼云”、“移动云”等）要在租约到期日起两个月内全部迁移至国资云。

推进国资云是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目前很多国企面临专业技术人员、相关经验短缺等问题，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有较大压力。国资云的目标用户即为各地的国有企业，一般作为当地国资委的国企上云推荐平台。除了国企数字化转型以外，还可以有效保障数据的客观可控，同时让多个国企的数据进行整合形成数据资产，进一步挖掘更大的价值。

在数据安全、国资监管系统改革等多种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国资云市场快速发展。据CCW Research数据，2021年我国国资云市场规模达36.5亿，且未来四年都会保持快速增长趋势，预计2025年我国国资云市场规模将达146.48亿元。

国资云转型后，我国公有云IaaS厂商市场份额出现明显变化。相比2021H1，2022H1阿里云、腾讯云 IaaS份额下滑。同时以天翼云、华为云为代表的国资云份额增加。基于中国电信运营商优势和IDC资源，天翼云市场份额提高1.4%，跃升至中国公有云IaaS市场第三位。

2.4.数据处理—可用而不可见

隐私计算是在保障数据隐私安全的同时，实现数据分析计算的技术体系。隐私计算致力于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用途可控可计量”，使数据要素在安全流通和共享中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在数据流通过程中，经隐私计算加密后，使用方只能使用数据，而无法看到数据本身，即“数据可用不可见”，避免了数据泄露的问题；同时，隐私计算还可以控制数据的用途以及用量，做到数据“用途可控可计量”。

政府高度重视数据安全流通的发展应用，陆续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数据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而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本质的区别在于，数据隐私是数据流动过程中产生价值的根本出发点。因此数据的安全流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法为主，共同推动了隐私计算行业的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下，数据安全流通的需求促进了隐私计算行业的蓬勃发展。目前，隐私计算行业有两类商业模式：基础产品服务和数据运营。基础产品服务是指提供软件产品、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等服务，按项目计费；数据运营是指基于隐私计算平台开发数据增值产品、建立数据智能模型、服务不同客户场景产生的平台性运营收入。据艾瑞咨询测算，2025年中国隐私计算市场规模有望突破百亿级，市场空间巨大。

2.5.数据定价——直接增厚企业报表

数据资源从费用化走向资本化，为数据的交易和流通奠定基础。2022年12月9日，财政部办公厅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此次规定适用于企业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类别的数据资源。围绕数据资源发生的相关投入，包括数据的购买、采集、标注、整合、分析、可视化等开支，从过去的费用化(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和成本)，改变为资本化(计入企业资产并在未来年度摊销)，这为数据作为一项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价值评估提供了基础。将数据要素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内部使用的数据资源”和“企业对外交易的数据资源”两类。对于企业内部使用的数据资源，符合无形资产准则的，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对于企业对外交易的数据资源，符合存货准则的，应当确认为存货。

由于数据的特殊性和非标准性，对数据要素的定价较为困难，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现阶段主要对数据证券化和股权化定价进行方法论的构建和探索。由于数据要素产生涉及多个环节、数据权利主体多元化、数据场景效应难以量化等诸多问题，传统定价方式难以满足数据要素的价值衡量体系。目前，数据资产定价的模式可划分为数据评价与价值评估两个环节。其中数据评价环球包括质量要素、成本要素、应用要素三部分的技术评价；价值评估环节采用成本法、收益法以及市场法对数据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两会召开后，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九次机构改革，明确了国家数据局的组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23年2月26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明确了国家数据局的组建，有利于打破以往数据管理“九龙治水”的局面，为数据要素的统筹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国企在其中对承担社会责任和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2022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要提升估值定价科学性有效性；逐步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企业的估值定价逻辑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2022年12月，上交所出台《中央企业综合服务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要推动央企估值回归合理水平、配合国务院国资委开展洋气专业化整合，并积极服务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三大方面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该政策有利于推动央企国企估值回归合理水平，有效提高国企的股权价值，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企当前估值较低，数据要素入表将带来国企的价值重估，符合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1年，中央/地方资产总额102/206万亿元，负债总额68/129万亿元，资产负债率67.0%/62.8%。2021年我国国有企业总营业收入75.6万亿元，利润率仅5.98%，利润率和整体经营效率均有极大提高空间。

2.6. 数据交易——让数据在交易中产生价值

数据交易场外需求旺盛，场内重启热潮。数据交易是指提供方有偿提供数据，需求方支付获取费用，主要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数据单向流通形式。数据交易可对接市场多样化需求，灵活满足供需各方利益诉求，激发市场参与主体积极性，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流动与数据价值释放，对于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正在成为数据流通的主要形式。

传统的数据交易模式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规范化程度和交易效率较低。在传统交易中，数据需求方和数据供给方可以通过两两协商或平台对接的方式实现数据的采购和流转，具体形式较为多样。然而点对点交易缺乏有效监管，规范化程度不高，且市场没有畅通的供需双方交易渠道，交易效率较低。

近年各地新建数据交易机构，缩小供需双方信息差。我国从2014年开始探索类似证券交易所形式的数据交易机构，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截至2022年11月先后成立48家，仍有8家正在筹备建设中。早起建设的数据交易机构并没有找到适宜的商业模式，多数已经停止运营或转变经营方向。2020 年出台的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指明了方向。随着多项国家政策的出台，各地新建一批数据交易机构，有望形成高效的交易制度和规则。

各家数据交易所控制结构有所不同，多由国资主导。对比北上广深四家数据交易所的股东架构，可以发现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采用国资主导公司制，而深圳数据交易所、广州数据交易所则采用100%国资公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