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提出10项行动共32条举措，大力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行动方案》有哪些亮点，对上海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受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栏目邀请，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以下内容由发展研究院根据采访内容及孙教授增补内容编辑而成，供读者参考。
Q1：农历兔年开年第二个工作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您如何看待一开年上海市政府就放大招？
孙立坚：这次上海市政府以政策作为动能发力的基点，出台全方位行动方案，实际上是抓住了当前环境下问题的本质，聚焦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第一个方面，提信心。过去我们面对着不断突发的疫情以及动荡的地缘政治的冲击，各种成本不断上升，极大地影响了我们企业的营商环境，提振信心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关键。
第二个方面，扩需求稳增长。政府在提振信心的过程中有非常务实的一系列输血行动，通过政策的杠杆来带动市场的商机，这个商机不再像以前一样主要在供给侧，而是要带动短期内最棘手的需求侧的问题，这样才能实现稳定增长，稳定就业，并且打开营商环境。
第三个方面，促发展。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政府需要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促进上海五大中心的建设，完成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发展使命。
所以，这三个环节，一个是输血、一个是造血，还有一个是拓展血管的宽度，打开未来发展的可持续行动，三个环节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缺一不可。
Q2：具体来看，行动方案提出10项行动共32条举措，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内容？
孙立坚：“提信心”中最关键的是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甚至是小微企业，它们的规模不大，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抵御风暴的能力是最弱的，所以这些大多数人的问题若不能先解决好的话，新动能新格局的市场环境就难以维系。再加上社会的稳定是创造商机、发展新动能的前提保障，因此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稳就业的关键也是在多数的中小企业，所以上海政府在疫情过程中不断向中小企业输血，现在只不过是继续释放政策扶持的信号，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加大了政策的力度，这从上海政府不仅从自己的财政里拿钱，同时也发挥政府功能，动用各方资金扶持就可以看出。它通过政策性的融资、银行的信贷等各种方式给中小企业输血，形成一个整体效应，这也减轻了政府财政的压力，避免中小企业过度依赖政府，但这状况又不可能长期维系。
“扩需求、稳增长”方面，如果不能增加商业机会，以现有的财政实力和金融扶持虽然能暂时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但是财政的压力会扩大，金融服务的质量也会有所降低，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在造血上。这就关系到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外贸（或说外资是第四驾马车，实际上外贸与外资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
首先是提振消费，这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发力，比如说消费券，而是要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寻找消费的激活途径，如汽车消费就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产业赛道，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产业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又如现在疫情以后，人员的流动对零售行业和餐饮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当然还有各种大型消费节日、会展等提升大家消费意愿的活动。
其次是投资，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投资和外贸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在如今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海外的发展生态和中国不一致，投资还是我们自己去寻找机会、把握力度，上海方案中就提到“3+6”的产业生态，以及保住重大项目等举措。其中，房地产业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政府通过共同富裕的思路来盘活房地产业，比如说零星旧改十二个项目、成套改造二十八个项目、城中村改造十个项目，其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带动整个行业通过政府的注入焕发新的生机。
最后是外贸，政府带动的是国内投资的商机，但是存量将取决于外贸能否守住。这就强调我们要主动到海外去寻求商机，政府带队去引进机会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看到在恶劣情况下，民营企业正是靠着海外订单发挥韧性，使得我们的出口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巨大滑落。同时政府也看到了民营经济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上面，甚至在政府的先行区、示范区里都有较好的发展，通过这些新渠道也能增加海外的订单。因为海外发达国家的收入能力和营销环境的成熟性，给我们中小企业对于海外业务的信用保障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守住了外贸就守住了国内收入的增长，就守住了我们的消费。另外，中国的外贸还是融入全球化的外贸，大量的外资企业留在了中国，如果我们能够全流程、全方位地提供保障，那么它们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就能很好地带动我们的三驾马车。
“促发展”环节实际上决定了上海在中国核心竞争力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上海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么政府在做好服务方面具体要做到哪些就在这个环节中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企业发展更多考虑自身的行动，要寻找营商环境和合作伙伴，那么政府在产业创新的提振行动方案中就要将产业集群带动起来，让有能力的企业能够联合起来，哪怕它们的物理环境不在上海，也要把中间的覆盖面和上海的动能连接起来。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等等新赛道，都是要建立起一个产业的生态环境，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企业都集聚在上海，而是要让上海能够发挥火车头的作用。所以上海在高新企业的引进当中，要将这种生态环境带动起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这样的产业生态中可能就会从主导性变为跟随性，那这样就会被动很多。所以支持创新企业发展中，行动方案特别提到了上海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一千家，创新型企业一万家，专精特新两千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两百家，这不是随便给出的数字，实际上也是盘点了上海在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拥有的比较优势后制定的规划。上海的定位就是要担当起中国乃至世界的火车头的作用，不能够再仰仗欧美国家作为火车头来带动我们发展，所以现在整车和芯片、重大技术改造的支持已经上升到亿的规模，这在现在的环境当中，甚至和欧美国家相比，它的支点也定得很高，翘起的杠杆预计能够解决未来中国的短板问题，跟随世界潮流走在最前端，提升我们的大国核心竞争力。在这点当中，我们不能放弃上海的五大中心给我们建立起来的世界级的服务业整体的发展的机遇和其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如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航运服务业、数字经济等，行动方案的产业生态也很清楚地讲了如何盘活提升这些资源。
另外，我们的硬实力主要来自于企业，政府要打造硬实力表演的舞台，而软实力这块，实际上既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又有政府服务市场的高效运转能力。上海还要建立好生态圈，我们关注的是产业链，而不单单是一家企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大型企业的关注是因为它在产业链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了产业链，哪怕企业没有在上海注册，给上海带来税收，但实际上它给我们形成了市场的机会，也带动了我们收入能力的增长，所以产业链的形成就是融通创新的关键。
同时我们要加强要素服务保障，政府要解决在上海已经显现出压力的用地问题，确保能源电力的供应，以及在上海高生活成本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引才聚才留才的问题，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有了人就有了项目，有了项目就有了资金，有了资金就能撬动收入的增长，带来市场活力。
还有一点是重点区域领跑的思路，上海目前有四个形成了规模的重点区域：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绿色一体化生态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这种生态区会带来大量订单，在今天这种竞争的环境当中，上海的营商机会就会增加，不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会关注上海的发展和领跑的重点区域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世界级的大区域发展带来的产业集群、资金滚动和企业联合协同效应，但我们还没有实现这种普惠，所以我们的企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深入地了解政策、对接政策，政府也要帮助我们企业抓住商机，要避免懒散的甚至是僵尸企业来分散国家有限的资源，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从而真正实现普惠带来的商机共创、风险共担、价值共享这样一种可持续的、共同富裕的效果。
来源 | 第一财经广播 《财经午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