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思立

中国入世以来的二十年，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体系、全面参与全球化的阶段。当下，“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有一个群体迅速走入大众视野，他们长期关注中美经贸问题并有深度思考，在专业领域努力发挥着智库的智识作用。

于杰在中国经济、国际贸易等研究领域深耕二十余年，对于时下的中美经贸摩擦，他认为，中国应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于杰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那种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很难持续，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需要逐步下降。这不仅是缘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更在于美国接纳进口产品的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大。美国政府和居民均借钱超前消费，这是其市场庞大的主要因素，但也带来隐患。美国居民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调整消费、储蓄习惯，美联储调整利率政策，都会波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为美元以及美国市场的原因，美国出现危机必然殃及世界，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市场有依赖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中国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1980年代美日经贸摩擦。

美日贸易摩擦由来已久，自1984年开始加剧，当年美国希望日本通过尽快实现日元国际化来解决两国之间的汇率和贸易问题，这是一个理性的市场化手段，但短期效果不很理想。1985年，因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里根政府（共和党）不得不调整对日贸易策略，开始重视企业和一些议员的声音，直接关注日趋失衡的美元汇率和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以中曾根康弘首相为主的国际派和财经官员，主动提出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建议，美国新任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有了后来的《广场协议》。美日以及联邦德国，当时都希望通过调整高估的美元汇率，尽快调整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以免出现危及西方货币经济体系的更大危机。广场会议是一次货币安排，后续效果也相对理想。

美国同日本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止于广场会议。实际上，在广场会议次日，里根总统公布了一项针对日本的贸易惩罚措施。1985年，里根总统调整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团队，包括现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内的原班人马离职，美国和日本之间自此开启了由贸易谈判代表主导并延续12年的贸易谈判，期间协议不断。

回看1980年代，美日之间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借助了货币和贸易两个安排，以贸易安排为主。以广场会议为代表的货币安排，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职责范围，无关贸易代表办公室，自然与莱特希泽无关；贸易安排则完全是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事情。但美日两国进入贸易摩擦密集期后，莱特希泽就离任了。于杰强调：“莱特希泽在贸易领域为美国企业服务数十年，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个强硬对手。”

于杰认为，同1980年代中期的日本相比，除了对美国市场及来自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经济总量在全球排位之外，中国有着更多的不同——当年的日元是升值趋势，其延续至2012年，日本当时还处于人口红利期，房地产泡沫处于早期，1975年已经完成工业化，1987年人均GNP已经比肩美国且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完善且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尤其在汽车领域……因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提出了比较严峻的挑战。

但是，中国现在也有当年日本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是抵御外部风险的现实基础，中国2018年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之首，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自成体系的空间经济布局有利于战略转身，中国经济具有战略纵深，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自成梯度；中国具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业能力……

谈及学术历程，于杰感叹道，他的第一篇文章《什么决定汇率》发表于1998年7月的《中国经济时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华夏时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营报》《南方周末》《财新》等财经媒体经常有他对中国经济、中美经贸关系等热点问题的高见，甚至他的文章和观点间或被理论刊物和内参转发。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于杰更多地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选择及开发美国市场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他坚持认为，外贸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也自称倾向于“重商主义”。在他看来，能够解决1990年代中国经济诸多问题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消化中国庞大的产能，进而解决就业。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他更多从学术理性角度进行解读思考。2008年中，他组织内部研讨会，邀请北京高校及国家级智库专家，以石油市场波动为切入点，分析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上的相互依赖——中国需要美国市场、美国需要中国廉价商品。这种依赖互为“成瘾”，但也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隐患。他进而于2009年撰文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应该逐渐调整外贸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否则将招致美国的贸易报复措施。自此，于杰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观察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他从单纯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角度，转变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等。

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元阴谋论”的论调对国内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杰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阐述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同时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研究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脉络和路径。他多次拜访当今世界金融巨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塑造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及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亲历者、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他当面向他们请教战后世界货币体系衍变、美国对华政策选择等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重大问题。并在两位世界级专家的支持下，将他们合著的《时运变迁》翻译成中文。他的努力产生了重大反响和讨论。他策划并翻译的《时运变迁》系列图书（《管理美元》《通胀螺旋》）及其撰写的系列时评文章，涵盖了二战之后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进程、特别提款权的诞生及发展、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及举世瞩目的《广场协议》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内容，给国内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

于杰关于中美经贸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引起国内金融机构的重视，甚至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也会就相关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同时，越来越多的专业和严肃学者，开始从国际经济体系、全球经济平衡等角度，开始思考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