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德武

来源：微信公众号“公评世界”

特朗普6月27日抵达大阪国际机场

6月28日第14届G20峰会在大阪举行，全世界的焦点移至日本，世界主要领导人正根据东九区时间参加全球经济协调及治理大会并安排一系列会晤。

与去年12月阿根廷峰会惊人相似，中美首脑会晤尤其令人嘱目。

在中美贸易战陷入僵局的大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向外界释放的任何信号，足以让全球股市跟着起舞，对观察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走势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在特朗普赴东京前，美众院下达了对独立检察官穆勒的传票，特朗普大骂这帮人没完没了。

“通俄门”成了戴在特朗普头上的紧箍咒，佩洛西一不高兴就拿出来念念，搞得特朗普心烦意乱。

更让他烦心的是，本来通过打压华为，为自己在中美贸易战中多一张王牌，不料美国的大公司开始反目， 有的设法利用美国法律条款的漏洞，向华为恢复供货；有的则公开要求政府签发出口许可证。

美国重量级共和党议员和州长们也加入到游说特朗普的行列，恳求他“见好就收”，搞得特朗普打贸易战的底气“四处漏风”。

技术市场无法忽略中国，资本市场同样也无法忽略中国。

如果说十几年前美国财经类节目很少有中国上证指数的新闻，但现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动向同样为华尔街所关注。

自去年年中开始，中国200多支股票已被纳入世界级的指数基金。美国反华急先锋、参议员卢比奥最近致函明晟指数编制公司，要求其提供有关为何增加中国公司股票在其指数中权重的信息。

公司的答复是，“中国正从一个人们可以关注、但感觉没有必要参与的市场，变成一个你必须参与的市场，因为如果你不参与，代价将非常高昂”。

这样的答复令卢比奥十分沮丧。

技术和资本市场如此，其实美国经济之所以很快走出低谷，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中国的帮助。

特朗普口中的“美国建设了中国”恰恰是相反的剧本。

时针拨回到2009年的G20峰会前夕。

那时的美国深陷次贷危机。走马上任的奥巴马面临资本市场的满目疮痍。最傲的美国总统也没了底气。市场的信心触及最低点。

道指、纳指、标普三大指数于2009年3月9日创下21世纪以来的最低点，道指为6440点，而纳指为1265点，标普为666点，当时美国股市市值不到10万亿美元。

道琼斯指数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对于2009年的全球资本市场而言，最恰当不过了。

在此情势下，G20峰会很快在伦敦召开，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程报导工作。伦敦主会场的三个大字格外醒目，稳定（STABILITY）、增长（GROWTH）、就业（ JOBS）是20国的当务之急，尤其是让全球金融秩序从惊慌失措中稳定下来，是摆在领导人面前的迫切任务。

G20峰会的初心充分展现在世界面前。

G20机制与金融危机相随而生、相伴成长。自1999年建立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晤机制以来，已走过近20年的历程。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公司倒闭，堪比美国经济的911事件，次贷危机的蝴蝶效应在全球迅速蔓延，直接受冲击的资产近6000亿美元，但通过金融杠杆等方式被“病毒”感染的全球金融资产高达60万亿美元。

纳斯达克指数

美国通过自己强大的号召力，当年底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G20峰会。旨在“通过发表共同宣言，承诺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采取必要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防止金融风险传导，为脆弱的世界市场增强信心”。

但市场并不买账，股市继续探底，于是在世界另一金融中心伦敦接着召开了第二届峰会。中国领导人被推到了最显眼的位置。会场中央挂着三个大钟，一个是伦敦时间，一个是华盛顿时间，一个是北京时间。

伦敦时间代表过去，华盛顿时间代表着现在，而北京时间则指向未来。

“地球围绕大国转”是无奈的国际政治现实。G７的重要性让位于G20，宣告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进程的结束，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共聚一堂，这是世界经济治理模式的重要转折。中国的一言一行被格外关注，中国的声音也被迅速放大。

缓过神来的美国对中国提高嗓门很不舒服，自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变大会之后，有关“中国傲慢论”的声音不断从华盛顿发出。从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再评估和再调整明显加快了进程。

2018年6月10日G7峰会上的微妙氛围

中国为缓解当时的金融危机果断出手，出台了包括四万亿元的系列刺激措施，有力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仅中国一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高达50%。

当然，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但这种牺牲体现了中国在危机面前的应有担当。

回望这段危机处理过程，美联储在第一时间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收购有毒资产，包括通用汽车、花旗银行股票及“两房“债券，展开了一场“国有化运动”，美联储扮演了一支看得见之手的角色，直至危机结束，美联储才全身而退。

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从危机前的8500亿美元迅速攀升至45000亿美元。

美国人很好地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世界分散了风险，使得美国率先从危机中走出，美国参与G20的热情随之减弱，峰会的频率也从高潮时的每年两次调整为一年一次。

一时间国际社会对美国过河拆桥的抱怨声四起。

美国量宽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拉抬了美国股市。

由于市场中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资，公司于是采取回购自家股票的方式推高股价。加之美国实行零利率政策，各种公共和私募基金在这种状况下无法生存，于是抱团取暖，转投股票类高风险资产，客观上对股市上涨起到了拉动作用。后在特朗普减税等政策的刺激下，股市的“脉冲效应“被进一步放大。

截至2019年6月27日，道指达26536点，纳指达7909点，标普达2913点，与十年前的低点相比，道指、纳指、和标普三大指数分别上涨了401%、624%、439%，而同期GDP的整体增幅只有39%左右，股市的增幅完全脱离了GDP的基本面。

著有《非理性繁荣》一书作者席勒指出，美国股市再度呈现非理性繁荣;“华尔街不长记性”。脸书、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谷歌五家公司就占美国标普500公司市值的13%，资本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剧。美国历史上标普的市盈率为15倍左右，而现在已达26倍，可见，美国股市场已患有严重的恐高症。这对特朗普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标准普尔指数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向新兴经济体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一些热钱也随之渗入到这些国家之中。

包括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导致中国的货币发行近乎失控，外汇占款式的人民币被动投放，让M2像脱缰的野马。

从2008年开始，短短10年间，中国的M2增加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并以中国城市的高房价方式沉淀了下来。

而在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一些政党候选人为了满足选民的味口，不切实际地向百姓承诺发放“难以承受之重”的福利，寅吃卯粮的做法使得一些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债台高筑。

截至目前，全球公私债务超过24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约80万亿美元)的300%以上，比2008年危机爆发之初高出70多万亿美元。登峰造极的人类债务水平成为悬在全球面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全球的高债务与低增长形成了一对有毒组合。

由于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世界经济的同步增长势头被美国摁了下去。主要经济体开启了关税“互殴”模式，中间产品及消费品价格整体抬升，全球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自2015年12月以来，美联储虽已加息九次，长达1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已露出疲态。

美国5月份的制造业指数仅为50.5，为2009年9月以来的新低，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大幅度回落。

美国10年期长债与3个月短债的收益率曲线倒挂（经济衰退信号）半年前就已出现。

特朗普多次警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赶紧降息，为明年大选拉抬经济，美联储的中立性遭遇特朗普的强力挑战，上星期鲍威尔的立场终于出现了松动，市场预期美国的降息大概率会出现在第三季度。

令人不解的是，从2009年第二季度算起，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超过120个月，打破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创下的最长纪录，但美联储的利率居然连“中性”（约3%）的位置都没有达到，就要掉头向下，这种反常现象不能不让人怀疑美国这轮经济增长的成色。

旧一轮的危机尚未完全走出，新一轮经济危机的脚步声正越来越近。一些看似是当年危机的“解决之道”，正变成新问题之源，尤其是货币万能主义的泛滥，给世界留下巨大的后遗症，让许多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从去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开始热议新一轮“朱格拉周期”何时到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对明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甚至出现新危机的预测屡见报端。

特朗普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几近尾声，制造业的回归并不顺利，企业回流美元也不尽如人意，剩下的只有高处不胜寒的股市。

全球巨额债务成为挡在世界经济征途中的“灰犀牛”，新兴经济体尤其感受到了资本面的阵阵寒意。最近，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率先降息，欧盟、日本也释放出再度量宽的口风。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成为全球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公报草案中，就此表达了明确立场，但因美国方面反对“缓解紧张贸易关系迫切性”的表述，这句话被迫从联合公报中删除了。

如果这个基本的事实都无法凝聚共识，那么二十国首脑如何就全球治理找到共同答案也就打了大大的问号。如果未来的峰会形成一对多的格局，特朗普会不会一跺脚，不跟你们玩了呢？

特朗普的退群之举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正在损害国际社会的合作精神。

一些有识之士担心，如果新一轮危机如约而至的时候，国际社会还有没有这样的意愿、能力和相应的机制，来共同挽救下一场不期而至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