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江健三郎的）这些书里，他没有回避这个世界的黑暗和面临着的巨大危险，他一如既往地向人们提醒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惨剧，告诫着人们要防止历史重演过去的悲剧。同时，他也将他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未被魔鬼置换过的纯真儿童身上。他的声音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令人头脑清醒的声音，他的作品也是能让我们的心智变得冷静和健全的‘醒世恒言’。”

文 | 大江健三郎

译 | 李薇

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给予希望，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因日本人而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真正和解，而现实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怀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天晚上，与我有着同样忧虑的知识界人士向大家讲述的南原繁对未来的那个期望，今天正当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现在的日本人没有那样的祈盼，将来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这次能到北京访问，是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承蒙我所崇敬的、思念的朋友们的邀请。我由衷地珍惜这次访问，感到格外兴奋。他们为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作家，准备了我所期待的最丰富的日程。

我是已经71岁的作家，如果我想再一次访问中国，也许只有带家属私人旅行的机会了吧。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5岁那年，刚刚成为一名作家。其实，在日本文学代表团里，与其说我是作家，不如说我仅仅是一名成员而已。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了。

那一年，在日本连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大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将意味着我们这些年轻日本人的未来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由于这个代表团的性质，日程里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当然，对于我来说，其实只是在稍后的席位上看着团里的主要成员与领导人对话。对于热衷阅读中国现代史的我（现在上了年纪，回过头看自己，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读书，就是用于写书了）来说，在那个位置上细细眺望中国的历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

下面我引用自己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省去敬称。我当时写到，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译者）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是指1926年发生的3·18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47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后面我还要讲到是什么契机使我从鲁迅文集中摘录了“希望”这个词汇。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翻译这本书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参加过东京游行的竹内好）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

鲁迅是这样讲的：“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

这个开场白可能长了些，说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谢，因为大家为我安排的整个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则，体现了我的愿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学生对话的机会。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此外，根据日程安排，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中国的学者们将从多个角度和我交换意见，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轻时代曾经影响过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话讲，结婚前和结婚后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日程中还包括今天社科院在这里为我组织的这场演讲会，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最后提到它并不是我以为这个日程安排的分量轻。

我要说的是，这是继2000年后，我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那一次，虽然不是我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却是我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第一次演讲。

六年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我不仅对北京的听众讲过我的这个担忧，也对东京的听众做出过提醒：千万不能让日本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锁国”再次发生了！事实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次来社科院演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到紧迫。因为，我已经71岁了，也许没有第三次机会，作为一名对中国知识界抱着敬意的作家，也为了和我抱有同样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尽我的力量。坦率地说，站在这里讲话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这六年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好交流关系，在我东京的书房里，一直自豪地、珍贵地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证书！

六年来，可以说我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我长期以来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龄去世了。勇敢、诚实、卓越的文学精神贯穿于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严永远闪烁着光芒。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写在了给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据说被发表在报纸上，也许有些人读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谈到了我的忧虑。

我在巴金的悼文里对日本政府走向与中国和解相反方向的强硬态度表示了忧虑。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有预感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应当向大家介绍8月15日晚上我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一千两百多与我同样忧虑的老人、壮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听众）所演讲的内容。

在8月15日的集会上，我们所有发表演讲的人都事先统一了基调，大家都从对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开，联系当今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探讨对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战后不久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频繁地对学生和一般市民发表演讲，其中许多在出版后被广泛阅读。演讲的内容集中在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国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上。

南原繁特别提到的是核武器问题。他说：

关于中国问题，他说：

我只亲耳聆听过一次南原繁的演讲，那是1963年12月1日纪念学生出征二十周年时所作的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对那次演讲的深刻印象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听。

南原在演讲中谈到，战败前的两年，日军越来越被动，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凡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都要上战场，即所谓“学生出征”。作为送行的教授，心情复杂。学生当中有的已经“对战争疑惑和忧虑”。当自己的教授同事对学生继续唱着“大义名分”、“道德意义”的高调时，不能否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讲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里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话。

我在8月15日演讲的时候引用了南原的话。当晚回到家里时，已经收到批评的邮件。发件人认为，南原没有阻止学生出征，而学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战场，而且有许多亚洲人、妇女和儿童被那些出征的学生杀死。怎么能允许教授的沉默呢？

这话说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他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听南原演讲正值战争结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担心的是，处在战后重建中的日本，本应对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以及对近邻民族带去的更大牺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觉的发展之路”，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却正在淡忘这个自觉……。下面再引用他演讲的一段话。

南原这种沉重的恐惧在他的另一段长话中表达得十分透彻。请允许我再次引用。

关于最后这一段引用，特别是对于倒数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担忧，有几个发来的邮件、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听众反馈说，南原作为一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未来时，恐惧的心理常常困扰着他。当时的担忧就是指“毁灭中国的战争”。

其实，当今，在与中国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这一点连我们当中最健忘的人们（包括那些对广岛、长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受到光辐射而终生痛苦并已经年迈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应当想象得到。刚才我讲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最大的担心。第一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第二是笼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后经历了六十一年，与南原演讲的时代相比，为“大东亚战争”和“东亚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报纸上占据相当的版面，尤其是出现在面向大众的电视等媒体上。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行动与这种复古性的论调无关、是个人“内心的问题”，今年8月15日参拜了供奉着“大东亚战争”“东亚新秩序”思想的具体实施者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对小泉的参拜表示支持。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在这里能向大家说的是，8月15日晚我们以南原繁的思想为主题、面对一千二百多名认真的听众演讲，我们大家共有着深刻的危机感——这样一个事实，以及将来我们不应当无能为力——这样一个期盼。

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我最先接触到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不断接触和阅读鲁迅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间断做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对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这个话语的理解等。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引用了我的这些读书笔记。无论是最初对鲁迅的话语的解读，还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下面，我特别想就鲁迅所说的“希望”谈谈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我家在四国的山村，没有优厚的文化背景，这种条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阅读到鲁迅短篇小说的呢？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连我自己也像个谜。因为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讲，会提到这件事，所以非常认真地要把记忆中母亲给我的那本很小的《鲁迅选集》找出来。在我的读书笔记上记录了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出版，后来又通过书店得知那个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我也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才听她说的。我母亲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接触过中国的现代文学，后来作了教师。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这位朋友在探望产后的母亲时，送给了母亲那本鲁迅的书。两年后，卢沟桥事变，战争爆发。我母亲害怕周围的监视，把那本书珍藏在了一个小箱子里，把敌对国文学家的《鲁迅选集》藏起来了。战争临近结束时，父亲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学的希望。记得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为生活奔波的母亲那时已经没有看书的余地了。

但是，战后第二年，新宪法颁布，半年后宪法开始实施的同时又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我们大多数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刚才讲过的南原繁讲座中提到的对新生日本的决心和希望。我讲过，南原是一位依照和平宪法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其实我也是那个改革的受益者。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我高兴极了。我母亲就是在那时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鲁迅选集》给了我。那年我12岁，已经可以读《孔乙己》、《故乡》，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我现在引用竹内好对那一段的翻译。

鲁迅的这句话，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能理解得了吗？我重复着他的话，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但12岁的我非常珍爱这句话，我觉得鲁迅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19岁的时候开始了大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仅在新制中学读书时的笔记就有很多册），也多次把他的话抄录下来。

我在《华盖集续编》里读到一段，我想在这里读给大家。这是那篇悼念被杀害女学生的文章之后，在更加严峻的情况下，鲁迅前往厦门之前向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发表的最后公开演讲，是记录下来的。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读了这个谈话后的感想。我特别意识到自己进入大学生活就是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12岁时对《故乡》的阅读其实并没有理解透彻，曾经在笔记中写过“希望”将怎样才能出现呢？现在，鲁迅面对现实危机，站在犹如一堵高墙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释得那么透彻。再联想到《故乡》的结尾，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19岁的我终于破解了12岁以来未解的这道题。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台上的我，内心是非常忧虑的。这是我真实的并不情愿的感受。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给予希望，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因日本人而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真正和解，而现实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怀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天晚上，与我有着同样忧虑的知识界人士向大家讲述的南原繁对未来的那个期望，今天正当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现在的日本人没有那样的祈盼，将来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伴随着自己的这些忧虑、或者说尽管有这些忧虑，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有两点。当然，这只是我的强烈的祈盼，并不是说我已经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的可能。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讲给你们。

我用汉语的祈盼（日文为“希求”——译者）这个词，它出现在带给战败后日本人再生希望的宪法中，也出现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与宪法在思想上、在丰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贯通的。我12岁的时候，曾经请教新制中学的老师，被允许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写在笔记本上（我总是把认为好的文章抄下来，这是小时候母亲教的，这个习惯保持到老，这也是自学者的学习方法），就是因为我深深地被“祈盼”这个词所牵动。

那么，刚才说过，我想告诉大家两点，第一点，三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死于白血病，他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直到他过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张巴勒斯坦的正义，批判当前充斥世界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他死后，日本的年轻电影人拍摄了记录萨义德生平的纪录片，其中有对他的同事们的采访。他们说，萨义德在他的晚年并没有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死亡的临近，萨义德逐渐变为“意思性乐观主义”，他认为，世界的人们不会永远这样，也许要经历很长时间，但巴勒斯坦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萨义德的朋友们认为，虽然“不清楚他讲的很长时间到底是多久”，但对萨义德的“意思性乐观主义”有同感，并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

那么我也是这样想，虽然我忧虑现在的日本人与亚洲的人民、特别是位于其中心的中国人民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和解，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应当抱着最终能够达成和解的“意思性乐观主义”度过自己的晚年。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亚洲的人们、特别是日本人又怎能对未来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现在讲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点，回到刚才南原繁一生主张的思想上，对于把想象思考作为职业核心的我来说，南原思想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我称之为“伦理性想象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识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现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经不再具有对那场战争的记忆。

可能更多的人会说，如果老人失去了战争的记忆，那年轻人就更记不得，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个记忆。但是，正因为年轻人是可以通过教育了解过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乐观主义”更正自己的忧虑。我想呼吁把教育作为核心渠道，运用“伦理的想象力”唤起日本人对未来的构想。如果说为了推动自我教育需要具体的教材，那我们周围不是有很多吗，问题在于需要勇气面对现实。更坦率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拥抱“伦理性想象力”的祈盼。

我还是要朝着这个目标，把它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卫宪法第九条、保卫教育基本法的运动中。已经有老年、壮年、青年和妇女等有觉悟的日本人走在了这条道路上。诚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