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而言，做这本书就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毕竟对于一本自新星出版社“立社”起便签下选题来说，经手的编辑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更何况严格来说书的体量还不止版权页上写的一百万字。

光是看看初版的作者阵容就令人柠檬不已：敦煌学家、语言学家、甚至做过干尸研究的梅维恒，凭借晚清文学研究获“海外中国研究诺奖”列文森奖的李惠仪，“语际书写”研究者、新翻译理论创始人之一刘禾，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委员普鸣，志怪、“异类”文学研究专家韩瑞亚……

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每一个都是一座大山。

即使第一眼看过去，觉得这些名字相当陌生，可稍一搜索就会发现，他们个顶个都是执笔章节方向的专家。联想到海外的中国研究者精、专、深的事实，背后忍不住竖起一百个大拇指。失敬失敬。

只是没想到，再版的任务会落到我的头上。虽然从业之初一直在盼着什么时候能真正用上所学，接到这本书时，欣喜小于忐忑，甚至是抗拒的状态。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这么重要书籍的编辑工作，即便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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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几乎和出版社同岁：前任巨人的故事

硬着头皮，上！

现在想起来，这套书诞生的过程中做得最多的便是“等”。等cip下发，等主编梅维恒把新版序言写毕，等译者把序言译完，等设计师出设计稿，等封面打样来，等外方出版社审核通过，最后的最后，才是在焦急中等实体样书来。

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料到再版书的问世也要这么久这么久这么久，真该感谢领导的耐心，没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记得从领到任务第一天，领导就不断扯着耳朵告诉我这套文学史的重要性，不是一遍，不是三遍，而有五六遍之巨；也是从他那里，我真正明白那不是玩笑，而是全社安身立命的法宝，由不得半点马虎和疏漏。

当时新星刚开始转型，可同时出版发行国内和国外，就和哥大出版社签署了这套书的出版协议，这对一个走市场向的出版社来说有多冒险，诸君往后听就知道了。先不说这套书的学术性，单单它的体量——原版内文总计1342页，书芯比《现代汉语词典》还要厚1.5mm——就惊煞我也，译者的寻找和书稿的编辑花费的时间，套用何广智的话，哪里是海量，简直是海边（编）啊。

听前辈讲，单是购买版权就进行了两次。由于翻译难度过大，以至于超过了出版合同约定的出版年限，后来续签的这次才为中文版争取了更多的出版时间。而两次购买版权意味着多付了一份预付版税（外版书签署是要在合同签署后三个月内支付版税的）。

如果这句话还是让你有点云里雾里，那么看看译者在译后记说的话就一目了然了。

2009年秋，时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的刘雁女士因先前谈定的译者难以拨冗完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赵稀方教授的介绍下与马小悟进行联系。马小悟则开始与素未谋面的张治、刘文楠合作，张治负责小说部分和最后三章（朝鲜、日本和越南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刘文楠则负责散文部分。第二编第十四章“诗与画”，则邀请专治中国美学史的张建军帮忙译出。……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付梓在即。鸿篇巨制的漫漫长征途中，不仅更换过译者，在这篇旧版译后记中，马小悟还提到，译稿完成于2011年5月，新译用了近三年，而交到出版社后，书稿的编辑又用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真是曲中又曲，个中磨难，纵使听后来的同事转述，也依然觉得汗涔涔的。

了不起——这个词，无论是献给译者还是往昔负责此书的前辈们，他们都当之无愧。

这次再版，是走在了他们筚路蓝缕开辟的山林路上，我要守护好它，既不至使它荒芜，也要做得至少不比原来黯淡才行。于是就开始了我长长长长的竞赛之路。

02

半年，为了等一篇新版序言

不蒸馒头争口气。只现成地换换封面并不是再版最优解，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套书，想着尽量在不破坏原有格调的基础上，让已读的读者还想看看，未读的读者也想看看。

于是计划联系外方，邀请本书主编写一篇长序。毕竟在此书出版之前，世上还从没有过这么一套不独以时间为序、单就体裁来分类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读书时的教科书权威性不假，好读也是真，袁行霈主编的四本文学史至今还在书架上立着，成为没在毕业时卖掉的“硕果仅存”，可这套文学史仍先是“×代文学”，再在年代以下讨论各文体样式。

然而文学的发展、作家的创作并不总和政权更替同步，况且还存在大量被已有批评体系“遮蔽”的文类——比如注疏和批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这些都是传统坐标系囊括不下的。

彼时为2002年，《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未出版，这套石破天惊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甫一问世就引发学界“地震”，赞叹者有之，抨击者也不少。

如今，距原书问世已过去近二十年，五分之一个世纪，各执笔者的研究思路有无变化？应如何看待当年的学术争鸣？读者们也对像我一样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信再说。

请注意此图和下下图的发送时间

发邮件时忐忑不已，一则不知梅先生能否答应，毕竟时过境迁，研究兴趣已彻底转移也未可知，二则，我还“无理”提出序言不得少于一万字。

幸运的是，梅维恒答应了，让等等。

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等，就是半年。

为保新版设计万无一失，中途哆哆嗦嗦发邮件向哥大出版社“请示”

从去年11月到元旦，再到3月底，清楚记得催稿时的小心翼翼和理直气壮，生怕僭越本分，催促过急生了冒犯，又恼火对方为何一拖再拖——日子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仍旧静如青海湖水。

有两次实在挨不住，干脆告诉哥大，算了，可是既然都等了两个月，也不差再来一个月，于是就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收到了~~

经查帮译新版序言的译者聊天记录，从1月中旬我就在“画大饼”说英文序言快写好了，前后画了4个月，而马小悟老师14天后就发来了翻译完毕的稿件

03

从“哦”到“哇”，装帧上终于打动了我们自己

焦灼等待的同时，马不停蹄地和设计商量装帧。

因之前做“波波”（《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时合作很顺利，面对这样一套重磅经典，还是再版，既要推陈又要出新，设计难度真是“噫吁嚱”，只能还让二十一做。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装帧单过去，没想到她很愿意帮忙，没几天就应了下来。做！

可是具体要怎么做，我们却犯了难。

原来的封面已经用蓝布裱封烫金，大气又不失沉稳，我们要怎么重新包装，才能既不会显得轻佻，又能让读者耳目一新呢？

定不下装帧的方向，设计就没法启动。序言进度已经拖死妥耶夫斯基了，如果再在封面上磨洋工，更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出来了，所以那一个月里，吃饭走路通勤都在琢磨，同时也在重读书里的文字，补课。

原书是一册，词典式，中文初版是上下两册，——想来想去都觉得有必要“破圈”，把更多普通读者也吸引过来，随着文库本逐渐在国内发芽，能不能反原书道行之，突出便携性？而且阅读过程并非想象中那么拒你于千里之外，可以从任何一编的任何一章开始。

那么干脆，全拆！有几编拆几册！还能最大限度突出这套文学史的独一无二——你以文体分编，重写文学发展脉络；我就按编拆分，重新包装文学史。

刚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激动到半夜十二点半还在床上“卜算子”计算各册页数，第二天一大早早早到社，来一个同桌就炫耀一次，把九层编辑部挨个嘚瑟了个遍，这还不过瘾，又屁颠屁颠下楼去领导办公室高谈阔论一通。

领导说全力支持！！！

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激动人心的了。

然而紧接着，领导话锋一转，

拆分之后每册都够厚吗？

完，忘记了同时准备完善的落地方案。暴击。

啊，印象中，有两册薄一些……

悻悻回到座位，一查，果然，最薄的一编有80p，其次是90p、102p。选纸稍有疏漏，就会变成课后练习册。

只好去和印制商量，有没有可能选松厚度＞1.5的内文纸，争取在视觉上敦实一点？不出所料，印制姑娘说，松厚度高的只有进口的轻型纸，但和这套书的气质不搭。

或者，能把薄的几册合起来吗？

NO！不是没考虑过这个方案，但这样和初版差别不大，既然决定要走这个方向，那就一条道走到黑。

管他三七二十一（这也是我们设计的名字），拿来五六种纸样，最后终于定下用一种既不显廉价、克重又相对较大的本白纸。这样虽然厚薄差异明显，但恰恰是这种差距，才能让读者们对中国文学史中各文类的比重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可以看到，在浩荡悠长的中国文学大河中，诗歌的篇幅最长，几乎占据了四分之一，其次就是小说，而传统观念中占据大半河山的散文则成了薄薄几十页——这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注疏、批评和解释”单独开列直接相关。

汉代建立起来的经典注疏传统也加强了文官语境中对于清晰解释的追求。这里衍生了大量文类：注、疏、批、评、判、校、勘、解、释义、析等。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往往使注疏和评论泛滥，由此可见注疏冲动之广之深。无论从文类，还是从应用在各种文体上的注疏策略来看，中国文学都不是单声部的，相反，它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声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间及周边文学”单独成编，将乐府诗、敦煌文学、地区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的阅读和接受纳入，还特别提及“口头程式传统”。

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中从未有这般视角，联系前几年学界将广告、媒体等视域收入囊中，跨文化、跨学科等研究范式逐渐向多元迈进，就不难理解此书初出时的轰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当有一代之文学史。

无论从哪个角度，《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都在打破界限，确立了文学史研究新范式，从全球视野到女性文学，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接受，始终围绕着多元文化、复杂性、他异性，而中文简体的独家新版序言中，更沿袭了梅维恒以往的“特立独行”，不仅看到了训诂学、华语语系与虚构性这三个新千年起来研究领域的根本变化，更把利用数字工具分析文本、写本学的方法、中文与外文的互动维度纳入，为大陆研究吹来了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