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三月十六日，周五晚上，下着雨，33岁的福田定一来到大阪周防町拜访一位朋友。不久前，这位朋友在这里盘下了一间只有两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作为内衣设计工作室。福田定一将一只胳膊肘抵在工作室的桌边，用一口大阪腔给这位朋友讲起了一个波斯幻术师的故事。和《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一样，这位朋友完全沉浸在故事之中。不久后，短篇小说《波斯幻术师》获得讲谈社第八届俱乐部奖，福田以司马辽太郎的笔名正式出道文坛，他拿着奖金，请这位听故事的朋友狠狠饱餐了一顿。相较于司马辽太郎的鼎鼎大名，那位听故事的朋友，在近70年后的今天鲜有人提起。试试看在互联网上搜索“鸭居羊子”这个名字，你可能只会得到寥寥几百字的生平介绍。事实上，这个名字里包含两种动物的有趣女人，曾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内衣革命。或许，一定程度上，她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司马辽太郎更加深远。
1925年，鸭居羊子出生于大阪，母亲是传统且严苛的家庭主妇，父亲是好饮的新闻记者，性格豪迈、待人和蔼。鸭居家虽然并不富裕，家庭氛围却也称得上融洽活泼。十八岁时，羊子就被父母安排了第一次相亲，人到中年的羊子回忆起那个尴尬的相亲时刻：“女孩最好只要说一句‘嗯’，身边所有人都会笑逐颜开，拿你当英雄看待。而我，也仿佛得了脑震荡，麻木无感地，被拖进那个昏暗‘地穴’。”战后日本全职主妇率创下新高，对那个年代的女性而言，没有丈夫就活不下去，女人一旦结婚就必须放弃本职工作，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如果没有意外，羊子也会重复母亲的人生。然而随着哥哥与父亲的相继离世，羊子不得不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二十出头，羊子便一个人从金泽来到大阪，入职一家晚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用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鸭居羊子因为喜欢动物，把本名的“洋子”改为“羊子”，还将头发染成金色，“之所以染发，是想借此稍稍体会一下当狮子的心情。改变身体的一部分，就会有种人类开始穿衣服之前作为动物的感觉。”虽然羊子是家里的主心骨，但旧式母亲的威严依然压得人喘不过气。羊子咬牙花了一千五百日元，从商店淘来一件粉色吊带袜，彼时羊子的月薪不过一万七千日元。羊子拿着吊带袜给母亲炫耀，母亲一盆冷水泼下来：“哎呀，这么漂亮的内衣，先收起来吧，等到正式的场合再穿。嫁人之前要把它藏好啊。这才是姑娘家该有的分寸。”“为了将来好嫁人”，是母亲所信奉的女性守则。“与其说这是旧时日本母亲皆有的习惯，倒不如说这是女性生存道路上最强有力的武器”，鸭居羊子早已意识到在保守的社会风气中，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非一件易事。幸好她总不按常理出牌，第二天，她便穿上了粉色吊带袜上班，并分外享受在厕所脱下外衣看到内衣的那一刻。羊子的设计稿都是在工作和生活间隙完成的，她会为产品起许多有趣的名字，全世界所有的公主、影星、圣人、勇士、点心、美酒、世界地图上的地名、鱼类，甚至连蔬果店的蔬菜名，都被她拿来用了一遍。五六十年代大阪的小酒馆，俨然一幅“群英图”，汇集了诗人、作家、设计师、画家、记者等各行各业的人物，空中漂浮着前卫的气息。自嘲是社恐人士的羊子，也通过记者的身份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有她的同行司马辽太郎、说出“艺术就是爆炸”那句名言的冈本太郎。报社人事变动后，原本习惯“独狼”作风的记者被卷入官僚体系的斗争中，羊子意识到身为记者的自己沦为“耍笔杆子”的工具人，日复一日拼凑出一些不像样的报道。
记者生活首先教会了我浪漫与热情，其次是社会主义，并使我在为之抗争的路途上，体验到物质困顿但心灵富足的每一日。但正是这同一份记者生活，也令我极不情愿地领略到，盘踞在社会、组织或团体内部的人如何罗织谎言，有着怎样腐败的妥协与背叛。——《内衣觉醒记》
1954年，29岁的羊子终于“受够啦”，瞒着母亲，递上辞呈，揣着三万日元的退职金去卖内衣，“我虽人微言轻，也愿尽一己之力去创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把内衣和“理想社会”扯上关系，听起来似乎很不合逻辑，如果对女式内衣的历史稍作了解，可能就更能理解羊子为什么迫切地想要去卖内衣。今天，市面上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内衣款式可供女性挑选，践行nobra的女性也越来越多，至少在表面上，穿衣自由是一种共识。然而，五十年代的日本，女性能选择的内衣范围及其狭小。几百年以来，日本女性一直穿着和服，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社会的急剧变革，人们的穿衣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西式衣着被大众接受，但很多女性仍旧穿着传统的和式内衣，和式内衣穿脱不便且极为臃肿。甚至内衣的颜色也只能选择白色，穿了色彩鲜艳的内衣就会被当成妓女看待。电影《记我的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当时女性的穿着既有和式也有西式。羊子吐槽道：“女人们一到冬天，也会穿上带纽扣的厚棉毛衫和肥大的长裤衩，上面要么罩一层双绉衬裙，要么是棉毛的无袖长衬袍。层层叠叠的衣物，不仅滑来滑去，还绑得肩膀酸沉，叫人没脾气，只能急不可耐地盼着春天赶紧来，好把外衣连内衣像蝉儿脱壳一样，全部从身上剥下来。”五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一些内衣制造商瞄准时机，制造出了搭配西式衣着的内衣。贴身的女士内衣裤，大多都是沙沙作响的人造丝双绉质地，而且这些紧身裤和贴身内衣的设计初衷也仅仅是为了修饰体型，穿起来缺乏舒适感，穿着步骤也极为复杂，到了冬天，女人们就像蛋糕一样，叠穿好几层内衣才行。另外，市面上还存在普通人难以负荷的高档丝绸内衣，实用性大打折扣。回溯漫长的内衣发展史，不管是中世纪如同枷锁的铁质镂空胸衣、19世纪斯嘉丽身上那种令人喘不过气的束胸，还是现在依然流行的钢圈胸衣，无疑都不是从女性的舒适体验和自我表达出发，更多时候，内衣写满了被束缚女性的隐忍与无奈。于是，鸭居羊子想要通过内衣来改变些什么。她决定自己开辟出一个自由的新世界：内衣是为了取悦自己，穿什么样式、什么布料的内衣，应该自己说了算。
在我看来，女人的美，要从整体去领略，而非凭尺寸去把握。比起拥有美式曲线的八头身模特，我猜画家定能从五头身的胖女孩身上发现更多美感。借助内衣而面貌焕然一新的女性，所散发出的魅力与身着洋装时截然不同，一定要从另一种角度去体会，它无法以普通的标尺去衡量。——《内衣觉醒记》
羊子选取了“Tunic”作为工作室的名称，这个词是指古埃及人最早穿着的一种贯头衣，古埃及贯头衣采用直线裁剪，简洁凝练，在羊子眼中，这正意味着内衣设计的无限可能。
新名片上印着羊子以线描勾勒的女性上半身图形，下方有“COCO”字样。在羊子的设想中，“COCO”是未来门店的名称。Tunic品牌的时髦内衣，在今天，这个品牌依然具有生命力。
COCO 在法国俚语中有“荡妇”之意，羊子是想借这个词来表达自己态度：观念迂腐古板的人，总爱将行为大胆主动的女性污名为荡妇，而我却相反，我赞赏她们的活力与积极的生活态度，她们总希望拉拢更多人一起，充满了前卫的力量。有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法国，71岁的可可·香奈儿无法忍受男性设计师再次将女性装入束腰衣中，回到巴黎重新开业。有绘画功底但不懂裁缝的羊子，就这样一头扎进了自负盈亏的自由世界。没有工作室，就在朋友家安营扎寨；设计稿都是在咖啡店的桌角、酒吧的吧台边，抑或趴在被窝里，一张张积攒出来的；厚着脸皮去美容院要订单，筹措启动资金；配件不合适，就满世界跑，一家一家工厂找过去......在大阪一家杂货金属公司，年迈的社长父亲看到羊子涂得五颜六色的指甲对大家说道：“大家一定要好好协助她。快看这姑娘的指甲颜色，她一定是个开创新事物的人。”羊子开启事业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她放弃了传统的量产模式，而是选择用一个别开生面的个展打响名号。个展地点选在了大阪 SOGO 百货二楼画廊的转角处，一块仅九坪的角落。著名设计师早川良雄为羊子做展厅设计，呈现出一个“没有时间的空间”。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展，羊子自掏腰包，花了八万日元的巨资在《每日新闻》上打广告。当然，捉襟见肘的羊子给早川的设计费和广告费都是个展后分期付款才还清的。
踏入展厅，光线骤暗，观众迅即被几面“恰恰夜店” 风格的黑色墙壁所包围。红、黄、蓝三色的聚光灯照出几缕光束。光束里，连身衬裙、短衬裤、吊袜带等，仿佛破碎的土星与火星，悬浮在空间之中......成排的黑色长角木犹如晾衣竿，依次横在头顶，仿佛上梁后的传统日式家屋。内衣要么挂在铁框或墙面上，要么像一个个灯笼似的，以铁质锁链垂吊在头顶，布置成晾衣时的模样......我在这些内衣中虽注入了大量性感元素，但它们却并不表露任何媚态。——《内衣觉醒记》
通过个展，羊子喊出了“内衣应该从外衣中独立”的口号。1957年，羊子把内衣秀带到了电影院里，幕间休息的二十分钟，模特们跟着爵士音乐的节奏，穿着五颜六色的透明内衣，坦坦荡荡、充满自信地走了一场场酷酷的时装秀，内衣秀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当时正在热映的美国电影《宝贝儿》。
但在当时的媒体看来，羊子的行为是“出格”的。一些媒体冷嘲热讽羊子不过在玩小姑娘的任性游戏；战后家庭妇女的比例大幅上升，也滋养了以家庭主妇为阅读人群的报纸杂志，这类媒体则斥责羊子设计的内衣是要把女性打造成“娼妇”。即使如此，那些色彩张扬的内衣仍然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尤其是年轻女性。新型的化纤面料也依托这些内衣走进了大众视野。羊子所作的大胆尝试也得到了诸如司马辽太郎、冈本太郎，以及战后第一代摄影大师細江英公的支持。渐渐地，羊子的工作室从两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搬到小楼中，又搬进工厂的一整层。订单量也与日俱增，带有TUNIC COCO商标的内衣也大摇大摆进驻了银座的百货公司。羊子给《产经新闻》所撰写的专栏评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摆脱了被淑女名流奉为圭臬的迂腐伦理，建立一套关于内衣的新道德”，或许正是羊子想要实现的“完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