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采取“治本”措施为主，让金融回归，让创新发力

最近的三组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低迷，金融风险压力加大，以及美国正在加大金融回归力度。

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方面，5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8.5%，低于预期值9.6%和前值9.4%，创下了200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方面，1至5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增速继续放缓至6.1%，低过预期的7%和前值7%，增速创1995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目前，消费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降到了15年、23年来的最低同比增长水平。疲弱的宏观数据表明，中国实体经济仍处于低迷之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指出，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经济持续向好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

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国已发生22起债券违约事件，涉及发行主体18家，合计债券余额约202亿元，而在2017年同期，违约的债券仅有9只，合计规模也仅为72亿元。《财经》杂志报道，在76.97万亿元的债券余额中，有24.56%的债券将会在一年内到期，15%的债券到期日集中在2018年6月，对于各发行主体来说，依然有不小的偿债压力。由债务危机透射出的金融风险倏然眼前。

美联储日前宣布加息25个基点，虽然延后了一点，但这是美联储今年内第二次加息，也是2015年进入紧缩周期以来的第七次加息。本次加息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1.75%-2%，预计美联储2018年还将加息2次，年内总共加息4次，2019年或加息3次。无疑，美元已进入持续加息的通道。尽管世界金融市场或将出现巨大动荡，但美国力促金融回归的决心不可谓不大。

这三件事似乎各自独立，却都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关。不同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2008年爆发的危机是金融危机，金融“病”了，影响到实体经济。不曾想，十年了，金融的“病”没有治好，反倒使实体经济更加困难。原因何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用“治标”的药方“治本”，持续的货币宽松，又无法进入到实体经济，金融自我循环和扩张，才有了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超过8%，一度达到8.4%，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甚至超过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只有47.5万亿，到2018年，这个数字超过170万亿。货币扩张推动央行的资产规模从17万亿急速膨胀到36万亿，而美联储的资产规模才4万多亿美元。尽管可以说，中美的金融结构有差异，但是，如此的货币和资产规模膨胀，确实不是我们的金融有多发达，而是我们的金融脱离了本源。

以上第三组数据表明，美国采取了实质性的治“病”措施，加息缩表，但受冲击最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人们已经看到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南非连续出现的股债汇崩盘事件，还会有更多脆弱的经济体面临恶性的通货膨胀。有人以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不必过于担心。然而，我们的经济体中也存在泡沫与风险，也要以某种方式释放，也要付出代价，弄得不好，也会出现危机。

日前，在全国政协“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上，刘鹤副总理说了四句“大白话”，要“使全社会都懂得，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看似常识性的四句话，句句直逼金融回归，这事关中国经济能否正常化发展，能否高质量发展。

为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判断外部环境，正视自身问题症结，以采取“治本”措施为主，让金融回归，让创新发力，让实体经济转换到正常化的高质量发展轨道。美国的加息缩表和中美“贸易战”，是外部环境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我们自身状况则是，金融“病”得不轻，实体经济极其困难，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高企，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加息，势必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债务负担越来越大，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如果无视美元加息，汇率势必受到冲击，外汇储备也将大幅缩水，进而影响货币持续增发。我们遇到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艰难的“两难”选择。

然而，这个选择在技术层面并非没有回旋余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不过，问题的要害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底线，金融回归则是阶段性目标，促使金融回归已经没有回旋余地。当然，中国的金融回归不是简单的加息缩表，而是要做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例如，杠杆的结构性调整，将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国有企业的债务率降下来。数据表明，非金融企业的资金以炒作盈利为目的流入各种金融市场，是当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我们需要对金融的泡沫化做一个系统的梳理，通过综合治理，让金融回归，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让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人都懂得按规律办事，按法律办事。

这个选择还可以放到更大的框架中讨论。早在100多年前，熊彼特在论证创新对经济发展（那时经济学“宏”“微”不分，还没有增长的概念）的作用时，也提到了信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他说，“本质象是利息来自于信用，而信用有利于新产业、新组织形式以及消费品的创造。”也就是说，熊彼特论证了经济发展（增长）的两大动力：创新与信用。所以，我们要在二者互动的框架中，讨论各自的作用和交互的作用。同时，要特别关注因为金融自我扩张带来的对创新的不利作用。2001年，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发生的暴跌，就是因为资本过度投资，实体（制造业）过快转移，进而导致纳斯达克指数泡沫破灭，就是一个金融自我扩张，对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在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上，是否存在类似的现象，值得关注。由此可见，金融回归对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