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四句“大白话”直逼金融回归

摘要:以采取“治本”措施为主,让金融回归,让创新发力

最近的三组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低迷,金融风险压力加大,以及美国正在加大金融回归力度。

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方面,5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8.5%,低于预期值9.6%和前值9.4%,创下了200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方面,1至5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增速继续放缓至6.1%,低过预期的7%和前值7%,增速创1995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目前,消费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降到了15年、23年来的最低同比增长水平。疲弱的宏观数据表明,中国实体经济仍处于低迷之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指出,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经济持续向好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

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国已发生22起债券违约事件,涉及发行主体18家,合计债券余额约202亿元,而在2017年同期,违约的债券仅有9只,合计规模也仅为72亿元。《财经》杂志报道,在76.97万亿元的债券余额中,有24.56%的债券将会在一年内到期,15%的债券到期日集中在2018年6月,对于各发行主体来说,依然有不小的偿债压力。由债务危机透射出的金融风险倏然眼前。

美联储日前宣布加息25个基点,虽然延后了一点,但这是美联储今年内第二次加息,也是2015年进入紧缩周期以来的第七次加息。本次加息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1.75%-2%,预计美联储2018年还将加息2次,年内总共加息4次,2019年或加息3次。无疑,美元已进入持续加息的通道。尽管世界金融市场或将出现巨大动荡,但美国力促金融回归的决心不可谓不大。

这三件事似乎各自独立,却都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关。不同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2008年爆发的危机是金融危机,金融“病”了,影响到实体经济。不曾想,十年了,金融的“病”没有治好,反倒使实体经济更加困难。原因何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用“治标”的药方“治本”,持续的货币宽松,又无法进入到实体经济,金融自我循环和扩张,才有了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超过8%,一度达到8.4%,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甚至超过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只有47.5万亿,到2018年,这个数字超过170万亿。货币扩张推动央行的资产规模从17万亿急速膨胀到36万亿,而美联储的资产规模才4万多亿美元。尽管可以说,中美的金融结构有差异,但是,如此的货币和资产规模膨胀,确实不是我们的金融有多发达,而是我们的金融脱离了本源。

以上第三组数据表明,美国采取了实质性的治“病”措施,加息缩表,但受冲击最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人们已经看到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南非连续出现的股债汇崩盘事件,还会有更多脆弱的经济体面临恶性的通货膨胀。有人以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不必过于担心。然而,我们的经济体中也存在泡沫与风险,也要以某种方式释放,也要付出代价,弄得不好,也会出现危机。

日前,在全国政协“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上,刘鹤副总理说了四句“大白话”,要“使全社会都懂得,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看似常识性的四句话,句句直逼金融回归,这事关中国经济能否正常化发展,能否高质量发展。

为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判断外部环境,正视自身问题症结,以采取“治本”措施为主,让金融回归,让创新发力,让实体经济转换到正常化的高质量发展轨道。美国的加息缩表和中美“贸易战”,是外部环境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我们自身状况则是,金融“病”得不轻,实体经济极其困难,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高企,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加息,势必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债务负担越来越大,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如果无视美元加息,汇率势必受到冲击,外汇储备也将大幅缩水,进而影响货币持续增发。我们遇到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艰难的“两难”选择。

然而,这个选择在技术层面并非没有回旋余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不过,问题的要害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底线,金融回归则是阶段性目标,促使金融回归已经没有回旋余地。当然,中国的金融回归不是简单的加息缩表,而是要做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例如,杠杆的结构性调整,将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国有企业的债务率降下来。数据表明,非金融企业的资金以炒作盈利为目的流入各种金融市场,是当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我们需要对金融的泡沫化做一个系统的梳理,通过综合治理,让金融回归,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让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人都懂得按规律办事,按法律办事。

这个选择还可以放到更大的框架中讨论。早在100多年前,熊彼特在论证创新对经济发展(那时经济学“宏”“微”不分,还没有增长的概念)的作用时,也提到了信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他说,“本质象是利息来自于信用,而信用有利于新产业、新组织形式以及消费品的创造。”也就是说,熊彼特论证了经济发展(增长)的两大动力:创新与信用。所以,我们要在二者互动的框架中,讨论各自的作用和交互的作用。同时,要特别关注因为金融自我扩张带来的对创新的不利作用。2001年,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发生的暴跌,就是因为资本过度投资,实体(制造业)过快转移,进而导致纳斯达克指数泡沫破灭,就是一个金融自我扩张,对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在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上,是否存在类似的现象,值得关注。由此可见,金融回归对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编: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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