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好件事搅动了大家的神经。第一就是暴涨下的房租，引起了大众对房屋租赁市场的大讨论，但是截至目前这件事情尚无定论。第二就是有专家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此言论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的怒气还未消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又出来鼓吹，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而且他还给出了一套“在传统社会，如果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没有孩子，是进不了祠堂的”的歪理。最后连央视都看不下去了专门写了一篇《“不生二孩要变相罚钱”：荒唐！》的文章。第三就是拼多多的意外大火牵扯出关于消费降级的概念。其实这三件事表面看无任何关联，细究之下你就会发现，这正是经济结构转型下，人口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的集中爆发。归结起来都可能是“穷”惹的祸。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大概就是父母半年的工资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对此中新网采访当事人时她表示：“看人家的孩子都补课，自己家的孩子不补课总担心开学被落下。”无独有偶前一段市场网上的一个热搜“小学6年，全班只有儿子没出过国！杭州妈妈被逼急！”这究竟是真正的需求还是盲目攀比？

对此有网友表示：很无奈，但很理解，你生活在东部发达城市，攀比真的都是被动的，我们西部这城市就我们班来说60个人出过国的不过10个，真的很无奈，不光我们中国，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更甚，只是我们人太多了，稍微攀比下，风气就起来了！

笔者认为，身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也是无奈之举。这背后也不纯粹是攀比之风引起的，更多的是现代家长对于下一代的的焦虑。这种焦虑其实源于自身在社会环境中所承受个各方面的压力。也就是所父母将他们的社会压力变相的传导到下一代身上，从而形成了愈演愈烈的“盲目”教育之风。

其实比起这些，更可怕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在生育了。从最近辽宁打响人口生育补贴第一枪开始，关于生与不生或者怎么生就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

参照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贝克尔的理论，生活水平提高，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会急剧上升，生育意愿便随之下降。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生育率在1.1～1.4之间，而中国生育率为1.2，已经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而且按照贝克尔的理论，往后随着个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生育率将会越来越低。

人口学家梁建章曾表示到：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而且这只是一方面，对于目前的年轻人如果生育问题导致了家庭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夫妻双方有一方甚至因为生育问题，中断事业，这也会对年轻人生育形成重要的影响。

今年我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消费降级”。反应到背后的的问题就是人们已经没钱消费了。众所周知，对于中国家庭来讲，父母们宁愿自己不消费或者少消费，都不愿意在孩子的消费（教育等方面）问题马虎。而且对于一般家庭来讲，如今高企的房价和不断上升的房租也是加剧生育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前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就曾针对日本社会状况写了一本书叫做《低欲望社会》，在书中他表述到目前的日本年轻人不愿背负风险，承担几千万的房贷，在两餐就能活下来的社会丧失了对物质的欲望，而且无论怎么改变或刺激都无法提升消费者的信心。最后就会导致少子化、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对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负债压到幸福感所致。

或许我们不知道，其实日本青少年的压力要低于我们。从目前我们最大支出——房子来看，日本的房贷普遍低于2%，贷款期限长达35年，而且日本人均收入普遍高于我们，且房子并不比我们贵。

根据上海财大研究院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超过美国当前水平。而且我们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的。因此，比年轻人不生育更值得警惕的是，年轻人都不恋爱了不消费了。届时，日本低欲望社会样本可能会在我们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