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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40年丨朱镕基亲自“接生”两大船舶集团

财经 11-25 来源：中国船舶报

——朱镕基

回眸中国的改革，朱镕基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名字。

从1991年就任副总理到2003年从总理任上退休，12年的时间里，朱镕基的工作都与改革密不可分。

在当时境外媒体看来，朱镕基力推的改革存在两大“雷区”。一个，是国企改革；另一个，是政府机构改革。

而当时的船舶工业，处在两大“雷区”的交叉地带……

亏损一年比一年严重

如果说船舶出口拉开了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大幕，那么船舶总公司的成立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在政府机构改革领域迈出的第一步。

1982年5月，原六机部宣布撤销，其直属企、事业单位，以及交通部的部分直属企、事业单位组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船舶总公司成为国务院第一个由部改为公司的经济实体，也成为我国第一家部级公司。

尽管船舶总公司没有完全实现企业化转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市场主体，但毕竟朝企业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到1998年，我国已累计承接出口船舶订单1100余万吨，出口创汇80多亿美元，造船产量由1981的42万吨提高到221万吨。可以说，船舶总公司对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9年9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江南造船厂考察“远望2”号

1989年9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江南造船厂听取工作汇报

然而，20世纪最后几年的光景却不属于船舶工业。1997亚洲金融危机对航运、造船的影响开始显现。“船舶工业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订单严重不足，价格下降，内部亏损一年比一年严重。造船、配套、非船业务都面临严峻挑战。”这是船舶总公司一位老领导当时的描述。

不光是船舶工业，在上世纪90年代，这也是许多国有企业的写照。受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机制调整的双重挤压，大量国企效益下滑，负债累累，有的资不抵债，陷入困境。

资料来源：《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改革进程极为不易。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

到了1997年，中央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即用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00年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当年9月，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真正搞好国有企业，让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一是结构调整，不要再搞重复建设。二是没有资本金就不要上项目。三是减人，不减人办不好国有企业。”

减人，是最困难的。

1997年，歌唱家刘欢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从头再来》。歌中唱到：“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现实却远没有如此洒脱。包括各船厂在内，不少国企都因为减人的问题闹出过大大小小的风波。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企业员工市场化备受争议。

经济学家邵宁在其主编的《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一书中对此评价道：“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酝酿着也期待着改革的一个巨大突破，而实现这种突破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氛围，能够使整个社会被激发起来，使之在整体上能够承受住并消化掉改革深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全国最困难的行业之一

麻烦的是，船舶总公司面临的改革环境更为复杂。

到1998年，我国造船业军民品比例由80年代初的37∶63变为15∶85。虽然民品已占主导，但船舶工业仍是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长期实行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在当时已经难以适应国防军工发展的需要。此外，各船厂还要扮演社会组织的角色，“大而全”“小而全”，包袱沉重，当时的说法是：“除了火葬场，船厂什么都有。”

对此，当时的《中国船舶报》有着这样的记载。

总公司仍具有政府机关和计划管理的色彩，承担了一部分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担当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双重角色，属于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这不但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中央的改革精神不相适应，而且总公司既不能以政府名义对船舶工业进行规划与管理，起不到政府部门的作用，又由于带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质，不是真正的经济实体，其企业职能也不能真正到位。

总公司与基层企事业单位仍是行政隶属关系，缺乏经济联系的纽带，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特别是在国家税制改革之后，总公司与所属单位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联系基本被割断，已无法集中必要的财力进行重大技术和项目开发，也难以在投融资、资产经营和经济调控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还沿袭过去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对企业管理幅度过宽，管理内容过细；另一方面对企业又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企业机制转换滞后，活力不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急需改变。

船舶总公司内部长期存在摊子大，力量散，军工任务不足，重复建设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而实践证明，在大家吃大锅饭的体制下，仅靠行政手段难以调整好内部科研生产的结构、布局和能力，难以避免重复建设。只有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的经济利益整体和必要的整体财力，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机制运作，才能有效调整好内部结构，克服重复建设。

总公司经济效益差，困难企业多，整体竞争力不强，在现行体制下，总公司已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和重组，加大企业调整力度，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科研与生产结合，增强市场竞争力。

——《中国船舶报》1999年7月2日

1998年11月，朱镕基在大连造船厂考察。讲到国企三年脱困问题时，他说：“我给了大连造船厂新厂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出口信贷。如今我们和日本、韩国存在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低，货币贬值了，我们的人民币不能贬值，但我给出口信贷。第二个是提高出口退税率，也起到相同作用。”

1997年年末，军工名列国有重点监测行业五大全行业亏损行业，堪称全国最困难的行业之一，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但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褪去行政色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又必须承担“保军”重任，促进国防科工发展，还要处理好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其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直到1998年，才打响这“最后一仗”。

地雷阵与万丈深渊

关于1998年的改革，中国人不会忘记一句话。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在当年总理记者会上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时讲出的这句话，经常被用来描绘那几年惊心动魄的变革。

朱镕基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总理新闻记者会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方案，将撤销几乎所有经济专业部门；新国防科工委成为国务院的职能管理部门之一，对国防工业进行管理，并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企业集团。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要把工业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呢？事实已经证明，靠工业部门管企业的方法是管不好的。过去设置八个机械工业部，也难以把机械管好。”朱镕基在当年的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上说。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方案还明确，以原国防科工委和总参谋部装备部为主体，组建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的总装备部，作为武器装备订货管理部门。总装备部业务归口的武器装备使用部门，与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的军工科研承制单位，是装备订货和组织生产的关系，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朱镕基讲得更直白。

我一直主张，部队买国防科技工业的武器装备，价格应该是成本加一定的利润，要让国防科技工业的企业能够活下去。如果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赔本卖产品，就无法进行经济核算，无法考核，无法比较，也无法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的进步。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何况国防科工领域的改革只是一部分，当时的任务是，政府机构减员50%。

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南代表团讨论时，朱镕基表明了他坚定的态度：“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朱镕基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分组讨论

为了贯彻落实改革方案，从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船舶总公司先后召开了六次地区公司总经理及部分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座谈会，相关工作组十多次起草修改意见，并多次向国防科工委和国务院作专题汇报。在广泛听取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反复比较优选、慎重谨慎决策之后，改组方案最终落地。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改组方案

撤销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组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该集团公司主要由上海(包括江苏、安徽)、广州(包括广西)、九江等以南方地区为主的造修船企业、部分配套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及有关持股企业等组成，共58个单位，9.5万人。其中，工业企业30个(部分企业需要调整)，科研设计单位9个。

组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该集团公司主要由大连、西安、天津、武汉、重庆、昆明等地区的造修船企业、配套企业和七院大部分研究所及有关持股企业等组成，共96个单位，17万人。其中，工业企业48个(部分企业需要调整)，科研设计单位28个。

船舶贸易公司、物资总公司、香港华联船舶公司、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中船财务公司等分别由两个集团公司共同持股。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五个军工总公司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哈尔滨工程大学移交国防科工委管理，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等几所普通大中专院校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移交工作已基本完成。

——《中国船舶报》1999年7月2日

《中国船舶报》对船舶总公司改组方案获批的报道

集团和总公司的区别

1999年7月1日，国防科技工业举行十大集团公司成立大会，朱镕基亲自出席大会并讲话，正式宣告十大军工集团诞生。

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成立大会现场

朱镕基在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讲话

不少造船界老领导都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据他们回忆，当时每个集团只有100张参会票，考虑到外地船厂的领导很难有机会聆听总理的讲话，中船集团还支援了中船重工9张票。

当天在讲话中，朱镕基“点名”船舶工业，要正确处理军与民的关系。

“保军”当然是首要的、重要的，但民品也要做好，民品做不好也有损企业的信誉，使企业活不了。特别是船舶企业，不搞民品怎么行？不搞出口就活不下去。我们有这么大的船舶生产能力，要把订货拉进来，把民用船舶打出去，打到国际市场，为船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积累后劲，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军”。

——朱镕基在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成立大会上，两大船舶集团授牌

随着两大船舶集团成立，萦绕在造船人心头的另一个疑问开始出现——“两大集团与总公司的区别是什么？”

对此，中船重工的时任领导进行了解释：“此次改革，不是简单地将船舶总公司一分为二，而是涉及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营管理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其核心内容是实行政企分开，集团公司对所投资的企业中国家投资所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并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

中船集团当时的领导也进行了说明。“集团公司与原船舶总公司有什么不同？我看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集团公司已经明确不再具有任何政府职能。二是集团公司与有关企事业单位是以资本为纽带的经济法律关系，是母子公司的关系，这就决定了集团公司与原船舶总公司在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上有很大不同。”

《中国船舶报》对十大集团公司成立的报道

即便领导们一再解释，但还是消解不了人们的担忧。

有人担心：“船厂的人转变并不难，那些坐惯了机关的人，实现从做官到做生意的转变，恐怕不容易。”还有人认为，企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但需要集团解决的问题，必须保证效率。“企业有自己的时间概念，拖上十天半个月，机会就没了。”

如何看待集团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朱镕基也有自己的看法。

集团公司和过去的总公司不一样，总公司带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质，现在政企分开了，要把集团公司真正办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集团公司要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自己负责，亏损了自己想办法。集团公司下面的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市场主体，集团公司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们搞活，把应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应该管的事情坚决放下去，不要干预过多；干预越多，企业越难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朱镕基在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还是一家，不要自相残杀

根据改革方案，两大船舶集团应按照“分工协作，发挥优势，各有侧重，有序竞争”的原则，优化资源配置，防止重复建设，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我国船舶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