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后，中美贸易问题的短期风险是在下降的。未来90天的时间窗口很关键，但整体上不容乐观。首先，中美之间面临着战略关系的重新调整，尤其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之前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当前的脱钩政策。中美之间未来在各方面竞争会持续加剧。2019年，虽然短期风险在下降，但是最终达成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不高。

中美关系中客观存在着一些阻碍因素，其中涉及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技术升级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很难在90天里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

基于此，我们判断2019年中美即使在关税方面能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在关税之外的冲突可能会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可能由关税转向其它手段。所以从中美的谈判来讲，我们认为短期风险下降，但是中期来讲，仍然不容乐观。

财政政策方面，2018年第三季度的调整是比较明显的。在稳基建层面，地方政府发债的速度在加快，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2018年第四季度的地方政府发债额度已经用罄，这很有可能导致2019年一季度会面临基建投资重新走弱的风险。

我们预测，2019年整体的财政政策会比2018年更加积极，对经济的刺激力度也会进一步提高。

但是相较于投资，我们认为减税更有可能是重头戏。个税方面已经迎来重大利好；企业方面，我们判断减税力度会更大。但是减税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目前减税的讨论中并没有相对配套的削减财政支出的改革举措。如此一来可能导致实际减税幅度会比政府公布的数字要大打折扣；其二，如果只是着重于减税，而没有相应的财政支出调整，那么财政赤字将会上升，减税措施中长期难以持续。

货币政策方面，如果希望货币政策对于稳增长起到更积极明显的效果，一个核心就是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目前央行的做法主要还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流动性调整，但是政策效果不佳。比如，2018年三季度以后金融市场利率下行的幅度比较显著，但并没有带来银行体系的平均借贷利率下行。

目前银行的平均贷款利率与金融市场利率是分割的。所以2019年如果货币政策的一个目标是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建议央行应该考虑尽早降息。

展望2019年，我们认为最大的风险因素来自于就业。

首先是来自于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中美冲突。除了关税方面的风险，非关税方面的冲突可能会加剧。因此出口行业会首当其冲受到波及，贸易方面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会增加。体现在某些行业，中国的产业外移的速度可能会加快。这无疑会给就业带来压力。

另外，从国内来看，最近大家也很关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经营环境。这一群体的压力在上升。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80%的就业都来自于民营企业，如果说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没有明显改善，就业的压力也是不可避免的。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