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有媒体放出消息，两年间扩张凶猛的瑞幸咖啡，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IPO申请，计划融资1亿美元。在茶文化盛行千年的中国，瑞幸成长如此之快，这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而几乎同时，在距离北京3000公里的云南保山，另一个有关未来中国咖啡市场的关键故事，也正在发生。

这个新故事，还要从60多年前说起。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没想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这次访问，促成了一笔两国间的贸易与技术合作，也为今天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斯大林很喜欢喝咖啡，但苏联虽然国土辽阔却不产咖啡豆。苏联与美国在当时针锋相对：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咖啡树种植与咖啡贸易被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所垄断，斯大林想喝咖啡喝不到。结果周总理去访问的时候，到苏联斯大林提起这个事。周总理回到国内后，询问农业部门负责人中国哪里能种咖啡、哪里能种好咖啡。

于是，便有了保山市潞江镇的咖啡树种植，并向苏联出口咖啡豆。这里是中国最早大面积种植咖啡，并第一个形成咖啡产业化基地的地方，也是中国小粒咖啡的原产地。至今已经历时60多年的历史。

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分布很不均衡。黑河-腾冲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分界线，这作为基础知识被体现在了中学地理课本里面。

而作为这条分界线一端的腾冲，就是云南省保山市下辖的一个县。同时，保山市也是聚集着中国最多少数民族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下辖贫困区县最多的地级市之一，甚至连其市政府所在地隆阳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区。

于是，人口，民族，脱贫，咖啡——这四条线融汇在一起，在2019年的春天，由一家电商公司编织起了一个新时代的故事。快速增长的市场与价值倒挂的产业链

四月，从印度洋吹来的暖流被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抬升，闪电划过天空，山像刀锋，时隐时现。西岸几近四千米海拔的高黎贡山，如同怒江的侍卫，守护着怒江自由奔流。

天色渐黑，山雨欲来，从印度洋吹来的暖流被高黎贡山抬升，暖流凝成雷雨，电光把丛岗村照亮，雨水滋润着高黎贡山脚的万亩咖啡园。

傈僳族的言秀邓今年28岁，10岁时父亲意外身亡，母亲改嫁，言秀邓和弟弟成为孤儿。他们原来生活在贡山，山高坡陡，难以种植作物，缺少收入来源，兄弟俩就跟着叔叔一家，顺怒江而下，来到保山地势平缓的山谷。在保山潞江坝丛岗村，他们向当地人租地，种植玉米甘蔗。十多年前，咖啡市场价格上扬，他们也开始学种上了咖啡。一晃十多年过去，一家人解决了温饱。几年前，言秀邓的叔叔给他介绍了个媳妇，开始独立生活。

在当地，曾经跟言秀邓一样走出贡山的大山，到保山租地为生的傈僳人有5000多人。2017-2018年间，在中央脱贫攻艰战略之下，经云南、保山、怒江各级政府努力，为他们全部解决了户籍问题。在丛岗、芒宽两地集中安置，如今他们已全部住进了现代化的新村，成为典型的“直过民族”。

（言秀邓将咖啡果放进水缸里清洗）

然而，生活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却并未让言秀邓展开愁眉。

2011年，普洱咖啡豆收购价最高飙升至40元/公斤，比2009年19.7元/公斤的收购价翻了一番，让包括言秀邓在内的很多咖农都尝到了甜头。在潮流之下，2012年，星巴克将亚洲首个咖啡种植者支持中心放在云南普洱；2013年，精品咖啡品牌seesaw设立了“十年云南计划”；2014年10月，云南成立了咖啡交易中心。

然而，在2012年，与2011年的高峰期相比，咖啡豆收购价已经缩水了接近一半。到了2013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咖啡豆价格继续下跌至每公斤十几元，还比不上北京一杯咖啡价格的一半。

1952年，保山潞江镇开始种植咖啡，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设工厂。黄家雄就是当时参与工程项目的青年之一。他现在的职务是云南省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云南省咖啡协会会长，是中国咖啡领域的顶级专家。

在拼多多扶贫项目“多多农园”组织的媒体交流会上，他动情地说：

“保山是新中国咖啡的摇篮，特别是小粒咖啡种这块。潞江坝是中国小粒咖啡产业化的发源地，这些老图片都是咖啡领域的老专家，都已经牺牲了。”

黄家雄在现场对媒体透露，云南全省咖啡的面积，在2018年是160多万亩，比2014年180万亩减少了20多万亩，都砍掉了——听起来，这与平均20%速度增长的中国咖啡消费并不相符，与3000公里之外瑞幸咖啡的势如破竹更是云泥冰火。

“因为价格太低，比较效益下降。”黄家雄说。

实际上，就在瑞幸咖啡被传出提交IPO申请的同一天，北京媒体AI财经社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题目是《云南咖啡苦了谁》

在该篇报道中，记者通过对普洱市的咖农与咖商的采访调查，得出了和黄家雄一样的结论。

实际上，言秀邓现在依然在继续种咖啡，但受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他承包的20亩的山地，虽然出产品质最好的咖啡豆，但利润却不到3000元，脱贫依然困难。

显然，当下的云南咖啡种植产业，又是一个《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

（一些咖啡种植地已经被荒置，或者已替成其它经济作物）

近几年，随着中国咖啡消费热潮的兴起，云南的咖啡产业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黄家雄这样的业内专家，更是时刻都没有停止思考。

造成这种究其行业原因，主要有两个：

（1）由于缺乏科学引导与渠道扶持，云南种植的咖啡品种多为低端品种，且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云南种植的咖啡品种以阿拉比卡原种派系的卡姆蒂品种为主，这并非是一种高级咖啡豆品种。加之在初加工环节，咖农缺少专业化培训与技术，导致辛苦种植出来的咖啡豆，卖不出好价钱。而虽然有保山某些地区种植的高级品种，但也由于低级品种过多、初加工质量差的原因，导致高级品种也买不出好价钱。

这样的结果，便是走进任何一家咖啡店，摩卡、蓝山、卡布奇诺甚至越南咖啡都排在前列，而云南咖啡即便出现，往往也是最便宜的价格。而更多的云南咖啡豆，只能卖给雀巢这样的速溶咖啡厂商，并且以最低的市场价格卖出。实际上，云南占据中国近99%的咖啡产量，但国际份额仅为1.7%，主要为星巴克、雀巢、麦氏、卡夫等国际品牌供货，未形成高认知度自有品牌。据专家介绍，是唯一一个咖啡价格低于期货价格的阿拉比卡产区。

（90岁的傈僳族老人交蒙阿凤在屋外扬咖啡）

（2）产业链畸形，导致价值与价格倒挂。

众所周知，农业产品由于成长过程缓慢而流通环节长，是最容易出现价值与价格倒挂的商品领域。《多收了三五斗》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欠收导致农民亏损，丰收也会导致农民亏损。

而偏偏咖啡又是大宗期货商品，在整个产业链之中，咖啡种植者付出的最多，却得到的回报最少。根据JingData的测算，咖啡产业链上游种植环节生豆的价值贡献约17.1元/公斤，中游深加工环节烘焙豆的价值贡献为83元/公斤，下游流通环节的价值则暴增至1567元/公斤，三个环节利益分配占比分别为1%，6%和93%，提供土地、人力以及咖啡豆的上游环节，几乎成了免费劳动力。

咖农们守着中国最好的咖啡地，却依然收入微薄。云南咖啡种植行业面临的这种局面，与3000公里之外北京的瑞幸咖啡同马云加持的星巴克咖啡的精彩对决，形成了鲜明反差。

守卫着怒江的高黎贡山的山上山下，世世代代生存着7个少数民族。咖啡对发展边疆经济、推进民族团结等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帮助云南咖农走出这种困境。一边扶贫一边重构，拼多多的云南棋局

言秀邓家租种的咖啡地海拔有1300米，由于地势以及海拔高，地势陡，劳作异常辛苦，当地农户一般都放弃不种，才租给像言秀邓一样的外来租户。

言秀邓一般独自一人上山劳作，太阳一落山，山上就会很凉，言秀邓会生起火，给自己泡了杯自己做的咖啡。山上通信信号不好，与家人联系不上也是常有的事情。

（太阳下山后，言秀邓在山上的小木屋取暖）

虽然政府已经帮助他全家解决了户口问题，也搬进了新房，但作为一家之主，他身上的负担还是很重。

4月份的春天里，拼多多“多多农园”计划，带给了言秀邓一家和整个云南咖啡种植业以新的希望。

决定一个产业存在状态的，是政策、科技、与资本。显然，云南的咖农们并不缺好政策，他们缺的是科技与资本，准确地说，尚未形成组织化的他们，缺的是科技与资本结合的商业力量，为他们搭建舞台。

靠帮助产地销售农产品成名的拼多多，正是这种商业力量的代表。

在2018年，拼多多农产品及农副产品销售额升至653亿元，且仍呈明显加速的趋势。为了开展扶贫兴农工作，拼多多在今年推出了“多多农园”计划，这也是拼多多的扶贫兴农的品牌，它的定位，是探索一种可持续的创新型电商扶贫兴农模式。

“多多农园”计划在5年内，落地1000个多多农园。而保山市潞江镇，就是“多多农园”的第一站。以咖啡产业为依托，这第一站将覆盖潞江镇赧亢村、丛岗村这两个村的建档立卡人口792人。

同时建设30亩的核心精品咖啡试验田，740亩的精品咖啡示范区，标准化扶贫示范基地，带动农民推动度假区小粒咖啡的标准化、品牌化和品种化，让贫困户率先享受到产业升级的红利。

“我们做了４个方面的工作，分别覆盖种植、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从源头上发起一场革命，期望重塑整个产业链条，改变云南咖啡的严峻局面。”

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蓝天介绍说。

实际上，拼多多之前就在云南做过扶贫探索。当时，在帮扶南瓜种植户的过程中，蓝天深刻认识到，农产品如果产业链过长，会不断分割利润，不断的延长链条，大家都拿一点小钱，每个人盈利边际都特别低，就会生产一大批穷人。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又是产业链上的各种势力信息不对等，其中农民吃亏最多。

拼多多扶贫的目标，就是要想办法改变产业链，用创新机制平衡农户的利益。也就是通过“两公里”（最初一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的直接对接来缩短链条，不但消费者买的便宜，农户也收获了更高的价值。

具体来说，是通过打造产、销、研、加工一体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链系统，实现有利于农户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根本转型。

（在“拼多多”的带动下，丛岗村已有年轻人走上精品咖啡种植加工之路）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扶贫专家李小云评价说：

“拼多多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和一般企业的慈善行为不一样。现在企业做扶贫，很多情况下是慈善行为，给你一点钱，交给地方政府，还有一部分企业是拿点钱做教育、做扶贫。拼多多农园是植根在电商业务里一个平台，能在自身电商业务里、企业行为里，诞生出、孕育出社会价值的一个战略。这样一个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很前瞻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投资，它在投资一个模式。”

在拼多多内部，把这种助力农产品上行极速供应链系统，称之为“两网”系统：“天网”和“地网”。

“天网”是指拼多多依托分布式AI的技术优势，基于全国消费者需求，打造的“农货中央处理系统”。对覆盖农产区地理位置、特色产品、成熟周期等信息进行有效归集，在各类农产品短暂的成熟期内匹配给消费者。从而突破传统农产品供需模式中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实现海量供给和海量需求的精准匹配。该系统的应用，能有效打破深度贫困地区的传统销售半径，真正实现小农户无缝连接大市场。

“地网”则是由“多多农园”所组成的扶贫兴农网络。随着它的壮大和完善，将和天网协作，从而实现，原产地“最初一公里”直连消费端“最后一公里”，深度贫困地区农货以最短链条对接4亿消费者需求。

显然，从云南保山开始的“多多农园”的探索如果能够成功，拼多多实现的将不仅仅是“扶贫”成就，而是对整个中国农产品种植与流通的一种商业模式创新。

一个前景广阔的产业，需要战略考量。“多多农园”是拼多多作为一家上海企业所应许的扶贫项目，但又不仅仅是扶贫。显然，从云南保山开始的“多多农园”的探索如果能够成功，拼多多实现的将不仅仅是“扶贫”成就，而是对整个中国农产品种植与流通的一种商业模式创新。

（丛岗村白族移民建档立卡户夸义自，把咖啡豆抱到收购点卖给“拼多多”的商家）

这届政府，把农村扶贫放到了战略高度，并且下决心在2020年全面实现扶贫目标。显然，这不仅是因为有决心，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行之有效的商业手段，有了拼多多这样的，有能力把“天网”与“地网”同时链接的新生商业力量。

4月24日晚间，拼多多发布2018财年年报。拼多多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黄峥，随同年报发布了公司上市以来的首封股东信。他在信里说：

“作为新生力量，拼多多将会引导产业和行业向着更普惠、更有温度、更开放的方向不断迭代。”

从云南保山开始的“多多农园”的探索，正在成为黄峥这种股东信的注脚。

而住在河谷新房，却要每周爬至1300米的山腰耕种咖啡的言秀邓，他脱贫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