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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相当于科技大厦的“地基”，而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就是“打地基”的人。无论是全国两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对基础研究进行的集体学习，还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五年增长1倍”，都引起这些“打地基”的人高度关注。近年来，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都更加重视。但在一些科研人员看来，有的好政策落实情况有待加强。在科研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静气“打地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进行了调研。科研减负专项行动自2018年开展以来，已经进化到了3.0版本。此前有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科研人员认为减负行动有效果，针对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增机会”“保时间”等方面的相关措施显现成效。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希望，落实减负措施的力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歆认为，比起名目繁杂的奖励和项目，对数学领域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一个稳定、宽松的科研环境尤为重要。另外他谈到，为了迎合某些管理部门的要求，往往需要准备各种务虚的文字材料，不少写材料的工作落在了青年科研人员身上，浪费了不少时间——本可以花在科研工作上。刘歆认为，有组织的科研对集中力量攻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尤其是卡脖子问题非常重要，“这些问题中往往有很多核心数学难题，如何把它们提炼出来，鼓励或者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数学科研工作者进入这些领域，攻关这些难题是当务之急。但不能鼓励所有数学领域科研人员都去做有组织科研，那样就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和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了”。他告诉记者，对数学研究而言，应该给予青年科研人员更多的自由度，不束缚他们的创造力。“把时间都花在科研上，自然会有成果。”刘歆说，“我们科研工作者理当为国家发展的大局作出贡献，最好的实现方法就是实打实地开展研究。”在北京，一所研究院的青年科研人员张锋(化名)的苦恼与刘歆类似。在他看来，国家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多承担项目本是好事，但一些项目的管理流程太过繁琐，难以专注于科研工作本身。他举例说，一些项目汇报额外增加了档案归档、数据汇交和科技报告等环节，再加上原有的汇报流程和财务审计检查，“很多时间花在管理科研上，而不是科研本身”。他想好好静下心来做基础研究，但又不得不被这些项目管理流程“耗住了时间”。张锋表示，不少人就去雇佣科研助理、财务助理和档案助理，协助申请项目和汇报流程，否则就需要自己去学习和摸索上述的细节流程。他说，对于想专心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这些做法其实是一种无奈。谈到青年科研人员面临事务性工作较多的情况，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认为，要给青年科研人员松绑，不断优化项目研究全流程服务，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不能让额外的事务性非必要工作把青年科学家的时间占满，持续减轻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让线上办、一次办成为常态。“我们很感谢国家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青年科研人员、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的“李政道学者”李数认为，国家的许多大政方针，包括减负、支持基础研究、目标导向、有组织科研等都很好。“关键在于如何做好科研项目执行过程的管理。” 李数认为，给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减负，给他们更多耐心，并不代表撒手不管，只是希望对于需要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要有多元化的和一定灵活度的监督、评价机制。当然，科学家用纳税人的钱做基础科研，也应有足够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担当。张锋希望，科研项目管理部门能减轻科研人员身上的“项目管理担子”，继续推进青年科研人员实质性减负。王焰新建议，切实落实科研人员减负专项行动，破除“官本位”传统思维，改变“填表式”管理模式，解决检查多、会议多、报销难等问题，让青年科技人才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帽子”问题仍然是一些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热议也延续到了会场之外。
国家层面， 2018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切实精简人才“帽子”，明确主管部门、用人单位要逐步取消入选人才计划与薪酬待遇和职称评定等直接挂钩的做法；科研项目申报书中不得设置填写人才“帽子”等称号的栏目。2018年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等文件，亦对“破四唯”提出明确要求。全国各省市也陆续发布了涉及科技评价改革的文件。一些相关政策已经落地，比如科技部开展了将人才“帽子”作为评审评价指标做法的清理工作，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审中取消了填写人才称号的条目。然而科技界人士关注到，“破四唯”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简报显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曹荣建议，在国家层面出台科学的人才薪酬政策，加大力度治理“帽子”满天飞。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提出，实行先“坐板凳”再“戴帽子”的机制，引导科研人员踏踏实实搞研究，有了成果再拿“帽子”。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观察到，由于论文、帽子等因素对科研人员薪酬等的影响，使得青年科研人员想“破四唯”不容易。据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志民了解，高校申报各种有形或无形资源时，如学位点申请、学科评估等的评价，仍然需要各种奖项和“帽子”支撑，导致高校和科研人员不能轻易放弃对“帽子”的追求，仍旧需要千方百计地申报各种奖励、拼命争取项目。2019年12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简各类科技评奖，注重质量、好中选优，减轻参评负担，营造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随之完成“瘦身”，“三大奖”每年奖励总数从原来的400项大幅削减至不超过300项。李志民认为，如果国家能够继续大幅度减少各种政府奖项和“帽子”，把各种评奖主体转移至民间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或许可以进一步扭转功利化导向。此外，李志民提出，当前学术圈对课题的不同种类经费来源有公认的档次区分。经费档次在各类评比中所占权重差异巨大。建议国家能在这一点上做适当调整，认可多元化经费的价值，使科研立项仅关联经费发放，不与其他奖项、帽子挂钩。如此，或许能够让科研回归探索本质。王焰新建议要落实分类评价，完善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机制。比如可以探索以团队评价方式进行总体考核，减少对每位成员的具体考核评价过程，帮助青年科研人员专注学科建设及本领域研究。
基础研究的绩效考核体系，也是左右青年科研人员能否坐稳“冷板凳”的一大因素。2018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实行科研项目绩效分类评价。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重点评价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新规律的重大原创性和科学价值、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中关键科学问题的效能、支撑技术和产品开发的效果、代表性论文等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以国际国内同行评议为主。但钟章队了解到，目前不少大学对人才的薪酬体系设计仍然“唯论文、唯帽子、唯成果”。他举例说，高校等研究机构引进人才，考评绩效往往跟论文的“篇数”挂钩。研究者想要拿到更高的工资，往往不得不去争“帽子”，攒篇数。钟章队告诉记者，“但基础研究要做的工作，有的眼前根本就看不到经济效益，也可能10年、8年都不见得能出成果。”他说，目前高校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前者占比较低，后者要经过考评来确定，“绩效工资占了大头儿”。李志民认为，考虑到客观规律，科学探索类研究不宜采用绩效考核管理。他表示，2017年，国外3位科学家因LIGO探测到黑洞并合产生的引力波，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其实早在100多年前，爱因斯坦就在相对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引力波的猜想，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很多科学家相继从理论和实验方面进行了探索。“真要是算绩效，应该算到谁头上呢？如果要等这个绩效成立的时间，估计爱因斯坦也要哭了。”李志民说。他还提出，绩效考核的评价标准是不可逆的，做对了就是正向，做错了就是负向，但科学研究却不是这样，那些所谓“做错的”——被“证伪”的成果也有其探索和试错价值。钟章队表示，以绩效考核为主的薪酬体系，并不适合基础研究人员，建议提高基本工资，完善人才的考评机制，让研究者长期坚持攻坚克难，“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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