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不仅于中国历史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也于世界历史撰写了辉煌的篇章，中国于世界在经济硬实力上的提升效果显著，举世瞩目。

但当代随之引出的问题，中国当下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远未赶上经济硬实力发展的步伐。中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发展硬实力一样，是驱使中国马车滚滚向前的不可缺少的一轮。

如何于世界平台中讲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故事，是中国当今时代发展烘托出的重大课题。而鉴古知今，研究先前时代的前辈们对此的相关思考，是研究此课题不可缺少的一环。

本论文将以周劲松教授于电子科技大学开设的《人类文明经典赏析——中西文化对撞中的林语堂》为基点出发，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课题进行多维度的浅谈，并对这个课题展开内容的梳理，总结，以及进一步的探索，发散与思考。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人类文明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不仅于中国历史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也于世界历史撰写了辉煌的篇章。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近70%的成就都归功于中国，中国于世界在经济硬实力上的提升效果显著，举世瞩目。但当代随之引出的问题，中国当下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远未赶上经济硬实力发展的步伐。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如今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存在着下列极其重大的问题：

第一，为世界所惊叹的华夏五千年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资源却未能得到当代社会充分运用，当代的我们并未把这些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竞争力。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视程度，文化发展的注意力下降，文化产品的杂糅降质，文化市场运行的不规范等等都是强有力的证明；

第二，中国当下所存在的文化逆差现象严重（备注：这里的“文化逆差”指的是中国的文化贸易出口少于进口，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存在着严重的赤字现象）。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大约10：1的逆差，且出口的图书大多销于港澳台等地区，面对欧美国家的逆差达到100：1以上。再者，国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所拍出的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文化逆差现象极为严重；

第三，文化遗产和文化人才的不断流失，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传承；中国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下不断被破坏，甚至是消逝。缺乏一批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文化经纪人。

中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发展硬实力一样，是驱使中国马车滚滚向前不可缺少的一轮。因此，如何于世界平台中讲好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是当今时代发展烘托出的需要我们当代人深思的重大课题。

 /1.2 研究方法概述/ 

本论文将从课上以及课下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书籍阅读分析，综合课题思考等多维度，浅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2 多维度浅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2.1 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谈起/ 

《中国人的气质》是于鲁西北传教22年的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于1894年出版的有关中国人的气质的一本著作。该书一出版，立即就被某些西方人士推崇为对中国的“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长期被列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之书。

在日本，该书更是大行其道，除两年之后就有涩江保的题为《中国人的气质》的人文译本外，还相继出现了许多摹仿甚至是抄袭的作品，对西方各界影响颇大。

17至19世纪由西方各界带起的中国文化热使得这本著作应运而生，掌握第一手感性材料的明恩溥也因此想要尽力向西方人辩证地阐述中国人的气质，想要矫正西方界偏左偏右的观点。明恩溥成为中国向西方各国的首批重要的中国故事讲述者之一。

应当说，明恩溥以22年的传教生活，积累了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验，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感性材料。然而，熟知并非真知，掌握材料绝不意味着就能客观公正、准确、科学地分析材料。材料是对象，是既定的存在，从材料中如何引出结论，引出什么样的结论，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所置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研究者他自身的立场、观点、方法、内在的动机和价值评判的标准。

我们小组对这本书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写作此书时的明恩溥，与中国人已经朝夕相处了二十余年，毫无疑问，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是有感情的。一个传教士应该具有的善良和宽容，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理性和公正，在他的书中都有所体现。在书中，他也曾自勉道：“永远都要在反面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正面评价。”然而另一方面，这本书在各个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首先，作者在著作中采用实证主义的写法，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显然对于中国人的气质这种复杂的课题简单化局限化了；

其次，作者本人深受西方思想文化教育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其戴着基督教的有色眼镜，带有“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来看待解读中国人的气质，也因此决定了这本著作是存在非理性非公正的个人偏见的，以作者为代表的西方人与中国民众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冲突，由此带来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能在此文章中略见一二；

再者，由明恩溥所考察的鲁西北地区于19世纪末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民智未开，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所接触的阶层难以体现中华文化和思想体系。反之，作者本人所接触的西方文化，阶层，受教育程度都较为优良，中国正处于那个积贫积弱，方向混乱的时期，基于此去探讨中国人的气质显然是不合当的；

最后，作者撰写此书的内在动机是批驳各种西方错误导向言论（美国人的理想国度），帮助西方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对于中国人价值评判标准显然是依照西方价值评判标准来进行审判的，同样是片面化的。

文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有如作者在《中国人的气质》第十九章孝顺中言道：“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其中有一篇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后汉时代的六岁男孩，有一回前往一个朋友家，人家拿出橘子来招待他。趁此机会，这个早熟的小伙子施展了一把中国人常用的伎俩，偷了两个橘子，藏在袖子里。但是当他鞠躬告辞的时候，橘子却从袖口滚了出来，这使男孩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可是他却面不改色。他跪倒在主人面前，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这句话使他名流青史将近两千年：“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

这个孩子的父亲身居高位，在一个西方批评家看来，他完全有其他机会来满足他母亲对橘子的爱好，但是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个男孩却是一个尽孝的典范，因为他小小年纪就懂得记挂母亲，或者是因为，他能如此之快的编造出一个借口来。作者在此举证中国经典——“二十四孝”中怀橘遗亲的故事，作者在此从西方的批评家的角度和中国人的角度两方面阐述，通过对比形成反差效果，此段文字既有错误解读中国古典之举，又有作为西方人的带有“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态度之“情”，同样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的典型文段。

同一件事情，在中国思想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的“审判”下，结果截然不同，两者文化差异和碰撞油然而生。由此用西方人的价值审判标准来审判中国人的气质所带来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能在此文章中略见一二。

再比如，他显然熟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对这种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东方人的儒雅”表示赞赏，可他又觉得中国人的“礼节”是恼人的折磨，中国人宴席上的饭菜“一口也咽不下去”，连中国人端上来的茶水都像是“苦药”；比如，他的中文水平显然不差，甚至精通中国的谚语和俗语，可他却认为没有西方语言中那些语法变化形式的中文是一种“落后的”语言，甚至是造成中国人智力混沌的“事前从犯”；

再比如，他在书中多次先知般地发出这样的预言，诸如“‘中国问题’在20世纪会显得更加迫切”，“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定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但是他又认为，中国的一切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

作者在文章中阐述的自我矛盾，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与不解，误读也恰恰体现了这本书的背后作者自身的复杂感情和问题背后的复杂程度是他难以把持的。

然而，作品本身在指出中国人性格缺陷的同时，也充分看到了他们的优点——勤劳、节俭、生命力强，必将会成为地球上最繁荣的民族之一。还热烈赞扬了那些于民族危难之刻，为公共事业献出生命的中国英雄。并且其可贵之处还在于有哲理深度，不限于事例的罗列，而是深入到思维特征与精神根底中去探寻中国人性格缺陷的哲学根源，深入关注中国国民性的探讨和研究。如果从文化比较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考察，明恩溥和他的《中国人气质》及其他一些论述中国的著作在学术史上还是有其一定的价值的。

明恩溥不是西方第一个关注中国人国民性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较为系统地用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方法概括和分析中国人国民性的西方人。他的研究不仅推动了美国和国际汉学的发展，而且也给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课题——即中国国民性的反思和探讨的思想潮流。

黄兴涛先生写于《中国人的气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对外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与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探讨国民性的思想潮流相关，有不断增强的民族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不无偏见和歧视的西方中国观的心理承受能力做后盾，对于此书的关注突然空前地多了起来，各种译本竞相出炉，达到了有些学者所称的‘狂译’地步。”

鲁迅先生于1936年发表于上海《大公报》《立此存照（三）》：“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傲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其作品本身的价值是值得当代人肯定和探索反思的。

而鉴于著作背景和内容所述，当今社会的我们应当保持辨证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本著作的局限性以及自身价值，保持这种想法即“我们应当客观的理性的看待这本书，看到其对于中国人自我反思的价值并发挥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用自己的行动不断去改变、去进步，去努力改变我们本民族骨子里缺陷，用自己的举止现身说法，做好中国故事的阐述者。”以便于更深入去探讨对于中国人国民性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

 /2.2 从辜鸿铭浅析该课题/ 

辜鸿铭，中国学者、翻译家（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辜鸿铭曾将自己的人生叙述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辜鸿铭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优良，且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成长起来的辜鸿铭自幼便对语言有着初期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在西方各国游学，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许多著名人士的赏识，于各个名校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演讲、写诗、创作，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然而，精通文化的他并未忘记父亲幼时的教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自此，辜鸿铭成为了精通西方文化，潜心研究并推崇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学说的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

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为代表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在国家正需要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民之所向，而以辜鸿铭，刘师培为代表的推崇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是众青年学生的矢之所向，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作为复古派的他们思想是落后的，顽固的。

历史上，辜鸿铭可以说是守旧顽固派的代言人，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已经垮台多年，辜鸿铭始终不肯剪去他的辫子，连同仆人也留着那根长长的尾巴。而思想上，辜鸿铭推崇儒学，反对新文化运动，抵制共和，一个不折不扣的保皇党。

然而，在现在的今天看来，从长远看来，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他们认为的不去看到这个国家的体制先进就去照搬这个国家，看到那个国家的思想先进就去照搬那个国家，如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哪个国家的体制和思想不是基于民族而来。

而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去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正是我们这代青年所需要的，也正好与辜鸿铭当时的思想所契合，由此看来，当时此人的特立独行是极其深刻而有原见的，值得我们当代人去思考和反省。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动，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

他以英文所发表的《中国学》便是一篇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传播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堪称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位大师。

我们再来看他的影响，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他在书中向外国人阐述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外国人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能够生动反映“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以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作为一位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影响是深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其成功的。

辜鸿铭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作为翻译家，他提出了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将中国文化引进国外的同时，也将外国诗歌引进于中国，沟通中西文化，从而使更多的人成为他那样的，精通西方文化，又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给予今天的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有着很重要的反思与价值。

 /2.3 从林语堂浅析该课题/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林语堂，西方人因他的文字，认识了一个丰富而生动的中国，但他自诩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物，81岁时，他说自己是一团矛盾，但在一团矛盾中，他，提供了一种智慧的人生态度，顺乎本性，就是生在天堂。他，就是美国作家赛珍珠所找的那位，能够用流畅的英语，向西方介绍真正中国的中国人，接受请求的他想针对西方的误解和偏见，写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的灵魂，他认为以中国通自居的西方人笔下的中国——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大多只是皮毛之见，他，想要用英文将中国娓娓道来。

第二年，林语堂先生的《吾国吾民》在美国出版，位于销售榜榜首，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言：“林语堂先生的话，至今对美国人仍然受用。”《生活的艺术》的编写，注入林语堂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和见解，然而，他又是极为睿智的，他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于是文风一变，空灵动人。

他避用哲学概念，弃用政治口号，引俗入雅，降雅为俗，将雅俗融合，写出了无学究气、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与他的“幽默文学”倡导和道家自诩相衬，最有效的将中国的文化传播给外国，成为一代成功向外国讲述中国故事的人物。同样给予今天的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有着很重要的反思与价值。

 /3 结束语/ 

对中国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课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仍需要被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研究讨论，增进见闻，开拓视野，潜心吸取前人之道为今人之用。鉴古知今，讲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仍需更多的研究，探索，与实践，才能得到真知。

 /致谢/ 

在此诚挚地感谢由周劲松教授于电子科技大学开设的《人类文明经典赏析——中西文化对撞中的林语堂》课程，能够引导我们青年一代人走向探究和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重要课题上来，培养我们青年人一代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受益匪浅，在此再次向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Arthur Henderson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M】. 1894.

[2] 辜鸿铭【J/OL】国学网.2014.

[3] 狂儒辜鸿铭【J/OL】新华网.2014.

[4] 郭丹主编.福建历代名人传【M】.2019.392.

[5] 辜鸿铭.《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M】.北京.1915.

[6] 林语堂.《My people and my country》【M】.美国.1935.

[7] 林语堂.《Art of living》【M】.美国.1937.

[8] 周劲松．林语堂小说研究的三元视角【J】：《丝绸之路》，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