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破除了长久以来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道路，长期被视为各国发展必须遵循的普适化路径，这种错误认识作为19世纪、20世纪很多卓有影响的社会理论的核心理念，不同程度上误导了诸多后发展国家的战略选择。

然而，即使在西方国家自身，如欧洲大陆各国和美国，英国的经验也并没有被照搬，而是形成了与各国经济社会具体条件相适宜的多样的现代化经验。中国是以农耕传统为主体的社会，半农半工、以工哺农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支撑了中华民族创造出绵延不绝的悠久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探索的，正是如何借助现代化的组织制度机制和科学技术手段，推动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强的创新力和创造力。

对于农业自身的发展而言，创建有效的惠农科技至关重要。以色列总理、开国元勋西蒙·佩雷斯曾提到，真正的农业“95%靠科学，5%靠劳作(Hard Work)”。95%的科学包括研究(research)、规划(planning)、培训(training)和组织(organizing)，这是以色列农业产量在1950至1975的25年间增长12倍的原因所在。

自新中国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加以强调以来，我国在科研资源极其有限、科技能力不强的情况下，探索出许多值得称道的惠农科研机制，如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布设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促进科研人员与农民紧密结合，共同在劳动生产实践中改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极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在全国各地，围绕农业生产实践开发出的科研产品不断涌现，如西南丘陵山区研发出爬山拖拉机等机械化工具，实现了“改机适地”的技术突破，与平原地区“改地适机”（通过土地重整和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连片开发）一道，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大幅增收的有效手段。

然而，在近年，随着国家层面对创新驱动的持续强调，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吸引到国家重大战略科技项目以及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如元宇宙、数字孪生等远未能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概念也获得空前关注，相比之下，帮助解决农业生产实践具体问题的科技创新却经常不能引起充分关注。

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就推进农村基层现代化政策举措予以系统安排；其中，与往年一样，设专章再次强调了从核心技术攻关、种业振兴、农机研发和绿色发展四个方面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并且要求：“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前沿技术突破。”这个政策指引，提出了如何设置惠农科技发展机制的重要问题。

毋庸讳言，近年来，我国的农业科技虽然得到持续发展，农业生产的科技化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在很多地区，相关部门推进的科技和装备的研发路径及应用场景脱离农村基层经济社会实际，仍是制约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许多地方的农业科技研发主要局限在农业科研院所，研发目标是完成自主申报或者上级派发的科研任务，未能调动“本土智慧”，激发当地农户、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更加遗憾的是，一些地区虽然承接了某些国家高科技战略工程，但未能充分推动重大工程与当地农业生产相结合，对于当地经济社会整体均衡发展的效用不明显。

本文以下基于Z市的科技发展状况的分析，揭示科技政策及项目应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大力发展惠农科技的政策建议。

Z市是南方某省的一个县级市，该地虽然长期被冠以农业大市之名，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例极高，占比超过1/3，但其龙头农产品Y果和渔业产品L鱼却仅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0%和30%。Y果是在特定纬度的自然环境下才能生长的，全国99%的Y果树生长在Z市所在省，Z市又是该省主要的种植地。但尽管如此，其不论是在产量、相关企业数量、产业链建设效果、市场份额等方面的表现来看，都不尽如人意，甚至不如其他不具备规模生产条件的邻近省市。

我们发现，Z市的农业科技活动主要集中在科技服务、农机补贴、科技育种、农企研发四个方面：

Z市的农业科技活动虽然在研究、应用和培训方面皆有布局，但总体来看，呈现出路径单一、范围局限、创新主体规模小的特点。长远来看，单向度的技术扩散和补贴可能在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缺乏可持续力。

Z市并不缺乏高科技资源，却仍未将其打造成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助推器”。由于地理位置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性，Z市被国家选定并布局为某项全国高科技战略工程的承接地。在国家相关部门、省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承接该重大科技工程的H园区投入建设，相关的商用配套设施建设和相应的招商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已有一千多家企业签约入驻，大部分企业也已经开始进入试运营阶段。但不仅该项目本身与农业发展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因为项目的重要性而由省政府直属管理，市政府没有多少权限和动力围绕该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革新，因此，Z市虽然承接了一个重大科技工程的落地，却并没有由此而提升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甚至没有促进营商环境改善的热情。

事实上，Z市城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居民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基于农村开发的旅游服务产业。该重大科技工程的落地，原本具有带动当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潜能，例如，为适应大量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的涌入，地方政府可以推动形成良好的人才集聚环境，通过服务这些科技企业和人才，当地的营商环境质量、人才政策质量、科教宣传水平等等都能得到极大提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创新性政策，更大范围地吸引与农业发展相关的科技企业和人才聚集，实现科技力量与当地农业发展相对接，激励惠农科技的大力发展，从“耕种管收售”等多路线促进农业现代化，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离不开核心技术攻关、种业振兴、农机研发和绿色发展。除此之外，落实到地方层面，还需要打破路径制约，充分调动军企民等各方面资源，促进因地制宜和融合发展，实现“灵活专业化”生产。

基于对Z市的观察，我们认为惠农科技的发展需要以长期的、系统性的举措加以推进。

其一，地方政府应借助重大科技项目落地的利好，推动政府治理和决策方式的深刻变革，不应仅满足于科技项目带来的GDP增长的一时红利，而是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将回应当地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的难点痛点放在决策核心位置。

其二，应当拓宽地方决策参与渠道，使关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声音得到充分尊重。与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同样重要的，是投入农业生产实践和管理的在地人的参与和贡献，他们是从生产实践中检验理论和技术、提供及时反馈、帮助技术在地化的重要力量。

其三，我们各级政府的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不能局限于部门工作的考虑，而应有面向全局的理念贯彻其中。如不仅要确保国家高科技战略工程及其直接相关产业“开花结果”，还应当对能否激发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提出要求，以便充分利用独有的科技资源和发展机会，打通科技与农业产业发展的壁垒，面向当地具体产业方向，探索和开发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能性。

Z市既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水源等自然条件，又有国家高科技战略工程的重大机遇，但其农业科技发展速度依旧缓慢，农业产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强。由此可见，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短期技能培训、补贴机械应用、封闭式研发难以支撑农业增产提质、农业产业增值和农民增收的需要。还需要各级政府发挥制度想象力，引导多元力量参与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当中。

最后，针对与Z市类似的情况，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两项建议，以供关心惠农科技发展的有识之士共同讨论：

第一，创新组织保障，激励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了：“加紧研发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探索是落实中央政策的必由选择。

我们建议，建立以服务当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跨领域合作组织和机制，以财政补贴、竞争性经费和社会捐赠为经费来源，鼓励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有关方面的技术指导和转让，由专业技术团队、农副产品制造公司、农民合作社（或生产大队）、当地农户代表组成的团队决定农业现代化方案，激发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农业科技创新、知识共享和竞争。

充分利用理论、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在不断碰撞中产生“本土化”“个性化”“专业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著名城市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经分析，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两种路线的科技创新：自上而下的以大工程为目标的科技创新，以及自下而上的以分散型项目为主的科技创新，如何保持后者的活力，是维持地方社会持续繁荣的关键。我们的这点思考，是对芒福德思想的借鉴。

第二，加强合作科研，鼓励创建自主的惠农科技品牌。中央政策对先进农机研发的推广，把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地方要履行法定支出责任。”对Z市而言，牢牢抓住国家高科技战略工程的机遇对于当地的发展尤为关键。

我们建议在既有的重大科技项目产业园基础上，专设一个“X+农业”的跨领域研发的高科技园区，加强科研合作，借助国家重大项目的科技溢出效益，创造与农业发展相关的科技衍生品。进一步，利用国家给予该省的政策优势，引进农业类国际知名高校独立办学，鼓励建设跨专业、产业领域的农业科技实验室，以Z市为实验基地，打造惠农科技的自主品牌，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