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城市小青年处对象，谈的差不多要成家的时候，男方家庭最烦恼的就是怎样配齐“三转一响”。“三转”，指的是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都有轮子或指针旋转。“一响”，指的是收音机，有悦耳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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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经济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买这“三转一响”可真是不容易：一是要有“票子”买；二是要有“票”买。

经济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缝纫机的三大品牌是上海牌、蝴蝶牌、飞人牌。这些牌子都是好货，凭票买上海牌得200元，蝴蝶牌、飞人牌大约得180块钱，这些都是持票证的价格，没票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20世纪70年最流行的一段话是：一裝萝卜的干部。那个时期一个公社一般干部一个月工资30来块钱。到20世纪80年代初，虎头牌、东方红牌的缝纫机上市，供销价格大约是170块钱。按现在金融面额算不贵，那个年代上百元可不是小数目，所以说那时的缝纫机犹如今天买几十万的大楼房。买普通手表犹如今天买几十万的名表，20世纪70年代的自行车都是加重自行车，牌子有：永久牌、飞鸽、凤凰牌，后来才有了红旗牌的，再后来就有了二八型轻便大链合自行车和女式自行车（横梁改成U型方便女式前上车的那种）这些自行车轻便出路快，一般都是城市上班一组拥有，农村都用加重的主要用途就是带人带东西。一台自行车犹如今天买的路虎豪车。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根本没有钱买“三转一响”，只有在迫不得已——娶媳妇必备时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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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匮乏，有钱也难买，还要票证。即便有钱去买，肥皂、白糖都要“票”，更别说“三转一响”这些令人咂舌的大消费品。票证，买什么的要什么票，比如买自行车，飞鸽牌的、永久牌的，票证上标的一清二楚。那时候，“三转一响”成为组建小家的重要条件。这“四大件”会让上了年岁的人如数家珍。是它们伴随着百姓走过了一段能让人开怀大笑，也能使人潸然泪下的历史，而他们一生中的某段人生经历已经和这“四大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在其头脑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为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使他当上了新郎。那时的“四大件”无疑是财富的象征，以至于成了人们争相炫耀的资本。那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在街上闲逛，其得意的劲头和开辆“大奔”去市场买菜的心情，估计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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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票子”“票证”的问题都开始缓解。山沟沟开始实行“三转一响”。它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折射出人们的生活质量。直至1990年，甘谷驿油矿刚参加工作的工人工资才32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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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农村要想听到外界声音，要么走出去，要么就是公社广播站在传达通知任务时，在固定时间给每村每户拉铁丝的那种小广播放一段音乐或者市县重要简报。无线电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是稀罕物，它可以听评书，听新闻。村里谁家有一台收音机，那是村里人夸口称赞的话题，给介绍对象时都会说，看看人家的光景，都有一台收音机哩，其它的家户谁有了。可想而知，一台收音机对于农村青年的重要性。

我哥1981年结婚时，这些配置置办的齐齐全全的。对于一个刚刚包产到户的农民家庭来说，已经是力尽汗干了。对于一个14岁的我来说，也想要台收音机。父亲说，家里给你哥问婆姨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没钱，你要是爱的不行等秋后刨的洋芋，自己骑自行车带到城里卖去，卖下钱，你买可。

卖洋芋，20世纪的80年代还可以了，70年代市场管委会不让卖，小自由是要受到没收批判的。

得到父亲的容许，我1981年秋开始卖洋芋（土豆），一直卖到1982年春。一线口袋大概能装一百多斤吧。早上五点母亲给我做的吃了饭，父亲把一布袋洋芋给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帮我从家里的坡上拽下来，在自行车后架上推过了河，我上了公路骑车开启了八十华里的骑行进城卖洋芋之行。那时候我村到郑崖是二十华里石子路，一路上过了张屯到元龙寺一个小坡，不算陡，再就是到了郑崖快上柏油路那有个硬坡。骑上双手使劲压着把，因为前轻后重，要是手上不使劲，碎石子一担，车头就跳起失去平衡就得摔一跤。等骑的过了郑崖就是柏油路了，自行车是好把握好骑了，可，一进入柏油路往杨家砭走这段就要上个慢坡，是骑不上去的 得压着车把撅着屁股往上推，上了坡能轻松一下，下坡时骑上能喘口气，一个大坬遛下来就把三分之一的杨家砭走过了，等骑到庄头又要上个大坡硬推上去。然后下康家沟的大湾，过了桥又得吭哧吭哧的往上推车。再次骑上下坡遛下来就到姚店铸锅厂，粮站那块了，过了姚店大桥，又有四十里铺的平川得使劲蹬。快到周家湾这里又一个慢上坡带转弯。过了李渠至崖里坪有两个小峁子，一上一下就骑到烟库，转过峁就是八一铁厂。高峁湾到二十里铺路还算平坦，到了二十里铺就拐进机场跑道，没车没人，旁边都是菜地，开始使劲蹬，那时候飞机少，当兵的除非来飞机，只有你不骑入主跑道，他们平时也不太管，到了桥沟中学，这新旧机场的分割线上，挡了一堆土，自行车要绕下路基再上老机场跑道是u字形。这下去容易，上来就难了，一是坡陡弧度大，骑到这里已经是腿发软手没劲了，根本上不去，就在路旁等，等过来的路人央求人家给推上去，等骑到南门坡时，已经快中午了，刚赶上中午下班买菜的时间段，赶快把洋芋口袋解开倒地上让人随便挑，一斤卖0.05元，等到下午5点多差不多也就卖完了，剩下的就断堆处理个三毛五毛钱，一口袋能卖个6.5元左右。卖完赶快到东关食堂买的吃一碗粉汤一盒饼干（饼干是下一次的中午饭，因要守摊，没时间吃饭。）后，骑上自行车愣孙往回蹬。骑到姚店天已经黑了，还要过康家沟那个大湾子，那里经常有骑车人因为下坡速度快而拐不过弯掉桥下摔死的了，所以到那里骑上特别小心，天黑弯急，头皮发紧。一趟来回80公里，要上坡过湾，起早贪黑的奔跑一天下来能落才能实落个3元左右，就这样辛辛苦苦卖了好像是四十装洋芋，在延安中心街国营一门市买了一台双喇叭收音机。

现在想起以前的公路都是依山傍水而修，忽上忽下，犹如蛇行，拐峁下湾，骑单车都累，可想而知负重前行是啥感觉。现在道路全部改造成又宽又平直的柏油路了展堂好走。公路经过几次改道，把半坡上的随弯就峁路都改道到沿河道旁，扩建的又低又平，无论你是开车，骑行都省事省劲了。那以前靠山坡修的大湾大坡都废弃了。尤其是姚店康家沟的大湾，已经在石畔边改低改平改直了。以前得半小时，现在开车一分钟左右就过去了。

有了收音机，从此，每天都能听新闻资讯、秦腔，评书，还有王木犊。记得他的开场白：

各位观众大家好，额叫王木犊儿、这是俺媳妇李幺妹。额是西安人，她是四川来滴。是俺三舅他媳妇滴大呗家的二弟、同学的女朋友滴同学，给额介绍地……今儿来这儿滴目的——额要离婚为啥？她不让额听秦腔！

改革开放的春风刮进了山村，外界的声音感召着我，我要走出农村，出去闯一闯的冲动悠然而生。

这些旧的电子产品，现在已经淘汰了，但这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侧影，深深地打上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烙印，成了我们这一代美好的回忆。

作者：李树刚

编辑：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