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4日，呼市新城区一名50多岁的女性在所在小区被实施封控措施期间坠楼死亡。警方事后发布的警情通报称，该女子是因罹患焦虑障碍，从12层高楼坠楼自杀。

该事件当天在网上引发热议，而公众关注的点又主要积聚于以下方面：

第一，该女子因焦虑症而自杀，是否因长期封控所引发；

第二，网上有传言说，该女子曾和女儿一起被集中隔离，返家后发现防疫人员此前已对其住所入户消杀，屋内物品被严重损毁，这也最终刺激了该女士焦虑症爆发；

第三，在该女士坠楼后，其女儿曾冲出家门寻找母亲，但因所在楼道单元已用挡板封死而无法接近母亲遗体，防疫人员更阻止其随意出入。

为回应公众质疑，呼市新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专项调查组，在核查后澄清细节如下：自杀者居住的小区的确被确定为高风险区并实施区域封控，但病例所在楼道单元门并未从外上锁，也未用挡板封死，只是在单元门外围设置了约4平米的隔离围档；自杀女士及其女儿并未被集中隔离，防疫人员也从未对其住所进行入户消杀。

但报告也称，该女士在2019年就被确诊为焦虑症，11月4日封控期间该女士焦虑症爆发，其女儿曾数次拨打120电话要求急救平台派车将其母送往医院。但120医疗急救中心调度人员评估后认为其并不属于危重症人员，因此并未派车接该女士赴医院就诊。最后，报告也承认，“物业管理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反应迟缓、应对不力，对突发事件缺乏敏感性……暴露出小区物业服务滞后、社区工作存在短板，也反映出120急救调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在同日召开的呼市疫情发布会上，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也针对本市疫情防控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问题，提出“七不准”。在“七不准”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得随意延长各类风险区管控时间，必须动态管理、及时降级”，“不准对居民户门一封了之、单元门一锁了之、小区门一关了之，必须畅通应急通道，强化服务保障”。

疫情防控存在哪些失范措施？

尽管呼市坠楼女子的死亡并非直接因封控所致，但从新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调查报告来看，该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存在诸多失范现象。事后再提出的“七不准”，无疑也是针对这些失范现象而出台。就在不久前，兰州市同样发生一起三岁儿童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因防控导致出行困难、急救延宕而不治身亡的事例。这些事例都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精神互相悖离，也在民众心中造成恶劣的观感。

纵观今年发生的极端事例，一些地方政府典型的防疫失范，主要有以下几类：

1.因医院拒诊或就医障碍而造成的生命流失

严格防控的直接目的，本身是为了防止医疗挤兑的出现。如果在如此严格防控的情形下，正常的医疗需求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急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又何谈医疗挤兑？而且，因防控政策造成的医疗缺位，相比于因疫情造成的医疗挤兑，将给人民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感，即便前者造成的伤害在统计学上或许远远小于后者。但是，任何一个具体人的生命，都不应被作为防疫要偿付的代价。在疫情防控中，这一点必须谨记。

2.硬封门和入户消杀等过度侵犯、漠视公民基本权利的做法

就像此次呼市、郑州等地在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检讨时所指出的那样，很多地方都曾采取过拉网封板、反锁房门、封闭楼栋等硬隔离措施，有的地方甚至对患者住所进行入户消杀。上述措施，毫不考虑火灾或急救等不得不出行的情况，也不考虑住户被采取此等措施的心理障碍和安全焦虑，造成对当事人住宅自由、财产权、隐私权等多项基本权利的侵害。

3.其他侵犯人格尊严或违背人道的极端做法

在疫情吃紧且又恣意扩大隔离范围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直接将被隔离人士从居家环境带到毫无物质保障的隔离场所。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防控部门只为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将整栋或整个单元楼集体拉走隔离。此类处置方式，是出于官僚主义的思维，不考虑被隔离者作为文明人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预期。

再如，某些地方高校，不但封校，而且封寝。学生长时间被困于逼仄的宿舍，不能洗澡，上厕所必须提前预定。如果说，在社会上进行严格封控，是为了考虑到老人和孩子，且居家能保证相对的生活质量，因此居家隔离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防疫措施；与之相比，在高校这种以接种过疫苗的年轻人为主的密集社区，居住资源严重紧张且基本生活严重依赖于公共设施（澡堂、食堂、洗手间等），校方将学生封在寝室内，没有顾及到学生的人格尊严。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始终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基本理念，这一理念不仅构成一切防控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充当着凝聚全国人民同心抗疫的基本共识。这一理念，不仅具有目标指向，还具有规范性。规范性，也意味着它会成为我们在评价地方政府防疫工作时的基本指针。

“人民至上”意味着，疫情防控工作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性。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集体意义上，人民作为主权者，作为公权力的授权来源；其二，在个体意义上，人民作为权利的主体，尤其作为基本权利的主体。人民既是权力的所有者，又是权利的享有者，且其所授权所形成的公权力，最终必须服务于权利的实现。

“生命至上”意味着，我国政府基于对新冠疫情的科学认知，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公权力的第一要务。疫情防控的措施，必然以限制人的其他基本权利为代价；因此，从宪法的角度出发，“生命至上”在规范上等义为“生命（与身体）权”优先于其他基本权利。但是，“生命至上”中的生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动物性生命，而是专指人的生命；且人的生命，尽管以人的动物性生命为自然基础，但绝不能仅仅体现于此，而应当被理解为人的有价值和尊严的生命。

既然以保护人的有尊严有价值的主体性的“生命”为目的，疫情防控就不能采取使人的尊严价值受到贬低或者直接将人客体化的举措，而必须尊重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即必须在优先考虑安全的基础上，兼顾主体所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唯有如此，具体的防疫措施，才算处在在法治的轨道内；否则，相关做法，不但有违法的风险，且因与自身目的相违背而失去正当性。

鄂尔多斯政法委于11月4日发出的公告，之所以深得民心，正是因为其不仅认识到“生命至上”的规范性，更直接肯认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这无异于将“生命”理解为主体性的生命。

如何克服疫情防控的犯错失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曾将人的异化总结为四个方面：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与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异化劳动”理论虽然属于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却蕴藏着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和人学价值。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异化是指人的存在状态与他的类本质相疏远的情况。在以上总结的三类防疫乱象中，我们可以轻易观察到人的异化。

防疫措施的失范意味着，其违背自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目的。于“人民至上”而言，有些防疫措施的相对人，既没有被当做权力的授权来源，也没有被当做基本权利的主体；于“生命至上”而言，有些防疫措施漠视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将其视为某种赤裸生命。人在这种失范的防疫措施下，并不能获得安全感，而获得不安全感；不能感受到其作为人的尊严与主体性，而只能产生自身被贬低的痛苦感受。

这最终映照着人与人的异化，即措施相对人和措施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异化。换句话说，考量大部分失范的防疫措施，其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没有设身处地将自己置换于措施相对人的地位。因此，我们在遭遇失范的防疫措施时，会觉得措施制定者缺乏常识或者逻辑。这种疏离感，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克服异化的路径，同样在人的概念中。准确而言，在制定或执行某种措施时，具体的防控人员应当扪心自问，自己能否毫无负担地接受此种措施，并在其中感受到安全以及主体性生命的实现。譬如，制定和执行硬封门措施的人，制定和执行消杀政策的人，应当把自己放在同等情形下，问自己作何感想。

同时，防控人员还应当设身处地，以普通人的方式去理解另一个普通人的正当需求。譬如，作为一名守在医院门口的健康的防控人员，应当理解一名病人的就医需求，而不能仅仅找理由推诿拒绝病人就诊；再譬如，即便家中没有幼龄的儿童，防疫人员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将婴幼儿单独隔离毫无问题且必须执行。回归常识，才能回归人性。

当然，除了具体防控人员要有克服异化的自觉之外，上级负责部门也应当在失范现象出现后，及时补救、申明正理，并对责任主体作出处置。上级对防疫的强度不能只设定下限，不设定上限，或者只处罚防疫的松懈而不处罚防疫的过度。只有在上下限之间，在不能过度也不能松懈的政策走廊之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意旨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