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范同寿

研究贵州近代化历程，绕不开“贵州企业公司”这个话题。

贵州企业公司的成立，的确是贵州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对它的研究，一直受到经济学界、史学界的关注。当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回到贵阳的丁道谦撰写了《贵州经济研究》一书，这部书对成立仅3月的贵州企业公司制定规划等方面无疑曾产生过影响。1947年，历任贵阳市长、建设厅长的何辑五，编辑出版了长达40余万字的《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但该书主要是从个人角度，围绕贵州企业公司进行系统回顾与总结。

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贵州企业公司的论著不多。1950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编印的《贵州财经资料汇编》，是对贵州企业公司情况介绍最多的一部内部印刷物。该书全面搜集记述了贵州从抗战到解放时期的财政经济状况，但因整体结构分为自然环境、工业、矿产、农林、财政、金融、贸易、盐务、交通、公用事业十编，而贵州企业公司的业务涉及面很宽，只能分散见于有关篇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贵州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重视贵州经济史的研究，有关贵州企业公司的资料逐渐被从历史档案、回忆录中爬梳整理出来，结集出版或撰写成论著。其中，《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档案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省人口学会于1987年出版的《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当数最早的一部。该书第三编第十八章即是贵州企业公司专章，下设六节分别为：贵州企业公司的成立及其垄断业务，贵州企业公司的股本构成、资金运用及经营方式，抗日战争期间贵州企业公司控制下的企业，抗日战争胜利后贵州企业公司的收缩与调整，贵州企业公司的利润与分配，贵州企业公司的员工与人事。由于此书所援引的资料皆为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民国年间的历史文献，编纂者并不掺入自身的评议，当可视为研究贵州企业公司较有价值的资料。

从1939年6月成立到1949年8月停运，运营10年零2月的贵州企业公司，确为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家重要企业。其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涉及行业之广、雇用工人之多，堪称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尤其经历初创与调整的1939至1941年，进入扩张阶段后，该公司借助对本地企业的兼并及抗战内迁企业的资金与设施，生产与销售均一度达到鼎盛。据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统计，贵州企业公司最盛时期投资的“各项事业达28个单位”，分别为自办类2项（玻璃、化工）、合办类5项（烟草、水泥、火柴、丝线、木业）、投资类9项（煤矿、电气、面粉、火柴原料、水利、林牧、垦殖、盐井、商业），投资总金额达22600余万元。

然而，如此盛况好景不长。从1943年开始，受抗战局势影响，整个贵州企业公司的业务开始萎缩。尤其在黔南之战期间，独山沦陷，贵阳震动，公司各厂相继不得不停工疏散。之后，日军虽经深河桥一战，被迫撤出贵州，公司所属各厂陆续开始返工复业，但正如当年《贵州企业季刊》第四卷所载《贵企第七年》一文所言：“甫经部署就绪，而（抗战）胜利陡临，社会上纷纷复员，市场购买为之一落千丈，而物价适得其反，初虽惨跌，继复涨，且有凌驾战时而上之趋势，动荡起伏，不可捉摸，致原料之采购，产品之推销，资金之周转，人事之配合，几乎无一不发生问题。”到临近贵州解放，贵州企业公司已名存实亡。1949年8月1日的上海《文汇报》曾报道：“贵州伪建设厅长何辑五的‘贵州企业公司’，已悄然结束，将其资产逃之来港，其中不少资金已在巴西、阿根廷等国，进行农业及商业投资。”

贵州的近代化是从分散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因为省情特殊，前期的进程非常缓慢，近代工业、交通、邮电等的诞生，往往呈点状或零星表现。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公路的兴修、商品经济的发展，贵州近代化逐渐加快了步伐，但就全国而言，仍处于最落后状态。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疯狂侵略，国家战时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大批工矿企业内迁进入后方。贵州的大后方地位，加上独特的山地高原地形地貌，有利于内迁的各种工矿企业，继续维持战时生产。这种情况导致了贵州经济结构与社会生产力的突变，也为贵州企业公司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从这一大的社会背景来说，当年贵州企业公司的筹建，既非某位当政者“深觉开发建设贵州的重要性和自己肩上责任重大”的产物，也非其“认为这次抗战对贵州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推进经济建设之机遇”的产物。

事实上，早在1935年赶走桐梓系军阀王家烈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即欲入黔，却未得时机。从1935年4月蒋介石迫走王家烈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命吴忠信为省主席，到1939年3月将近4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贵州并无可资称道的建设之举。其间，统治当局的主要目标有三：一是军事上继续“围剿”红军，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镇压；二是采取各种措施彻底终结桐梓系的地方割据；再就是在贵州划设行政督查区，建立起遍及全省的保甲制度，编织一张严密的统治网。

在此期间，贵州省主席一职频繁换人：从吴忠信到顾祝同（兼），由顾祝同到韩德勤（代），再由韩德勤到薜岳（兼），由薜岳到孙希文（代），任谁在任上均无暇顾及建设方面的事务。据当时的《贵州统计年鉴》记载，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全省工业企业仅55家，资本总额212.38万元，即使到了1938年，也仅有工厂60家，资本总额440.405万元。

一个很显然的情况是，1939年3月筹备、6月成立的贵州企业公司的出现，绝不是贵州自身商品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货币财富积累的产物。在1938年冬江浙财阀、政学系重要人物吴鼎昌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前，贵州的工业基础虽然薄弱，但绝大部分皆为民营，官僚资本所占比例甚小。吴鼎昌接任贵州省主席，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完成了对贵州的全面政治控制，开始通过以官僚资本为主体，从经济上对贵州进行扼控。其主要途径之一，便是筹建并运行贵州企业公司。

某些关于贵州企业公司的论著，在论及贵州企业公司组建问题时，特别介绍了吴鼎昌这个人“早年的经济思想”，以及担任贵州省主席期间的“经济主张与设想”，等等。这很容易误导读者将贵州企业公司的成立，视为吴鼎昌践行其个人经济思想的产物。

清末秀才出身的吴鼎昌，早年曾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是一名老同盟会员。回国后，既做过清末江西大清银行总办，辛亥革命后任过中国银行总裁、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也直接兴办或参股过民营企业。有人根据他的复杂经历将其称为实业家，也有人因其主持过《大公报》，1945年离黔后又曾出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身跨金融、新闻、政治三界，将其视为银行家、报人、政客。尽管吴氏曾著有《中国经济政策》一书，却没有人将吴鼎昌归入经济学家之列。因此他的经济思想究竟是什么，恐怕很难说清。

不能不说，在贵州近代工业发展史上，贵州企业公司的贡献确有必要加以重视。这家前后经营约10年的官僚资本企业，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长期属农业省贵州的工业经济规模。

按照《贵州财政经济资料汇编》的描述，1937年以前，贵州是一个完全的农业社会，由于交通不便，保守性特别强。省内“只有简陋的手工业，自己制造，自己贩卖，根本没有现代工业”。抗战前贵州全省工业仅有20种，90%以上为粗制消费品的手工业，而且工业的60%集中于省会贵阳（张肖梅《贵州经济》）。贵州企业公司成立后，在接办原属省政府6家企业（梵净山金厂、筑东煤矿、贵州炼油厂、贵州缫丝公司、贵州印刷所、贵阳建筑公司）的基础上，将原贵阳电厂、贵州矿务局、贵阳中国国货公司的所有权益并入公司所有。接着又与内迁企业合作，开办了一批厂矿，将公司经营企业扩大到28个生产领域；资本总额也从成立之时的600万元，扩大到1943年的3000万元。这样的工业规模，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贵州来说，不可能不对原有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冲击。

其次，由于贵州企业公司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引进和利用了内迁企业的先进生产技术与设备，在推动贵州工业生产近代化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任用。

抗战以前，贵州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采矿、印刷、纺织、造纸、酿酒、玻璃制造等方面。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规模小、资金少，而且属手工操作。正如一些文献所述，“贵州挖掘煤矿，出于一般人民大众为解决一时生活上的需要，而作极小规模的土法开采”。尽管全省社会经济已开始由农村的副业逐渐走入商业，逐渐蜕变，但“由于交通关系和人口的移动缓慢，又加上农业的过剩资源未尽量开发，人口虽然在慢慢在增加，生产的手段仍停滞于利用人力、兽力及木器机器为生产工具的阶段，故生产能力未有发展”。

贵州企业公司成立后，充分利用内迁工厂，尤其是兵工、军需等国营厂矿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规模较大的特点，扩大自身的经营。1939年10月，该公司与武汉迁入的中国煤气车制造厂合作，成立了中国机械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同年，与经济部中国植物油料厂合作，组建贵州油脂工业厂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后，与上海商股合作组建大兴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等。此外，还参与了西南垦殖公司的投资。

在贵州企业公司经营的各工厂中，机械类工厂的建立，在改变贵州原有工业结构方面，发挥了明显任用。加上得到内迁各厂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熟练工人和资金的支持，所办工厂填补了贵州工业的某些空白，为贵州培养了一批掌握机器生产技能的新工人，贵州近代化的步伐因之而有所加快。

第三，随着贵州企业公司的建立与发展，近代企事业管理模式逐渐在贵州各行业中扩散，取代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管理。这种管理理念的更新，为近代贵州工商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贵州青溪铁厂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套程序管理近代企业运营的结果。清末与民国前期的大部分贵州工厂，因为规模小、工人少，基本上是手工作坊式的管理。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与永丰造纸厂，虽引入了不少近代企业的管理方法，毕竟不足以对全省那些中、小工厂造成太大影响。贵州企业公司由于成立于抗战期间，又是在大量内迁工厂入驻贵州的背景下创建企业、组织生产，在与内迁各厂合作生产的情况下，自然按照内地及沿海地区已成熟的经营模式运行。正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看到的贵州企业公司，无论在采用股份制、确定投资方向、制定生产与营销计划、推行严格的管理体制方面，都能达到当时国内近代企业的水平。这显然给贵州近代化的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最不可忽略的一点是，贵州企业公司的建立与发展，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四大家族及政学系官僚资本在贵州的膨胀过程。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于清末，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其雏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吴鼎昌出任贵州省主席后，四大家族与政学系势力随之进入贵州，通过“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农本局分支机构的建立，掌控贵州经济。此期间成立的贵州企业公司、贵州矿务公司、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局、锑业管理处贵州分处，本质上都是官僚资本企业。

1937年时，贵州属于官僚资本的企业仅有省建设厅所办的贵州电灯厂与模范工厂两家，资本总额30万元。贵州企业公司是贵州历史上最大垄断企业，成立资本中，贵州省政府占比20.8%，中国、农民、交通三大银行占比58.33%，地方商股仅占0.37%。到1943年贵州企业公司的资本扩大到3000万元时，三大银行和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占的资本比例一下高达84.15%。

贵州企业公司是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由政学系骨干吴鼎昌主持、省财政厅长何辑五操办成立的官僚资本企业。担任主任委员的何辑五既是政学系成员，又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之胞弟；公司总经理彭湖则既是中国银行的代表，又是宋子文的亲信。这也就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随着官僚资本重心的东移，吴、彭等人相继离黔，大量资本及一些管理技术人员被抽走，贵州企业公司立即陷入一蹶不振的原因。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贵州企业公司的成立、资本的积累与经营的扩张，并未促进贵州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

贵州企业公司成立后，省内原有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不仅未借得东风，反而被贵州企业公司兼并或在其不公平竞争下陷入困境。贵州企业公司不仅垄断了贵州所有的赢利行业，还垄断了四大家族直接控制以外的贵州对外贸易与省内农业经济作物的收购。该公司创办初期，因财力有限，在其经营范围之外，尚有一些经营难度较大、处于兴办状态、有一定赢利空间的行业由民族资本经办。时隔不久，随着贵州企业公司不断扩资，民族资本企业便不断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要么供电忽然被停，银行不予贷款；要么原料无从采购，买家强行退货；等等。结果，许多民资企业被迫接受兼并，典型的如当时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新生五金厂、大兴面粉厂、兴记火柴厂、中国协记烟厂、三一化学工业公司等。

表面上贵州企业公司的经营方式有自办、合办、投资三种，但自始至终自办的企业只有两家。而合办与投资的工厂，则可依仗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强势地位，控制民族资本在企业的领导权。据1946年5月的统计，贵州企业公司控制下的企业共19家，其中，自办企业2家，合办5家，投资12家。上述19家企业的资本总额达到4.7亿元，贵州企业公司投入的资本仅7900万，但所有企业实际都在贵州企业公司操控之下。虽然从整体上看，抗战期间贵州民族资本企业借助大后方的地位优势与市场需求的增长，较之抗战前有了一定的发展，某些行业甚至发展迅速，但这与贵州企业公司的创办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对此，应该有一个明晰的观察。

如何看待贵州企业公司？学术界还会继续讨论下去，但有一个前提是必须遵循的，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