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作者简介：孙伯鍨，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的奠基者。[1]

自上世纪初叶卢卡奇等人启用物化、异化概念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以来，异化问题早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中心议题。至80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界也开始兴起一股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一时间各种观点交织并出，争论颇为激烈。在以后的近20年中，争论虽渐趋平息，研究却未尝间断，同时也更趋于系统化和学术化了。这次李庆钧博士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推出《“异化”范畴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这部专著[2]，正是集上世纪初叶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之大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逐一梳理，详加评析，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堪称一家之言。我以为，此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异化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此，我愿就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早期哲学及其以后的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谈一点粗略的看法。

Ⅰ

“异化”这个概念从辞源上讲是从拉丁文变化而来的。在英语里，这个词叫alienation，作为普通名词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疏远，另一个是指转让。后来被用到哲学中，当作哲学术语就有了“异己化”、“自我否定”和“反制”这类略有区别的意思。黑格尔以前的哲学家，例如卢梭，只是间或地使用过这个概念，把它当作主要概念系统地加以运用的应当说是从黑格尔开始的。这是因为他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发现异化概念作为他运演其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方便工具是不可缺少的。黑格尔从一开始便在其构筑体系的哲学著作如《精神现象学》中运用了“异化”概念。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讲“异化”当然是指“精神异化”（“异化”也译作“外化”）。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在未有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先绝对精神就预先存在了，这个绝对精神创造了世界，既创造了自然界，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但是，黑格尔明明知道，哲学不同于粗俗的宗教，因此绝对精神创造世界决不像上帝在七天内创造出人类那样简单，这需要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精致的逻辑论证；不对人类全部思想史和各个文化领域的知识成就作一番梳理和整合是做不到的。因此，他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法，创造了崭新的逻辑工具——生成和发展的逻辑学（辩证逻辑）。在此基础上，他野心勃勃地开始了构筑一个统一的精神王国发展史的雄伟工程，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自然界和人类史不过是这个统一的精神王国发展史中的两个环节。由于黑格尔把精神看作是“绝对”的，因此精神的发展是由自身原因导致的自我发展。但是精神的发展又不能总是在精神自身的范围内兜圈子，它必须展现其创造世界的功能，比如它必须首先创造出整个自然界。然而绝对精神又是怎样创造出不同于精神的自然界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黑格尔启用了异化概念。他认为，绝对精神不是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人格力量把自然界创造出来的，而是它自身异化（外化）为自然界。自然界对于精神来说不仅是对象化的东西，同时也是异己化的东西，因为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他在”、“异在”。这就是说，绝对精神在自然界中不是在自身之中，而是在“他物”之中，绝对精神为了复归其自身，必须扬弃异化，扬弃自然界。而从异化到扬弃异化的整个过程，正好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周期。大家都知道，在整个黑格尔哲学中，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规律）是在其体系的不同层面上得到运用的。与此相对应，异化概念自然也有着不同的含义和用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黑格尔在把异化概念运用于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时，无疑受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劳动概念的启示。黑格尔通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得知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由此确立了他关于人的劳动（当然是精神劳动）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的观点。由于他始终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因而劳动不是作为物质生产活动起作用，而是作为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起作用。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活动能够创造出什么呢？用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创造出“物相”。这个“物相”并非是真正的物，它不过是自我意识异化、外化的结果，是自我意识通过异化、外化而获得的对象性的外观。自我意识这种对象性的外观即是“物相”，对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和最终确立（自我确证）来说是一个必须超越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和扬弃。因此黑格尔哲学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扬弃异化，扬弃对象性。而扬弃了异化和对象性的自我意识就是“绝对知识”即“绝对真理”，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整个体系的最高点。

黑格尔的既极端神秘又包含着合理成分的历史观，其思想线索还是清晰可辨的。在他看来，整个人类史无非就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史。自我意识是怎样发展的呢？这主要是通过两个环节进行的：首先，自我意识必须外化和对象化，把自己变成它所创造的对象，即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世界，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自我意识在创造出对象即世界之后，还必须通过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去重新把握这个世界。在这个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就会发现这个在外观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对象的世界其实就是它自己，它在对象中其实就是在自己本身中。通过这番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外在性和对象性就被自我意识所完全克服和扬弃了。黑格尔的这番议论听起来好像毫无道理，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根据黑格尔的历史观，自我意识创造对象，创造历史，最初是无意识的（自发的、不自觉的），在初始阶段，自我意识的活动表现为分散的、盲目的，完全为贪欲和情势所支配和左右的自发运动，在这种自发运动中，一个社会世界被创造出来，比如说，私有财产和国家、法律和宗教等等就都是作为对象化存在而出现在人类面前的。这些对象性的存在一旦被创造出来并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它们和自我意识的关系就变成外在的、对立的关系了，对象不仅不从属于自我意识，反过来还支配和制约着自我意识。这说明，对象化的过程就是“异化”的过程，自我意识外化为对象的结果是自己同自己相分离、相异化。它创造出来的东西既是一个对象性的东西，也是一个跟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是一个异己的存在物，异己的客观力量。到此为止，黑格尔的分析还不失为一种深刻的见解。但是，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不能不在下述两点上表现出致命的错误：第一，他无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历史中的基础作用，把对象化和异化完全等同起来，主张不加区别地扬弃对象性，殊不知人类所制造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物质技术财富（生产力）是不应当作为异己之物被扬弃的；第二，克服和扬弃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存在如私有财产和国家等等，决不是通过认识和理解所能达到的，必须依靠实践的力量加以革命的改造。这两点正是马克思后来集中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

在黑格尔之后，费尔巴哈第一个在哲学人本学的意义上继续使用异化概念，在他那里，“异化”不再是构筑体系的工具，而是进行宗教批判的武器。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回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之后，自我意识就不再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他的出发点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有生命的人。费尔巴哈认为，要理解历史不能只从自我意识出发，而应该从人本身出发，必须把人，把以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的本质当作哲学的最高原则。所以他不再讲抽象的自我意识的异化，而讲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用人的本质的异化理论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基督教。他认为，人信仰上帝，崇拜耶稣，成为宗教精神的痴迷者，恰恰失落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信仰上帝，需要上帝，是因为上帝对他们来说是智慧、力量和爱的化身，并且他们相信上帝所有的正是他们自己所缺失的。这样，对上帝的信仰越是虔诚，人自身的本质失落得就越多。因此他断言，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为此，他把宗教批判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其目的就是把人们对宗教的信仰转变为对人的本质的信仰，使人的本质得以复归，用人类之爱代替上帝之爱。和黑格尔不同，费尔巴哈的哲学理想不是追求绝对知识，而是追求建立在自然本性基础上的人类之爱的实现。而这决定于实现两个统一：一是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统一，就是说，必须废除宗教禁欲主义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和自然需要的禁锢；二是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统一，就是说，人和人之间除了自然的（性别的）区别外，不再存在社会差别，从而个人和全体、个体和类之间的一切对立和矛盾将不复存在。费尔巴哈的这个类哲学理想，最初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深刻影响。

Ⅱ

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3年夏至1844年底。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1. 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 《神圣家族》。在前几部著作中，异化概念是主要概念，但到了《神圣家族》，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和论证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异化显然已经不再是主要概念了。

在《德法年鉴》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但尚未进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此时，他的异化概念主要是用来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念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正是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念才从哲学上把握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现代国家中，每一个居民都具有两重身份，一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身份，二是作为享有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的公民身份。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因实际的社会差别而过着极不平等的生活，在这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以至主人和奴仆、债权人和债务人，彼此分离，相互对立，进行着无情的冲突和斗争。所以，在市民社会里，人不是作为“类存在物”过着“类生活”，但他们作为公民又似乎具有同等的地位，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把他们连接在一个“共同体”中，维护着“共同”的利益。然而，这里的平等权利和共同利益却完全是形式的、虚假的，而市民社会中的实际的不平等才是真实的。这说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失落了，被异化了，它从市民社会，即人们的实际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中被异化了，变成了一种徒具形式的、虚假的、镜花水月式的东西。这说明，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人类“应有”的真正的“类生活”幻化为一种虚假的类生活。这种情况，马克思按照费尔巴哈的批判思路把它称作“政治异化”，并把政治异化和宗教异化作了类比，指出现代国家中的公民就像基督徒一样，过着两重生活：在世俗生活中，他们不是工人就是资产者；而在天国生活中，他们却只有平等而不再有不平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手稿，至此他批判的矛头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继续运用异化范畴，得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的概念。在批判政治异化时，马克思着意指出的是政治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平等与联合是虚假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并没有真正消除市民社会和实际生活中的财产差别与不平等，反而使等级差别发展为阶级对立。因此，要实现人类真正的平等和联合，就必须从政治革命推进到社会革命，把政治解放扩大为人类解放，这就必须扬弃经济异化，消灭阶级对立，而经济异化的核心在于“劳动异化”。在阐述劳动异化时，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他接受了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并且和黑格尔一样，把这个观点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面，认为以往的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的过程，而劳动的异化及其扬弃正是为揭开“真正人类历史”的序幕而进行准备的“前史”。这样，他就把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归结为“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

和批判政治异化时的情形一样，马克思仍然把人的类本质、类存在作为审视现实经济关系的出发点，他批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因为这种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不是人的类本质的自我确证（肯定），而是它的自我否定（异化）。对工人来说，劳动不仅使他丧失了自己的产品（产品异化），而且丧失了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尊严和自由（活动异化）。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扬弃异化劳动，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的类本质得以复归，变异化劳动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这时，劳动不再是满足肉体需要的即谋生的劳动，也不是听命于资本家意志的被迫和强制的劳动，而是为全人类利益服务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智慧、才能和天赋的自由发挥。马克思认为，一旦摆脱了自身的（谋生）和外在的（赢利）狭隘利益的束缚，展现在人的劳动面前的将是一个自由而广阔的创造空间，这时人不仅按照对象本身的尺度去创造，而且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去创造，不但根据自然的规律去创造，而且根据美的规律去创造。

在阐述异化劳动理论时，马克思指出不仅工人被异化了，资产者也被异化了。不过工人的异化表现在活动（劳动）中，而资产者的异化则表现为一种状态。因为资本家作为一个脱离劳动的阶级也同样受到私有财产的盲目法则的支配，受到金钱和贪欲的奴役，因而也是失落了人性，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工人和资本家都是被异化了的人。由此可见，无论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还是马克思的政治异化和劳动异化理论，在哲学方法论上是基本一致的，三者都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所不同的只是把这种本质设定为人类固有的宗教情结，以及平等、联合的类生活或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劳动）。总之，在马克思接过费尔巴哈的批判思路而展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分析的最初阶段，他所阐发的依然是一种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获得清算以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一直延续到《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看法已不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抽象和理想化，而是更关切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和现实处境。他指出，无产阶级被剥夺了最必需的生活资料，成为失去自己的人的本质的非现实的人。他说：“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拥有。”[3]马克思把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和依赖说成是人的“实物本质”，而把工人对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丧失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认为，丧失了自己的对象即丧失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内容的人成了非现实的抽象的人，只有重新争得实物、实现了人的本质的人，才是现实的人。虽然在《神圣家族》中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马克思的理论表述，但在这里，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的视角已经取代理想的伦理关系的视角而成为批判的主导原则。

Ⅲ

在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第二个阶段中，他的哲学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历史唯物主义开始被创立起来了。代表马克思这个思想发展阶段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继续使用异化概念，但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此时，马克思的批判锋芒仍然是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论证主题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确立，他的批判思路和论证方法已经完全摆脱了抽象的主体异化理论的逻辑框架，清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残余。和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不同，马克思不再从一种被设定的人的先验本质出发来谈论异化，把异化说成是一种抽象主体的自我背离、自我丧失、自我否定，而异化的扬弃则意味着这种抽象主体的自我复归、重新获得和自我实现。在异化逻辑中，扮演着历史运动的抽象主体的，不论它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还是施蒂纳的“唯一者”，都不过是旧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设定。用马克思后来的说法，从这种主体出发无非是从词句出发，而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贯彻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去的唯物主义，却必须冲破任何旧本体论的逻辑范式，它不再从任何假定的前提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这个现实的前提是任何不带哲学偏见的人都能经验地把握到的。这就是任何社会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由于生产从来都是社会地进行的，即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因此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异化，必然表现为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演变为和这些个人相对立乃至相对抗的关系。这种情形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尤为突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本质特征是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和竞争的无节制，一切听命于盲目的市场法则的支配。由于生产关系不受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调节，因此调节经济运作的市场法则就像命运之神一样支配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仅因受雇于个别资本家而直接遭受剥削，而且因整个经济（世界市场）的起伏震荡和不可捉摸而陷于孤立无援的奴役状态。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概念虽仍然被使用，但异化的主体已不再是任何先验地设定的抽象主体，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个人。怎么扬弃这种异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使生产者联合起来，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从而消除私有者之间的利益对立和生产者之间的盲目竞争，消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奴役，最终扬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总和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异己性。总之，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完全是以对人类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为基础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我们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是一部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其突出的标志就在于它不再用异化来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来说明异化，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之扬弃，而是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异化反映的是力图把生产力的发展置于自己的自觉调节之下的人与现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对抗。造成这种对抗并使之不断尖锐化的原因，既不应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应归结于工具理性的统治，而只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寻求理解。这就必须求助于对历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马克思彻底解开异化之谜是在他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之后，这时他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以及工资、利润、地租等等理论都已经趋于成熟，从而对异化如何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获得最尖锐的表现作出了最科学、最精湛的分析，这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最清晰的表述。在论及货币（交换价值）的一章中，马克思说过：“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4]至此，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活动的社会性、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参与生产的社会关系，一旦在货币（交换价值）的形式上被物化、被固定化了，它就不再受生产者自身的调节，而成为与他相对立的异己的社会力量。由于这种社会力量不为个人的意志和知识所支配，反而成为支配人的意志的类似自然力的盲目法则，于是人们便习惯于顺应这种法则像顺应自然规律那样。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深刻揭示，意在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因为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形式和经济规律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加以颂扬。在他们看来，“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相互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5]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它们是个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是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6]可以认为，上述文字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异化问题所作的最权威、最经典的表述。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又是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必然要超越的现象。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异化既不属于人类生存的一般条件的生存论问题，也不能归结为由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引发的文化冲突，它深刻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异化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思想界集中谈论的中心课题，只是表明，人类个性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已经同现行的资产阶级生产制度、同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发联系不再相容，就是说，一个推倒资产阶级私有制，彻底终结以自发势力和外在强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社会变革条件已经趋于成熟。尽管这种变革正在受到旧社会势力的殊死抵抗，但它的最终胜利是不顾一切庸人们的嘲笑怒骂而终于要到来的。

注释

[1]本文节选自《孙伯鍨哲学文存·第一卷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2]本文是孙伯鍨为李庆钧博士《“异化”范畴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一书所作的序言。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3][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108，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