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江苏常州，淹城春秋乐园演绎春秋时期的“皇室婚礼”。（视觉中国 / 图）

2023年1月的一则网络匿名帖中，男方自称是上海“土著”中产，遭遇了女方提出1888万元的结婚彩礼要求，并最终因此分手。虽然最终发帖人道歉表明事件为杜撰，但它真实冲击了公众对于高价彩礼的情绪槽点。

2014年，杭州某历史街区举办的传统婚礼。配图与上文事件无关。 （视觉中国/图）

2月13日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明确整治“天价彩礼”。“天价彩礼”四个字首次出现在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被写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章节。此后，2021年、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接连点名农村彩礼问题。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订婚时，男方都要送女方彩礼，这一婚俗出现于从夫居时代。彩礼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聘礼，最早在西周的“六礼”中被规定为正式的婚姻礼仪。据《礼记》记载，“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随着时代发展，彩礼逐渐成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物质交换的代名词，呈现出重利轻礼的倾向。

彩礼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图为2013年山西永济，20对新人在《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根据汉代礼仪举办的婚礼现场。 （视觉中国 / 图）

1980年代以前的实物彩礼时期，男方给女方买几身行头，到女方家送礼，花费通常不过百元。随后，彩礼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货币开始成为彩礼的支付形式。

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彩礼减去嫁妆费用的“净彩礼支出”在1984-1999年间增长了30.32%，而在1999-2013年增长了471.57%，后者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3.26%，远远超出同期GDP增速。2000年以来，彩礼暴涨，甚至一年一变，被农民形容为“媳妇是买来的”。

靳小怡是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从2008年开始持续关注彩礼问题，她发现天价彩礼是男性人口过剩和男性婚姻挤压的直接后果，同时，城镇化、市场经济与现代观念的冲击，也造成彩礼攀比之风盛行。

靳小怡。 （受访者供图 / 图）

在2023年1月发表的论文《透视“天价彩礼”：现状、成因与治理》中，靳小怡指出天价彩礼对于社会的多重负面影响，如婚姻缔结被过度物化、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风险上升、农村女性成婚权益受到侵害、大量农村男性成婚难甚至永久失婚等。

2023年2月14日，四川普格县16岁少女“逃婚”并报警，在此之前，男方将26万元彩礼交付女方家，两人“订婚”。这段无效婚约最终解除，女孩计划去上职校。

高价彩礼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靳小怡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高价彩礼是进一步刺激骗婚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现象出现的非常重要的诱因”。一部分农村未婚男性，攒了钱以后，会找到中间人，从更落后的地方“买”一个媳妇，这些女孩有的甚至尚未完成义务教育。

2008年，靳小怡在安徽省某县调研一户跨省婚姻家庭。一进家门，她发现夫妻俩年龄相差悬殊，妻子非常年轻，“还以为是个高中生呢”，丈夫则看上去四五十岁了。靳小怡在采访时发现，公公婆婆把儿媳看得很紧，很少给她出门的机会。如今靳小怡高度怀疑这户人家存在拐卖妇女的可能。这样的跨省婚姻并不少见，其中暗藏风险。根据社会学研究，夫妻婚龄差越大，夫妻关系越不平等，优势方很容易对弱小的一方实施暴力。

从走访调研得到的数据里，靳小怡看见，索要高额彩礼的婚姻，离婚率和发生婚姻暴力的概率都比其他婚姻要高，“并不幸福，因为索要了高额彩礼，婚姻缔结的基础就不是感情，是金钱的交易”。

“彩礼存在合理性的原因是父系家族制度导致的婚恋模式，错在于它超出了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已经变成物化女性的工具。”靳小怡说。

南方周末：你对陕西或者具体到西安的彩礼现象有怎样的观察？

靳小怡：就西安市的情况来说，在2010年之前，基本上结婚女方不太会索要彩礼，或者说彩礼这个现象不是那么普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仪式性的、象征性的行为。差不多也就是2010年之后，彩礼越来越成为结婚的一个必要条件，特别对普通的市民来说是这样。我周围接触的一些社会关系都是高知群体，彩礼倒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毕竟本身就认为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两人的关系，而不是说非要走彩礼的渠道才能打开婚姻这扇大门。所以对西安市来说，它既有时代的变化，也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不同，导致行为上有一些差别。

西安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婚姻的支付也是有差别的，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彩礼和嫁妆都不是必需的，双方父母还会倒贴给孩子很多结婚的礼物或者投入，比如婚房、现金的资助都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结婚的双方不是独生子女，按照西安的结婚习俗，就要双方去谈彩礼要多少，在结婚这一刻，父母家庭的财富在不同子女之间就要做分割了，所以才会去谈彩礼、嫁妆的问题。

南方周末：人们平时的感受是彩礼在乡村地区谈得更多，在城镇里面总体呈现比较淡化的趋势，这样的现象由哪些原因导致？

靳小怡：基于我们前面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会得出这样一个发现：彩礼的占比在西部农村地区是远高于东部的。东部的婚姻支付重在婚房，而对于西部农村来说，主要花在彩礼上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主要还是跟女性的婚姻迁移（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在西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可婚配的女性资源是很稀缺的。男性要结婚，首先要找到可以婚配的异性，这个时候彩礼就像敲门砖和入场券一样，出价高的人才能有竞争的机会，房子反倒是不那么重要了。可能对于西部的农村来说，在村里头盖一个房也不会花费太多，反倒是你能出得起彩礼是结婚的第一步，是前提条件。

彩礼在城镇不那么重要，跟两个因素有关。宏观方面的因素还是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人们更多受到现代婚恋观念的影响。传统婚恋观是家族式的，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制度化的，结婚是一个家族的选择。而现代婚恋观是去制度化的，结婚与不结婚完全是个人的选择，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在城市里，这种去制度化的、现代式的婚恋观占主流，所以婚姻的行为和策略选择，更多是从自身出发的。

微观方面的因素就是，城市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总体来说是高于农村的，而且高得比较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占比会很高。这样一些群体，在他们结婚时，女方的要价可能更多的是从文凭、职业声望考虑，不会在结婚前过于计较彩礼是高还是低，因为她本身的学历和职业保证了她未来在经济方面不会太差。我们通过分析调研数据也能发现，教育程度和彩礼之间有很强的替代性，如果男性的职业声望和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女方可以不要彩礼，甚至倒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因素。

2011年，近400对新人在清华大学举办集体婚礼，他们都是该校教职工或校友。 （视觉中国 / 图）

南方周末：从改革开放前到20世纪末再到21世纪以来，彩礼经历过怎样的变迁？比如内容和功能上的转变。

靳小怡：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没有彩礼的，那个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认为应该勤俭持家，在婚姻上也一样。像我的父辈，他们是1940年代生人，那个时候成婚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只是双方的家里人简单地吃一顿饭，甚至都不用吃饭，抓一点喜糖就可以了。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对于结婚的重视程度，还有相应的金钱投入开始慢慢上升。从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1980年到1999年是一个缓慢上升的态势；到2000年以后，上升的速度加快了；到2010年以后是继续加速上涨的态势。彩礼也从过去象征的、礼仪性的性质，慢慢演变成以实物，特别是现金形式表现出来的巨大的财物转移。

彩礼金额的上涨，其实跟中国家庭形态以及分家模式的转变都有很大关系。经济发展了，城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的乡土文化也在改变。过去农村女方嫁到男方家，一般要过上几年再分家。但是今天，由于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小夫妻独立意识特别强，结婚的那一刻起就分家了，所以彩礼和婚房对于结婚来说那么重要，因为小夫妻分家的时间被提前了。

彩礼和婚房，或者整个的婚姻花费在近几年快速上涨，也与老年人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权威在不断地消减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城乡人口流动的关系，年轻一代更加能够掌握经济的自主权，结婚时，可能年轻人的话语权会更强，老年人有非常强的父辈责任，又愿意投入，这综合的作用就导致了彩礼的暴涨。

南方周末：你谈到父辈责任感与彩礼金额高度相关，如何理解父辈责任感？

靳小怡：父辈责任感具体指的是，在父系家族制度下，父母对子女成婚是有义务的。父母认为帮助子女成婚，延续家族的姓氏，有一个后代才能跟祖宗有交代，所以子女的成婚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的事，因此父母有意愿投入，特别是彩礼上。这一点也就加大刺激了彩礼偏高的问题。

乡村当中执行父系家族制度。费孝通先生提到了一个单系偏重的问题，所谓的单系主要是父系。父系偏重又体现在三个点上：一个是父系，家族的姓氏是要跟着父姓的，这叫父系。第二个要素叫父权，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是由男性做出的。第三个是从夫居，从夫居对应着嫁娶的婚姻模式，嫁娶婚姻模式是和父系家族制度相匹配的婚姻模式。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采取的是嫁娶的婚姻模式。

彩礼问题为什么会和父系、父权、从夫居有关系呢？这个是从老百姓，特别是传统乡土社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发展需求的角度提出的。因为家族要延续，必须娶媳妇。从父权的角度来看，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当中处于从属地位。另外一方面，从夫居就意味着从结婚那一刻起，女性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劳动力，也从结婚那一刻起交割给了男方，因为她要离开娘家，嫁往婆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彩礼有它存续的合理性，是男方家庭对于女方家庭养育女儿的一种答谢。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确的利益交换，比如你养育女儿到底花了多少钱，我通过彩礼来补偿给你，不是这种绝对金额式的。在中国传统的婚姻理念当中，它只是象征性的。

南方周末：刚才提到了一些天价彩礼出现的原因，能否系统地谈谈这个问题？

靳小怡：还是从两方面谈吧，一个是宏观方面的环境，一个是微观的因素。宏观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经济发展带来市场化、消费主义，使得人们更加重视物质生活的质量，喜欢去炫富、攀比。另外一方面，物价上升很快，直接导致彩礼金额近几年快速上涨。这是第一个宏观因素。

第二个宏观因素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得往前找，中国男比女多的性别失衡，1980年之后出生性别比不断地随年快速上升，这是性别选择性流产所导致的。2014、2015年出生性别比达到了130，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婴，会多出生30个男婴，这就导致了学者预测的3000万-5000万剩余男性人口。

剩余男性人口，从1980年开始越来越严重，2010年到了顶峰。现在00后已经开始进入婚姻年龄了，男性的婚姻挤压在未来可见的三十到五十年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在这些年份当中累计多出生的男性人口逐渐进入了婚姻市场。

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女性婚姻迁移，进一步加重了地区的性别失衡问题，所以中西部落后的农村地区承受了更多的彩礼压力。彩礼的英文叫bride price，新娘价格。在婚姻市场上，如果女性人口稀缺的话，当然是物以稀为贵，女方要价的资本提升。近几年，人口因素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不得不接受较高的女方要价，就是彩礼。

第三个宏观因素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父系家族制度。父系家族制度带来父辈的责任，还导致乡土社会比较注重婚姻习俗的实践。村里头的大事，除了搬迁就是婚丧嫁娶。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里，人们相互炫富和攀比的心态比城市要浓烈得多，这逼迫着婚姻当事人不得不去出高额的彩礼，甚至对于女方来说，仿佛不要高彩礼就对不起女儿一样。

再谈微观因素，也就是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解读为什么有彩礼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镇化。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大量到城市打工，他们的婚恋观已经被消费主义影响了，非常重视自己物质生活的提升，也通过打工积累了比较多的收入，所以也有能力去支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为保证自己婚后的物质生活，愿意投入。同时父母有父辈的责任，在子女结婚那一刻，他们相当于提前做了家庭财富的分割。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投入越高，越有利于子女在比较年轻的岁数上顺利成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另外要强调的就是教育的影响。对于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彩礼越低，甚至可以不要。但是在农村人口当中，如果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话，反而可以支付更多的彩礼，他愿意支付。农村人口面临的婚姻选择的机会跟城市群体还是不一样的，前者选择的空间更加狭窄。

南方周末：你认为其中有没有一种决定性或者根本性的因素？

靳小怡：我觉得最根源的因素就是父系家族制度。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说，要治理天价彩礼，说到根上还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在家从父，嫁夫从夫，夫死从子”这种传统的男高女低、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是植根于父系家族制度的。要改变天价彩礼问题，还是要从传统观念的转变以及父系家族制度的淡化考量。

当然这种传统习俗的存在也跟地方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系，比如在一个农村地区，女性在生产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话，也就在婚恋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如果要根源性地解决天价彩礼问题，一个是转变观念，第二就是提高女性在生产生活、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形式和观念更现代的婚礼。图为2011年武汉，20对新人在汉口江滩公园集体举办低碳自助婚宴。 （视觉中国 / 图）

这个中间可能有一个弯——彩礼高了，女性地位不就高了？不能这么理解。女性地位高不是体现在彩礼上，彩礼其实是把女性进一步物化了，把女性当作工具了。

南方周末：近期，不少地方发力整治天价彩礼，江西吉安召开未婚女青年座谈会，集体签署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江苏沭阳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举措？

靳小怡：现在对于彩礼的治理，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彩礼的治理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应该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天价彩礼的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所以在治理的时候，也应该对应着那些诱因，对症下药，从制度政策、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的保护、社区干预等多方面制定规划。

根据目前各地执行的举措，大多数仍旧是面向女性，特别是适婚女性或者丈母娘展开。不能仅仅只从这样的群体入手，也应该更多地关注男性的观念，同时要注意保护老年人和女性的权益。

在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它是一个家族性的行为，仅仅关注年轻女性是不够的，更多地要去影响一些在村落里有话语权的族长或村干部，或者是大家都比较尊重的长辈。他们的观念转变了，才能真正带动这个地区婚俗的改变。特别是老年人的观念是比较难以转变的，老年人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生活的品质，过度的父辈责任其实助长了我们经常谈到的啃老问题。

南方周末：是的，彩礼可能会成为一种代际剥削。除了倡议活动，有些地方直接限制了彩礼数额。在你看来，政府统一彩礼标准，有何利弊？或者说，应该注意什么？

靳小怡：彩礼这个问题完全是个人家庭的选择，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我觉得应该更加有智慧一些，把这个政策设定得更加有弹性，在制定具体金额的时候，应该走访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制定出更加细化的、有可行性的标准。

中央出台相关的文件，比如说刚刚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一个指导性的意见。中国地区和城乡差异这么大，哪怕是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再到下面不同的村落，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就给乡村基层工作人员很大的挑战。还是应该“一村一品”，根据自己村里的情况，制定更加有弹性的金额。

南方周末：除了倡导与限制，你认为还能从哪些方面入手治理天价彩礼现象？

靳小怡：首先我觉得还是以宣传倡导为主，试着从观念上改变某些地区攀比、炫富的不良风气，强调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要到了很高的彩礼，物质上是一种保证，但不能保证感情生活的质量。要决定婚姻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幸福，感情还是最基础的事情，这点上一定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比如给一些典型的案例，甚至做一些社区的干预。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让老一代树立观念：未来老了更多的是依靠自己养老，不要把过多的家庭财富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在农村家庭里，老年人的话语权很低，再不把有限的存款留给自己，将来完全依靠儿子养老，可能儿子也力不从心，现在国家又放开生二孩、三孩，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很大，这个时候老年人的观念转变也很重要。

对于农村男性，更要让他们树立一种真正应该有的婚恋观：自己的家业自己创，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父母。

再就是对于一些马上要结婚的群体、住房有困难的新婚人群，能够出台政策，切实地减轻他们购房的压力，比如低息贷款向他们倾斜。现在国家正在出台生育友好型政策，生育二孩、三孩有一些住房上的补贴。在婚姻节点上，也应该给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有一个通盘的考量。

还有就是，公安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拐卖妇女儿童和侵害女性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为女性营造更加安全的公共环境。

最后，对于女性而言，应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索要高价彩礼上。婚姻幸不幸福，首先是基于感情。再一个就是自立自强，如果每个女性都能够自立自强，女性地位才可能有提升。女性要有觉醒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