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4日下午,程宏在微信“近现代留美学史讨论群”中发布一条讣告称:
长城战略咨询创始人、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先生于2022年12月14日6时57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6岁。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我震惊悲伤。我早已计划疫情结束后到北京,拜访王德禄和程宏等,讨论对李佩先生(1917-2017)和“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者”的研究。呜呼哀哉,痛定思痛,四天后,12月18日,我在留言中写道:“一艘在汪洋里航行的大船,失去了船长!”
2015年,我作为《知识分子》专栏作者,开始研究李佩的百年人生,也因此关注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者群体,结识王德禄。他组织领导出版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是我书桌上最好的参考资料,为我研究李佩1956年回国之前的经历提供了新线索和新视角。
在怀念和感激中,我回忆起自己和王德禄相识的经历、他共同创建并领导实施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者访谈项目”,我写下这些故事以志纪念,也鼓励自己继续前行。
“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启动
我结识王德禄和程宏,缘于2013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一书,两人是这本口述历史书的主要作者,书中的内容则是王德禄和合作者杜开昔1988-1990年对31位归国留美学者的访谈,共27篇采访文章。
当我2015年开始研究98岁的李佩时,她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离休教授、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先生的夫人;自从1956年10月,她和郭永怀带着5岁的女儿从美国回到祖国后,就在北京中关村13号楼住了一辈子。
在资料的搜集、采访和研究中,李佩的老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谈庆明先生,建议我看一本书——《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并向我引荐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家姚蜀平女士。在和姚老师的电话交谈中,我们提起了这本书,她对我说:“王丹红,你到北京时应该采访这本书的两位重要作者王德禄和程宏,王德禄是198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时的同事。”
一年后,我终于在北京与王德禄和程宏会面。2017年1月12日,李佩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4月5日上午,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办的“郭永怀李佩合葬仪式”,下午,我即到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拜访王德禄和程宏。尽管是初次会面,我们仿佛是殊途同归的朋友,一见如故。王德禄告诉我:1988年,李佩不仅启发他和杜开昔启动“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 (说明:1988年启动的是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2010年编辑书稿时,限定为“归国留美“学者,以下同),而且为他们的采访穿针引线搭桥铺路,他们才可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密集采访了以北京中关村为核心的50多位归国学者。
那一天,那一刻,我再次惊诧,突然意识到:李佩1950年代在美国不仅直接参与了动员留美高级科学家回国的工作,而且在回国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她一直关注这批学者的命运!因缘际会中,她1988年启发了王德禄和合作者启动对他们的访谈。
我也明白:对李佩参与”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的意义,王德禄和我理解是不一样的。1980年代,李佩是郭永怀的遗孀,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热心公益,在中关村老一辈归国学人中的口碑极好,她帮忙促进了这个项目。
但对我来说,早在一年前的2016年3月,李佩的弟弟、 88岁的李佩璋先生已告诉我:李佩1949年夏天曾回国,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开国大典,1950年由专人护送回美国,受命动员高级科学家回国。我向李佩求证并经过详细考证,写成系列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一):她和钱学森回国有什么关系?》、《李佩的“特殊使命”(二):冯·卡门的中国弟子》、《李佩的“特殊使命”(三):归来的共和国科学奠基者》
2017年1月12日,李佩在北京去世;4月1日-4日,我的系列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在《知识分子》上发表;4月5日,在力学所举行的“郭永怀李佩合葬仪式“上,李佩璋代表亲属发言,第一次公开讲述了李佩在1950年代受命赴美动员科学家回国一事,这是李佩的亲人告诉世界的一个真相,令在场的李佩的老朋友和同事们震惊不已,激起千层浪。
2017.4.5,郭永怀李佩合葬仪式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行,李佩弟弟李佩璋先生致词,第一次公开讲述了李佩在1950年代受命赴美动员高级科学家回国的事实。摄影:王丹红
当天下午谈话中,王德禄给我看了一份未发表的资料:1988年10月26日,李佩、王德禄和杜开昔对“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院士的采访。
翻看这份未发表的资料,我脑海里出现两个问题:对彭桓武的采访为什么没有收录入《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者》书中?当年71岁的李佩怎么会参与对彭桓武的采访?
王德禄说:《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源于1988年在北京启动的“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两年的时间里采访了近50人,但在2010年在整理录音和编辑书稿时,将出版范围限定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所以,很遗憾没有收录彭桓武等留学欧洲的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学者。
更为重要的是,王德禄告诉我:1988年,是李佩启发了他和杜开昔做“1950年代留学归国学者访谈项目“,对彭桓武的采访是李佩联系的,她也参加了采访。
进一步的问题是:李佩怎么会启发他们做1950年代归国学者研究?
王德禄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7年底考入华东石油学院基础部物理师资班,他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奥本海默传记》,论文写作之际,他的指导老师戈革先生写信将他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
1984年,28岁的王德禄在河北涿州石油部物控局电视大学任物理教师,业余时间的兴趣是研究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现代科学史,并深入到原子弹历史的研究中,时常到北京中关村读书和拜访老师,这年11月,经许良英介绍,他参加了在厦门召开的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自己第一篇学术会议论文《美国原子弹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
图片提供:程宏
在这次会议上,王德禄遇见了樊洪业和姚蜀平等科学史学者。回到北京后两个月,经樊洪业向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推荐,王德禄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成为政策所主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编辑,负责“科学家传记”和“科学社会学”栏目,这是他事业的转折点。
1986年11月15-19日,王德禄组织并参加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广州召开的第二届科学社会史学讨论会。会上,他结识了在华工作的美国学者杜开昔(Kathy Dugan)。
杜开昔1980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当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英语客座教师,她希望在北京工作之余,能对中西科技文化交流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从广州回北京后不久,杜开昔提议和王德禄合作,研究1950年代留学归国学者群体。两人一拍结合。
二十多年后,王德禄在2011年7月的文章中写道,1988年,李佩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英语系教授、杜开昔的同事。杜开昔对1950年代归国学者题目产生兴趣,主要是受到李佩的影响,而且得到了李佩的具体帮助。
”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结合了王德禄和杜开昔的研究兴趣。王德禄偏爱于提出”科学与政治“问题,杜开昔则对中西文化差异和女性科学家问题更为关注,在这个项目的执行中,他们将问题按历史时序集中在三个时段:一是出国前的个人情况;二是出国和归国的方式和经历;三是归国后的工作和政治遭遇。
为了采访工作,王德禄和杜开昔申请到美国开放基金会资助,购买了录音机和照相机。他们的采访从1988年10月开始,至1990年10月结束,共采访了46位学者,其中40位是归国科学家,3位是未曾留学的科学家,3位中国科学史专家。二人的工作得到了科学史专家樊洪业很多具体的支持和指导。
两年间采访近50位学者,研究一度停滞20年
从1988年10月开始到1990年11月,”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持续了两年,采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王德禄和杜开昔在1988.10-12月共同完成的20多位学者采访,第二部分是杜开昔1989年初离开中国后,1989.3.1-1990.11.20,王德禄独自继续采访的20多位学者。
1989年初,杜开昔回到美国。美国汉普希尔学院1989年春季课程指南补充(Course guide supplement ——HAMPSHIRE COLLEGE, SPRING'89)新教师“一栏,这样介绍杜开昔:
自然科学学院:
凯萨琳·杜开昔,科学史副教授、福特基金比较科学传统项目主任,曾在哈佛大学和堪萨斯大学受教育并获得科学史博士学位。她曾在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新几内亚巴布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她的主要兴趣在科学知识和研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内涵。她目前的研究聚焦于现代中国科学史。
由此可以看出,杜开昔的北京研究经历对她回美国后事业的影响。
两年间高密度采访了近50位以北京中关村为核心的高级学者,工作量巨大,殊为不易。王德禄在2011年7月的文章中写道:
1950年归国的科学家当时大部分都在世,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恢复和提高当中。如何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高密度的访问呢?
有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李佩先生的支持。李佩早年曾投身国际妇运和工运,后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郭永怀先生结婚,并与留美学人有广泛的交往。1956年归国后,她先是倾力于中关村初创时期的公益事业建设,后来投身于中国科技大学的英语教学和组织工作。她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负责组织英语教学,和杜开昔较熟。李佩先生的传奇性经历、对公益事务的热心和真诚,使她成为老一辈归国学人中口碑极好的热心人物。
这段采访经历对王德禄影响至深,但研究课题在1990年后停滞了。1993年8月,王德禄创办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下海前,他将全部105盒录音带做了仔细登记,装在一个四抽屉卡片盒里,交给樊洪业,请他全权处理。樊洪业当时正在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史征集和研究。
二十年弹指挥间,王德禄忙于自己的新事业,这段往事已经陌生。
”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在二十年后复活,应归功于科学史家王作跃、范岱年、樊洪业和王德禄。
有缘人千里来相会。2010年初,华裔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普莫娜分校王作跃教授到北京访学,84岁的导师范岱年告诉他:1980年代末,王德禄和杜开昔合作开启过一个”1950年代归国学者访谈项目“。
范岱年是中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他1926年出生,1948年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入该系研究生,1952年9月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先后任职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以及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等。1980年代中期,他认识了在科学院工作的王德禄和杜开昔,也知道两人合作开展一个归国科学家访谈项目。
王作跃1985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科学思想史硕士学位,导师包括许良英和范岱年,他1986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留学,1994年获科学史博士学位。2010年,作为加州州立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他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中国留美科学家与中美科技交流历史。
1985年,当王作跃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时,王德禄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作编辑,1986年的一天,两人曾在许良英家有过一面之缘。二十五年后,缘于对留美中国学者的关注,王作跃在北京找到了王德禄。
2010年初,王作跃在北京见到导师范岱年,提起自己正在申请有关留美华裔科学家研究的课题,范岱年向他提到了王德禄和杜开昔曾采访过一批留学归国的科学家。王作跃通过范岱年转告王德禄,想看一看这些材料。
这已是整整二十年前的往事了!王德禄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与樊洪业联系,看看这些材料是否还在?两天后,樊洪业打电话告诉他:已经查到,全部完好无损!并将它们完璧归赵。
”捧着自己当年的这些宝贝,着实激动了一番,同时心中也顿然起了‘弃题’重拾的冲动:把它整理出来,公之于世!“王德禄写道,”我之所以想‘弃题’重拾是因为2007年我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我尽量不参加研究所的日常运作,只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
当时樊洪业正在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他鼓励王德禄将这些资料整理形成一本书,纳入到这套丛书中。
艰苦卓绝,玉汝于成
王德禄决定重启”1950年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项目,他在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一方面将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编辑成书稿,另一方面集中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寻找个人经历在大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定位。
然而,将105盘磁带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并加以核实,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想象。在这项工作中,王德禄最得力的助手是长城咨询的员工程宏和高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付出了艰苦卓越的努力,在2011年4月将录音资料整理成书稿。
研究中,王作跃为王德禄提供一个重要线索:1950年6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1950年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中国学生、学者救济,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从1948年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
这为理解1950年代留美学者在美国的具体情况提供了一个平衡视角,补充了国内研究所缺失的历史现实。王德禄在组织整理录音资料的同时,也深入研究了1950年代中美两国在留学生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等时代背景。
这一批留学主要源自中国抗战后期开始的留美高潮,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向日本宣战,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和美国成为同盟国;1943年,国民政府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事日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他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教育部于1943年举行了第一次自费留学生考试,1944年春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等,形成留学高潮,时值中国共党考虑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或资助一批地下党员,通过政府考试赴美留学。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留美高潮戛然而止,此时在美国的留学生或学者人数约6200人,新中国开始积极动员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的留学生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回国工作安排等,并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以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和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以及中美国大使级日内瓦会谈为界,留美学者形成了两次归国高潮,约1200人回国。
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系列文件中,有一份《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写道:“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五十多年后,2013年,樊洪业以“楚材晋用”来形容这一代人的命运。王德禄同意此观点: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大部分是民国政府考核并资助出国,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明确动员留学生回国,并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作为师长,樊洪业和范岱年为王德禄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鼓励、指导和帮助。樊洪业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口述历史的方法论,帮助他们处理研究中的一些难点、考证相关史实;范岱年不仅帮助王德禄和王作跃建立联系,还审阅了书稿的第一稿和第五稿,并在2011年11月6日为《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作序,他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并赞扬整理者的工作:“整理者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背景资料,为数百位留美科学家做了注释和简介,积累了整理口述史的宝贵经验。”
王德禄和王作跃在研究上相辅相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2013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6月26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举行,王作跃在发言中感谢这本书的问世为学者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同时介绍了自己的最新研究,他说:我现在申请的研究项目是研究留美科学家,指的是留学美国回到大陆的,同时我也在研究留在美国的大概四千人,我认为这两批科学家可以对照着研究,可以说是对中国和美国近代科技史非常重要的案例。所以,我就去美国科学基金会申请了项目,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研究,第一次就通过了,他们原来告诉我在美国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很少第一次就能通过,总是修改几次,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对中国和美国科技史研究都非常重要。
二十年后再访李佩
在19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中,钱学森最为著名,其回国事件上升至1954—1955年瑞士日内瓦会议和中美两国政府间大使级谈判。19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在评价日内瓦会议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议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钱学森回国后,领导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李佩晚年也非常重视钱学森思想研究。但在王德禄等的《1950年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以及华裔美籍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出版的钱学森传——《蚕丝》中,均没有对钱学森的采访内容。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应该是,钱学森的一生,为美国和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核心贡献,他的档案材料在美国和中国都属于高度机密。另一方面,早在1950年加州理工学院时,钱学森就曾说过:”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回国后,他明确表态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写传记,也不接受此类采访。
2011年4月30日,《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初稿出来后,在范岱年的联系和带领下,王德禄和程宏带着书稿到中关村李佩家拜访,感谢她当年为启动课题提供的帮助。
谈话中,李佩谈起了张纯如和叶永烈所写钱学森传记,以及她在1993年6月没有接受张纯如采访请求的原因:”张纯如后来到北京了,不过没有找我。我恰好出差。她找了罗沛霖、郑哲敏等,但他们怎么回答的,我就不知道了。“
左:张纯如著钱学森传, BasicBooks 1995年出版;右:叶永烈著《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但是,这和李佩2000年给我谈的理由不一样。
当时她说:“张纯如写钱学森传时还是个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20多岁,没有科学和工程学背景,也没有出过书,她是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曾在约翰·霍普金期大学一个写作班学习,她1991年开始写钱学森传时,到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找过钱学森的老同事法兰克·马勃(Frank E.Marble),但马勃没有接受她的采访,马勃不相信她能真正理解钱学森的工作,也怀疑她的写作动机,后来知道她要来北京采访,马勃还专门告诫我们不要接受,张纯如到北京后真的联系上我和力学所的几位老朋友,但我们约好不接受她的采访。”
经姚蜀平介绍 ,张纯如1993年6月曾到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拜访过王德禄。2017年5月30日,在美国波斯顿举行的“近代中国留学史研讨会”上,王德禄说:“1993年6月,我在北京见到张纯如时,她还是很漂亮的小姑娘,我怎么都没想到她后来会写出那么好一本书。她的钱学森传记的出版,在中国科学史界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姑娘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中国搞科学史的人这么多,怎么就写不出这样一本书呢?”
2011年4月30日的会面中,范岱年问李佩,是否看过叶永烈最近出版的《钱学森》?李佩说看过,但她认为叶永烈对钱学森的很多看法是错误的,也曾请叶永烈到家里来谈过,指出哪些看法或事实是错误的。
叶永烈是应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邀请写钱学森传,该书2010年12月11日在钱学森99岁诞辰之际,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佩对张纯如和叶永列所写钱学森传的评价,说明她对钱学森及1950年代留美归国学者的情况,有比新闻报道、档案和亲历者们更为深刻的了解。
2017.6.2 王德禄(右一)、姚蜀平(右三)等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郑洪教授(左二) 摄影:程宏
有统计显示,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学者约1600人,2013年4月出版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采访收录总人数为31人(其中有3对夫妻),占总人数的2.5%,是冰山之一角,重构这段历史,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2013年后,王德禄带领团队继续挖掘和研究,在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组成”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生学者史料采集小组“。他像一位老船长,指挥着他1988年创建的“1950年代归国学者研究”大船,在茫茫史海中继续探寻,一程又一程。
程宏和高颖仍然是骨干力量,面对绝大多数1950年代归国的科学家已经离世的现实,在樊洪业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借助于现代网络通讯新技术,从中国到美国,寻找并采访归国学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到博物馆图书馆和当事人单位查档案,采集到1949-1965年间归国的留学美国和加拿大的1560人的基本资料,于2019年3月写出《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者人名录》初稿。
程宏说:”要完善和准确编辑《人名录》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收集全部人员的完整、准确的信息几乎是奢望。我们即将出版公开这些尚不完整的《人名录》,就是期望能唤起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引发人们对1950年代回国留美学者命运的关注,我们抛砖引玉,希望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和信息线索。“
然而,正当研究全力进行时,2022年12月14日晨,66岁的王德禄猝然离世,”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悲伤之际,同行们问的一个问题是:1950年代归国学者的研究是否还要继续?
2023年2月15日,《知识分子》执行秘书长李晓明和我专程到北京长城企业咨询研究所哀悼王德禄先生,并拜访新任所长刘志光、总经理武文生和程宏、高颖等。我们认为:对王德禄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这份未尽的事业。
至少,我会坚持前行!对我而言,王德禄先生成为史海研究中的一座灯塔,温暖明亮。
1. 王德禄: 郭永怀夫人,20年后再访李佩 王德禄博客2011年5月12日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1-5-12/761623.aspx
2. 姚蜀平:写过《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 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知识分子 2017.02.05 https://think.sina.cn/wenhua/doc--ifyafenm2765089.d.html
3. 王丹红:张纯如是如何写作钱学森传的 知识分子 2017.08.12 http://zhishifenzi.com/depth/depth/1105.html
4. 周恩来:“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是值得的” 2017.03.27 《中国组织人事报》http://www.dangjian.com/shouye/dangjianwenhua/dangshigushi/202006/t20200612_5671178.shtml
5. 王德禄 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2021年2月 《科学文化评论》http://www.gei.com.cn/ycwz/4020.jhtml
6. 荣正通 胡礼忠 “中美日内瓦会议与钱学森回国” 《国际论坛》2014年5月https://www.qianxslib.sjtu.edu.cn/tess/upload/1431092264_9zd.pdf
7. 赵晓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控史研究所: “中共与北美学会的归国号召” 《团结报》2022年9月2日http://www.tuanjiewang.cn/2022-09/02/content_8939367.htm
8.长城战略咨询: “威尔逊总统号”不寻常的第17次航程 2014.10.24 http://www.gei.com.cn/ycwz/4207.jhtml
9. 王德禄:樊洪业是中国思想启蒙与现代科学史的开拓者 2020.12.28 https://www.sohu.com/a/440947479_818223。
10.《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新书座谈会 2013.6.26 长城战略咨询
11.Committee on Educational Interchange Policy,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d, 1948-1955: A study in Government policy(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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