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困扰，我就想到了历史上的各位。民国的一群人早成了脚踏东西文化的典范，仿佛这个问题就不曾有过。作为一个“存疑派”，我是要把当年人的东西找出来，尤其是被公认为“大家”的，瞧一眼他们当年的英文水平。地缘上，钱钟书自然成了我最方便的目标。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给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即牛津大学总图书馆，通译博德利图书馆。“饱蠹楼”是钱钟书先生当年的雅译——群学君注）写了一封信，写明要一位中国学者Qian Zhongshu于本校一九三七年毕业论文的原稿。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说没有查到，那个年代的论文未入电子档案，而且这篇论文在一九九八年出的一本书中收录过，可直接去借。

我自然知道现代印刷的版本，但文艺病犯的时候，就是想要捧着原稿的历史感。既然找寻不到，这事我就当过了，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两周后又收到邮件说，你要找的论文是Chung-Shu Chi’en的吧，那个我们有。

哎！没文化真可怕！钱钟书三十年代的时候当然用的威妥玛氏注音，我发去的拼音当然查不到。我红着脸回了信，揣上纸笔奔往档案馆。

拿到那本来自上世纪的线装论文原稿时，就像到了藏宝图指明的终点。

先看了一眼标题，就吓到了：

这题目别说是硕士论文（钱老当年的学位等同于现在的M.Litt，杨绛翻译作“副博士”，可算是研究型硕士），就是博士论文，拿去导师那里估计也是被一顿臭骂，打回重来。即便是当时，论文也是往偏僻窄处着力，才不至于太过宽泛，难以下笔。一篇论文要跨越两百年的文献，难以想象。

钱钟书在前言就给了个下马威——在引用了法国人Pierre Mertino和德国人Adolf Reichwein后，他说，“相关主题的作品至少我在英文文献中还没发现，正巧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这文献综述写得霸气。言下之意，我的研究方向，凡是拿英文写的文字中都没有，找到其它语言中倒是有，不如我就拿英文写一写吧。

全文中暗藏不少这样的语气，时不时地讽刺一下英语作家跟在欧陆作家屁股后面辛勤翻译的往事。引用的选择也颇为有趣，比如，谈到文献中就中国人高傲的描写时，就引用十七世纪英国人耳闻的中国世界观：

当然，考证的功夫更深厚。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 scholar或者关键词搜索的当年，钱钟书是看了多少书。

举个例子，钱钟书在文中考证了十七世纪英国的文献记载上第一位中国人。在Life and Times of Antony Wood这本书里，他看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Thomas Hyde和詹姆斯二世在一六八七年九月的对话纪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一幅这位中国人的画像。Thomas Hyde自称从这位中国人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但这个中国人是谁呢？Hyde学到的“不少东西”又有哪些？

围绕Wood和Hyde的著作，钱钟书继续找下去，他发现Hyde有一些未完成的书稿计划，其中提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而学到的“不少东西”则是中国的测量单位。Hyde在一六九四年出版的书中还提到了中国的围棋和骰子。这样一来，考证才算告一段落。

而我最关注的文采呢？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上原文吧。先看看这段总结陈词，排比用得和流水一样：

当然，钱式幽默的句子是少不了的。谈到不将翻译作品纳入考察范围时，钱老把这称作是“绅士的共识”（Gentleman’s agreements）：

写到这句的时候，想必青年钱钟书也会不由一笑吧。

论文的最后，钱老还给学科化给了个评语，“（汉学）专业化的弊端在于，本专业的学生懂得越来越多，大众却越来越冷漠。这个话题（汉学）已然不再是人文热情的一部分了”。正如绝大多数学科今日所面临的场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