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念的萌生、演变与成熟反映出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人类理性，中西方社会概不能免。科学的观念客观地表达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及理性知识的积累，因而应该对古今中外的科学观念作一致性的阐述；不应把阐述者源自不同视角的主观认知过多掺入对科学观念的描述。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均以独特的方式影响到科学的发展，而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长期统治则压抑了科学精神，但中国仍持续有科学成果的出现与积累。例如，中国在人工冶铜方面的知识体系曾领先于世界，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相对于宇宙和世界，人类的知识体系永远是极为有限的，但这并不妨碍人类继续深入地完善对世界的认知和理性知识的积累，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约公元前1600年的西亚和约公元前1400年的中国甘肃先后出现了人工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至东周时期中国已广泛地在农业生产上使用铁器，人类社会逐渐进入铁器时代。与铜器相比，铁器轻便近15%，更加坚硬、强韧，制成的工具更锋利，且矿产资源丰富。铁器的广泛使用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但需要更高的高温技术。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加热温度是逐渐升高的，因此人类社会一定是先有铜器，后有铁器。然而，自中西方文明萌生之日起，其文明特征的后续演变只能基于各自初期的特征而继续发展。

公元前334年，古希腊君主亚历山大借助铁兵器优势开始东征，先后征服了西亚、北非，灭亡了波斯帝国，最远曾达到印度河流域。其间大量捕获奴隶用以贩卖获利，并掠夺大量财富。但亚历山大很快去世，未能保留东征成果。同时期，古罗马一直在扩张。当时古罗马掌握了先进的制铁技术，军队全部用铁兵器装备，随军还配备了铁器加工队伍，以维持铁兵器战争能力的长盛不衰。以此为基础，古罗马对内有类似于古希腊的初期民主，建立起强大的奴隶社会，并迅速向四周大范围扩张，先后征服了西亚、北非地区，并深入欧洲腹地。所到之处，屠城、掠夺财物、大规模抓捕全体居民和俘虏作为奴隶贩卖以获取暴利。尤其当时欧洲腹地尚未进入铁器时代，铜器也很少，与古罗马军队的兵器相比有两阶代差。古罗马军队进攻时还使用可移动的木质盾车和木塔，相当于装甲车和登城云梯。盾车和木塔外面包覆铁皮，难以焚毁，因此攻无不克，以至法国的抵抗力量见到盾车和木塔立刻投降。至此，古罗马代表的西方文明借助先进铁器，以对外扩张的方式崛起。对内平等、民主，对外征服、盘剥继续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即对内民主、对外霸权。

在传统铁器时代，中国在高炉炼铁技术、铸铁技术、鼓风技术、煤焦冶铁技术、炼钢技术等多方面领先于西方，中国的炼钢技术可借助氧化杂质和造渣技术制造出更纯净和更优质的钢铁。据英国工业革命前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记载，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冶铁、炼钢连续作业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领先西方一个或几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且往往是欧洲工业革命后西方近代钢铁生产中重要的技术理念。953年后周时期中国铸造出了40 t重的沧州铁狮，显示了早期高超的制铁技术和能力。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冶铁技术和产能始终领先世界，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中国社会对外无扩张需求，并不需要太多的铁器去维持农业生产和国家稳定。中国社会地域庞大，但传统的治理效率低下。公元前120年御史大夫张汤向汉武帝提出铁器生产官营，充实国家财政，并可防止地方聚财、反叛。后来宋、明、清等各朝代均采取遏制地方冶铁的政策，致使中国虽冶铁技术领先，但铁器生产一直比较低迷。宋朝时中国曾达到年产十几万吨铁，后长期保持年产1~2万t水平；工业革命前英国年产铁也仅1万多t。工业革命爆发，纺织机械、蒸汽机等对铁器的需求使英国铁的年产量很快超过百万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年产约2万t铁，英国年产134.7万t铁，这也促进了英国打败中国、以及向全球的殖民扩张。

中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难免会经历或承受各种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激烈的对抗，且往往表现为大规模战争。中华文明的融合特征导致其历史一旦出现若干割据政权的分裂现象，则这种分裂一定是不稳定的。追求再度统一、结束分裂状态经常会成为导致战争的陷阱。有时可以以和平方式实现重新统一，但战争往往无法避免，由此呈现出引发统一战争的“分裂陷阱”；统一是在融合非常好的中华民族范围内实现，因此无法出现对抗统一的致命障碍。中华文明初期历史中未见到有奴隶起义的记载，显示出当时社会内阶级矛盾并不激烈，但秦以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以大规模农民起义为特征的阶级对抗连绵不绝。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族群间大致平等和阶层间不平等等特征导致了历史上鲜有奴隶起义，但频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除了“分裂陷阱”外，在中国还存在统治阶级过度盘剥压榨而导致战争的陷阱。

西方上古时期频繁记载有大规模奴隶起义，可中世纪时期的战争中有95%以上属于国家、民族、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反映出西方文明积极逐利的特征。欧洲早期的大规模奴隶起义突显了族群间不平等的西方文明特征，而中世纪不同宗教间、国家间、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则导致了频繁的大规模征战，但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因阶级矛盾而引发的战争却很少(不到5%)；且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往往被人为地转化为对外的利益扩张和征服战争。可见，西方文明积极逐利的特征成为了导致战争的陷阱，即修昔底德陷阱。

综上可见，材料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金属器的推广使用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文明自古希腊萌生、古罗马崛起后一直保持其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特征；例如表现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大会“人人平等”和强大的奴隶制度，中世纪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以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为代表的对外扩张霸权，工业革命前后的“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美洲、澳洲的掠夺和移民扩张、黑奴制度、对非洲和亚洲的盘剥和殖民统治等。这种对外霸权也包括针对其它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因而造成中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利益争夺；但如今更频繁地表现为对非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和制裁。西方社会长期持有的双重价值观念导致了其特有的双重标准。对其文明圈以外广大范围的持续征服和掠夺使得西方社会积累了大量的保障其发展优势的财富。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扩张特性也导致其积极探索、开拓、创新的文明特质，进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体改革、科技创新等一系列变革后，在全世界范围以钢铁为基础材料率先引发了工业革命，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各种科技方面的传统领先优势。西方社会由此建立起了强大的军事霸权，并确保了大范围海外扩张、持续获取巨额盘剥利益。以哥伦布的美洲探险为起点，西方社会以获取巨额盘剥利益为目的的海外扩张行为往往表现为：杀戮土著、掠夺土地、强迫劳动、性侵妇女、贩卖奴隶、灭绝种族等。西方文明的特性和历史行为使其在近现代获得了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绝对优势，并掌控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对内民主、对外霸权是西方价值观体系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种价值观的两面性不是一时的不完美，而是西方价值观体系的本质，否则西方社会无法获得长期优势、盘剥利益和如今的霸权地位。只是西方社会往往试图把其对内的民主描述成其价值观的全部，并以此长期灌输他人，极力回避其本质之一的对外霸权；但频繁对外发动战争和制裁等行为很难掩盖其对外蔑视人权、不平等、非民主、无自由等霸权特质。

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面临着种种挑战。可供继续直接掠夺的资源和可供扩张的领土逐渐穷尽，以此借助传统西方价值观大幅获得盘剥利益的客观环境消失；在亚非地区直接殖民统治获得的收益与应对殖民地反抗而付出代价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渐恶化；西方社会扩张占领的美洲、澳洲地区内原住民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弱化到无足轻重的水平，且已建立起了以西方族群为主的西方式社会；西方传统族群与其国家内、外的非西方族群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西方文明的发展趋势也相应地有所调整。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已积累起的诸多优势中，其军事和科技优势等可以确保在不直接统治非西方文明地区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其对外霸权和利益的攫取；由此出现了非殖民化运动，大量非西方国家获得了独立。同时，西方文明精神处于主导地位的美洲国家内，在取缔黑奴制度之后又进一步从法理上否定了种族歧视；基督教也开始平等对待其它宗教。其间，跨越文明圈边界时西方文明的霸权特征和双重标准，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开始呈现弱化倾向。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历史显示，保持材料技术的优势，及随之而来的科技优势和军事优势是维持霸权地位和超额盘剥利益的重要保证。近些年来，随着一些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在科技、财富、军事等方面优势地位的绝对性受到一定挑战，即西方社会感受到依靠霸权获取盘剥利益的保障受到了威胁，由此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不适，进而重新强化双重标准、更多地发动对外战争、制裁等与普适的民主观念背道而驰的霸权手段，甚至继续扩大维系其霸权和盘剥利益的军事集团，以便威胁和遏制非西方国家；由此西方十字军东征的精神仍隐约可见。基于积极逐利的需求，今天的西方社会在其片面宣扬的对内价值观的掩盖下仍不断歧视性地挤压非西方国家正常的生存空间，且基于霸权理念而经常性地发动战争或制裁，以围剿西方社会圈外的、妨碍其获取盘剥利益的国家。但是双重标准特性导致西方发动的战争或制裁行径通常并不再针对西方社会自身。

中华文明自五帝时代萌生以来，于东周之后崛起。对外融合、族群间平等、追求统一的特质使得中华文明圈得以长期保持大一统的强大帝国，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实力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并无对外扩张的倾向。当面临与外族矛盾和对抗时，往往采用通婚修好、平等融合、馈赠纳贡等方式以求和平相处，或采取修筑长城的被动防范措施。但是在遭受严重外族侵扰和面临民族灾难之际也会采取诸如汉武帝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坚决的军事对抗手段。自汉代以来中国就与域外的其它文明有过长期的交往历史，包括主动的海外交流。但与哥伦布以攫取利益为目标的海外探险相反，中国的对外交流都保持着融合和族群平等的态度。例如，比哥伦布更早、基于比西方更先进的航海和冶铁技术、更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行为，就是以融合、族群间平等交流为目的。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和平交往、平等贸易、主张正义、反对持强凌弱、拒绝霸权、尊重地方习俗、稳定地方秩序等理念，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但中国中央政府不仅未试图因此获得经济利益，还为这种海外交流支付了大量的资金。

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发展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导致其文明特质内潜在的守旧、封闭、自满等缺陷在逐渐完善的儒学治理思想的主导下不断扩张，进而造成近代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扼杀了社会变革的可能、错失工业革命的机会。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列强军事打击和经济掠夺的强烈冲击下，中国被迫不断地割地、赔款，从文明思想丰富和经济水平发达的状态迅速沦落到政权腐朽、经济贫弱、国家分裂的境地，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严重相悖。在不得不自强的重压下，清末的洋务运动以及由此启动的中国工业革命体现了从技术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意愿。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表现出中国开始吸收西方意识形态中科学、民主的精神，检讨并摒弃了传统理念的消极因素，极大撼动了儒学体系的权威地位，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系统性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工业生产体系迅猛发展。以作为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材料的钢铁为例，中国的钢铁产量世界占比从改革开放前的5%猛增到超过50%，其它的基础材料生产也呈现了类似的发展态势，使中国经历了强盛的钢铁时代。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深入持续的自我变革和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军事上抗拒世界霸权的实力日益增强。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依靠积累的财富或资本、丰厚的科技成就、高效的劳动、支撑其对外掠夺的军事霸权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现并保持了发达经济体的特质；由此也使得西方社会逐渐获得了优越地位。应该注意到，前3种获取利益的方式并不必然基于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依靠军事霸权去掠夺利益则一定会涉及族群间的不平等；可见，对外霸权仍是西方社会所保留的核心特征之一。那些依靠虐杀原住民、掠夺其土地而发展起来的、诸如“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在依靠霸权或强权获取不平等利益方面往往表现得更突出一些。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优越地位源于客观历史的发展，事出有因、根深蒂固。当非西方国家的财富或资本快速积累、科技成果和劳动效率大幅提高，以致西方社会的传统优势不那么明显时，自然会冲击到西方的传统优越地位，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忧虑、甚至恐慌。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并不习惯基于资本、科技、劳动效率等方面的通行规则，在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与非西方国家作平等竞争，尽管正是西方社会主导了这些规则。此时，甚至欧洲一些已经宣称放弃对外歧视和霸权政策的传统西方国家也时常会再度表现出强权式的傲慢态度，并重拾对外霸权和双重标准。传统的优越心态使西方在处理跨越文明圈的矛盾时不能总是充分展现出互相尊重的平等态度，时而会采取发动战争或单向制裁的暴力和强权行径。然而时过境迁，重拾对外霸权和双重标准未必能很好地解决西方社会自身所面对的困扰。

西方社会属于先进而发达的社会。总体上看，在努力而高效地工作和劳动的基础上，西方国家主要依赖于雄厚的财富和资本积累、创新科技能力和领先的技术优势来保持相对发达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在科技优势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借助其所形成的军事霸权对外扩张、征服并长期获取盘剥利益，这也为维持其社会的发达水平提供了支撑。在世界扩张空间趋于穷尽的今天，这种获取盘剥利益的军事霸权往往会转变为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和制裁；西方社会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两面性价值观念刚好为此提供了思想基础。然而对于全人类来说，主动挑起暴力战争或强权制裁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范畴，充其量只是服务于人类特定圈子里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努力工作和辛勤劳动为基础，慢慢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和资本，并积极促进科技创新。基于其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在没有对外实施扩张和军事霸权的情况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并努力奔向发达社会，由此人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前景。在中国社会当今的价值观中包括了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追求，尤其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这里的“人”是指全人类所有人，并非是排他性的、特定圈子里的一部分人，因此人人平等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对比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可以看出，基于特定价值观并在努力工作的基础上，积累财富和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是维持或走向发达社会的关键因素。其中，相应价值观需与文明的特征和特定社会发展的历史相适应；西方价值观和排他性军事霸权并不是走向发达社会的必备特征。

西方社会在其对内和对外双重价值观的主导下，经过长期的积累获得了如今的发达水平；然而，却利用其话语优势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灌输其对内民主的价值观，回避其价值观中对外霸权的另一面。这使得全世界、尤其是中东欧、亚非、拉美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人们笃信，只要采用西方社会对内的价值模式就可以发展成西方式的发达社会。应该看到，许多非西方国家早已从形式上接受了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却因无法积累财富、不能充分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而长期无法进入发达社会的现实。尤其，对于后发国家，早已没有了实施对外霸权的内外部环境。一个国家如果不适当利用市场所需的大量自然资源，又不能在适合自身的价值观和制度下经努力工作而获得财富积累和科技竞争力，甚至放弃原有获得财富和科技竞争力的基础、盲目追随和崇拜西方片面宣传而未必适合自身的价值观、幻想颜色革命的奇效，就很难发展成发达社会。由此还会导致对西方社会的卑微心态，仰视西方而轻视自己，难免遭受片面宣扬西方价值观的一些势力的挑唆和煽动，被利用来去对抗和消耗那些阻碍西方实施霸权的国家，成为西方社会某些政治势力获取不当利益的附庸或工具。

历史的演变显示，中西方文明都具备了显著的特征优势，进而延续了数千年而不衰灭。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都会遭遇不同的困扰和障碍。中华文明崛起后，曾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但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冲击下却一败涂地。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经过长期反思和艰难探索，摒弃儒学理念中守旧、封闭的缺陷，努力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髓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尤其通过近几十年改革开放，悠久的中华文明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中国的人均生产力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需要并正在进行着深入的改革。或许人们仍期待进一步加快当前的改革步伐，并需为此做出更多努力；但这种努力一定不是在西方社会以片面“民主”名义所施加的压力下，单纯地去满足西方选举利益的现实诉求，而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更要满足中国的利益诉求、实现共赢。

以霸权维持的不平等关系必然会引起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样的世界也一定是不稳定的。融合以及族群间平等至今仍是中华文明持之以恒的追求，并是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价值观。全世界也都期待强势的西方文明能够摒弃霸权或强权理念，更平等地对待其它族群和不同文明。地球上的全体人类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期待世界的多种文明和各个族群能够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并能互相学习借鉴、克服各自缺点，努力建立能使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人类共有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