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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缘看世界收集编辑：温骏轩
《地图里的全球通史》 第24节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公元前44年3月15日，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志得意满的走进了元老院。此行的目的是宣读一份反对他担任“终身独裁官”的请愿书。在凯撒看来，这份请愿书只不过是废纸一张。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竟然成为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在凯撒宣读这份请愿书的时候，60余名担心他成为僭主的共和派元老一拥而上，刺杀了这位罗马帝国的实际缔造者。值得一提的是，策划和组织这次行动的马可斯·布鲁图斯，是罗马第一任执政官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的后代。这让布鲁图斯坚信自己有义务挺身而出，捍卫即将死亡的共和制。引发共和派元老担心的并不是“独裁官”这个职位而是任期。这个能够独揽大权的职位，早在罗马刚进入共和时代时就有了。创建之初的共和国设置了两名执政官共同完成一年任期的制度，为了不形成权力垄断，还定下了执政官不得连选连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做法固然能够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但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比如遭遇外敌入侵时就难免会影响效率。这种情况下，独裁官制度很快就出炉了。一旦罗马出现严重的内乱或者外敌入侵，执政官可以提名一位独裁官总揽军政大权。基于权力越大、任期越短的原则，独裁官的授权期通常不会超过六个月。独裁官在此期间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在任期结束后都不会遭到追责。任职期间，独裁官身边会跟随着24名手执“束棒”的卫士（执政官只有12名）。这种拉丁名为“法西斯”的束棒由一捆粗细不一的木棒，捆绑着一把斧头而成。木棒用来抽打罪犯，斧子则用来执行死刑。这一最早从伊特鲁里亚引进的刑具，在罗马是最高权力的具体象征。无论独裁官还是法西斯所象征的意义，看起来都与共和共治的理念格格不入。只不过要想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就得学会用与自身追求相违背的行动弥补漏洞。以与共和理念相对立的君主制来说，所谓明君与僭主的区别，正在于前者在追求权力集于自身的情况下，懂得约束自己的权力。鉴于独裁官一职在授权时有任期限制，维护共和制的罗马人并不认为这种战时机制会改变罗马的政体属性，不过要是在这个职位前面加注一个不受限制的任期，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凯撒并不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终身独裁官。公元前81年，击败竞争对手马略的罗马统帅苏拉，重新设立了已经120年没有授权的独裁官一职，并且要求将任期始无前例的设定为无限期，史称“苏拉独裁”。然而苏拉只做了两年终身独裁官后就辞职隐退，并于第二年（公元前78年）去世。这意味着苏拉虽然取消了任期限制，但罗马共和国并没有就此变成罗马君主国。从他在任期间的政治操作来看，很多人相信他想建立的其实是“贵族共和制”。在苏拉独裁期间，已经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拉丁贵族被吸纳进元老院，使得元老院的规模由300人扩张至600人。任何没有经过元老院审核的提案，都不得提交平民大会，平民的福利被削减，保民官的权力也被剥夺。相比之下，凯撒更应该被视为罗马帝国的起点。苏拉隐退之后，凯撒与庞培、克拉苏组成政治同盟，共同实际掌控罗马（史称“前三巨头同盟”）。公元前53年，财力和军队最多的克拉苏在远征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时全军覆没，自己也死在了战场上。庞培也在随后与凯撒的PK中落败，死在了埃及。被刺之前，凯撒原本准备以解救被帕提亚俘虏的9000罗马军人为名，率军远征。在为这次远征而举行的占卜行动中，祭司指出“只有王者才能征服帕提亚”。很显然，祭司所传达的并不是神的意思，只是在为凯撒登上帝位营造舆论罢了。只可惜这反而成了刺激共和派采取极端手段，解决问题的导火索。重点并不在于凯撒有没有在生前正式登上帝位，而在于罗马在他之后的确变成了传承有序，且没有任期限制的君主国。凯撒死后，他的养子屋大维、忠诚的副手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了“后三巨头同盟”，共同镇压了共和派的反抗。只是谁都知道，一个正在走向帝国体制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三巨头共治的。公元前27年，在竞争中获胜的屋大维，成为了第一位正式加冕的罗马皇帝。元老院为其选定的正式称号为“奥古斯都”，意为神圣、至尊。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称号和凯撒一样成为了罗马皇帝的代名词。获得奥古斯都称号之前，屋大维也像把凯撒之名及3/4财产遗赠给他的养父一样，先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终身职位过渡。只不过屋大维所选择的并不是“终身执政官”，而是明显要拉拢平民阶层的“终身保民官”。对于一个试图将权力集于一身的帝国建立者来说，只有取悦人数更多的平民阶层，才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贵族阶层。这也是为什么，君主国政体与帝国架构虽然看起来只在维护极少数人利益，但成为了历史的常态。然而平民阶层虽然在400多年前，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将罗马推进到共和时代，但在罗马由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问题上，却只是被利用的棋子。在这一历史转变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通过一系列战争与军制改革崛起的军人阶层。无论是苏拉、马略，还是前、后三巨头，他们最重要的身份都是军队的统帅。换而言之，如果说共和时代的罗马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权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帝国时代的罗马，决定政治权力归属的就不再是公民权而是军权。在完整公民权与军人身份深度捆绑的罗马共和国，战争一直在从内到外改变这个国家。而罗马从一个公民权主导的共和国，演化成一个军权主导的帝国，罗马的敌人们功不可没。通向帝国之路的道路上，罗马击败过无数对手。要问谁是罗马通向帝国之路最大的障碍，那应该就是希腊与迦太基了。先来说说希腊的问题。亚历山大东征及其所留下的政治遗产，让希腊人和他们的文化成为了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最强者，甚至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了亚洲南部和中部。希腊世界在亚历山大之后旋即分裂，重建亚历山大帝国成为了许多希腊政治家和将领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三大继业者：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波斯的塞琉古王朝，以及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东地中海内斗不已。直到有一天被崛起的罗马个个击败。事实上，希腊人原本是有机会在罗马统一意大利前将其扼杀的，甚至不缺少一位亚历山大式的统帅来做这件事，他就是皮洛士。亚历山大死后第四年（公元前319年），身为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子的皮洛士出生。在希腊半岛的几大板块中，伊庇鲁斯的存在感一直相对较低。原因则是其它主要板块都与爱琴海相接，而伊庇鲁斯对接的则是半岛西侧的亚德里亚海，与意大利隔海相望。这一地理位置，使得伊庇鲁斯人很难从希腊世界的辉煌中收获红利。当年生活在此的多利安人，就是以蛮族的身份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毁灭迈锡尼文明后，演化出斯巴达这种更喜欢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城邦。亚历山大的母亲就是来自伊庇鲁斯王室，马其顿王国在崛起之时，得到过这个盟友的强力支持。在希腊世界诸政治势力，都开始在享受亚历山大遗产时，边缘化的伊庇鲁斯人保留了最多的战斗基因。作为亚历山大的崇拜者，17岁继承王位的皮洛士很快便在继业者战争中显露出他超群的军事才能。不过在三大继业者控制的东地中海地区，皮洛士的出身一时很难让他取得更高的成就。哪怕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托勒密一世的女婿，并一度入主马其顿成功。毕竟三大继业者的创立者，都是当年跟随亚历山大征战的将领。想要复制亚历山大的成功，除了在军事上学习亚历山大，训练出一支类似马其顿方阵的军队以外，皮洛士还需要选定一个扩张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伊庇鲁斯所直面的“大希腊地区”。大希腊地区即不在希腊也不在爱琴海，而是希腊各城邦自公元8世纪起在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沿海经营出的一系列殖民地。比如西西里岛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叙拉古，就是科林斯人的殖民地；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核心城邦他林敦，则是斯巴达人建立的。这些希腊殖民地与它们的母邦之间，一般会因为血缘与文化关系而联系紧密，但并不会在政治上依附母邦，而是会仿效母邦的政体建立独立城邦。在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城邦东征时，已经完全形成自己地缘政治圈的大希腊地区，并没有直接参与。当然，要是亚历山大能够正常执政几十年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将大希腊地区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与正在崛起的罗马共和国对决。现在这个使命被移交给了处处以亚历山大为榜样的皮洛士。这个后亚历山大时代最卓越的希腊将领，希望用一场西征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然后再向东接收亚历山大的遗产。亚历山大东征的直接理由，是解放被波斯帝国统治的希腊人城邦，皮洛士西征的理由与之相类似，只不过对手变成了正在向大希腊地区扩张的罗马。公元前282年，一支由十艘罗马船只组成的舰队驶入了他林敦的港口，被后者击沉和俘虏了其中五艘。不管挑起事端的是谁，这场迟早会发生的战争都就此打响了。希腊所出产的以重步兵为核心的雇佣军，长久以来在地中海世界享有盛名。发生战争时从武力更强大的城邦雇佣军队，对于受商业文明浸润的希腊人来说是一种常态。在遭遇罗马的攻击后，他林敦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与之隔海相望的伊庇鲁斯。公元前280年，皮洛士率领20000步兵、3000骑兵，以及2000名弓箭手、500名投矛手，总计两万五千余人登陆意大利。这个兵力大约相当于亚历山大东征时兵力的2/3，鉴于当时的罗马看起来远没有波斯帝国那么强大，如果皮洛士军队的战斗力能与马其顿方阵持平，征服意大利应该是很有机会的。此外皮洛士还拥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20头战象。在波斯和印度见识到战象的震慑力后，战象很快成为了继业者们热衷的秘密武器。当日塞琉古一世就用放弃对印度的领土要求为代价，从孔雀王朝换取了500头战象。托勒密王朝同样拥有数百头战象，这个扎根于埃及的王朝，所使用的战象并非来源于亚洲，而很可能是源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非洲森林象。不幸的是，这种体型较现存的非洲草原象要小、性格更温顺的大象现在已经灭绝了。皮洛士远征军所拥有的战象，就是由托勒密王朝所提供，后者还为皮洛士提供了数千士兵。事实上，为皮洛士提供支援的并不只有托勒密王朝。另外两个继业者王朝同样为之提供了船只及财政支持。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皮洛士已经成为了继业者战争中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任何一方与之结盟都将占据优势；另一方面皮洛士在意大利的征战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利益，相反还有利于希腊世界的扩张。这意味着皮洛士其实是在代表整个希腊世界，来遏制罗马的崛起。在双方爆发的第一次战役中，皮洛士取得了胜利。罗马方面损失了超过7000名军人，皮洛士方面的损失也达到了4000人。取胜之后皮洛士率军北上围攻罗马，双方于次年又爆发了一场大战。依旧取胜的皮洛士阵亡了3500名士兵，罗马的损失则高达6000人。虽然连续取得两场战争的胜利，但皮洛士已经不再对征服罗马抱有希望。用皮洛士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自己也完了”。亚历山大的胜利在于他以马其顿方阵为核心的战术，可以克制过于依赖骑兵的波斯军队，而罗马军团则与希腊人一样，依靠纪律严明的重步兵方阵，让两军的对阵成为了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这对于客场作战的皮洛士是极为不利的。与罗马议和并转而先统一大希腊地区是皮洛士的B方案。要是回顾亚历山大和马其顿王国的崛起史，你会发现这才是正确的路径。如果不是率先统一了希腊，亚历山大并没有可能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东征。损失同样惨重的罗马也需要时间来重整旗鼓，不过罗马在同意议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皮洛士和他和军队必须离开意大利本土。考虑到大希腊地区本来就被海峡割成了两部分，皮洛士同意了这个条件，应叙拉古等城邦的邀请，率军前往西西里岛去驱逐占据岛屿西部的迦太基人。三年后在罗马重新向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发动进攻时，皮洛士又受邀北上他林敦与罗马作战。然而这次“皮洛士的胜利”并没有到来，已经完全熟悉了皮洛士战术，并且在兵力上占优的罗马军团取得了战役胜利。落败的皮洛士只能回到希腊，并最终在希腊内战中死于一次意外。回顾这场历时5年之久的拉锯战，与其说是罗马打败了皮洛士，倒不如说是罗马的拉丁同盟打败了皮洛士的大希腊同盟。绝大多数拉丁部族在战争时都站在了罗马一边，而希腊城邦们对皮洛士的支持却有些患得患失。一方面大希腊地区的城邦们，希望皮洛士能够代表希腊世界来支援他们，打败罗马和迦太基这一北一南两个战略对手；另一方面没有经历过亚历山大洗礼的大希腊城邦习惯了各自为政，十分担心皮洛士统一大希腊地区的想法，会让他们丧失自治权。在这种一盘散沙的结构下，无论是皮洛士的失败，还是日后整个希腊世界被依靠扩张公民权组织起来的罗马共和国各个击破，都实属必然。有一种说法，皮洛士在离开意大利时曾经感叹道“我给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了多么好的一个战场”。无论他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大希腊地区尤其是西西里都无可避免的沦为了罗马和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控制权的战场。征战意大利时皮洛士曾经想和迦太基结盟，只是后者却选择了与罗马结盟。重返意大利后的皮洛士之所以落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迦太基人在海上袭击了他的船队，让他损失了70艘战舰和数千士兵。虽然迦太基后来同样为罗马所攻灭，你却不能说迦太基当时的选择就是错误的，看看迦太基的位置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公元前8-6世纪是希腊的“大殖民时代”，大希腊地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这样做的并不只有希腊人，还有与希腊人在东地中海恩怨不断的腓尼基人。总体来说，双方在西地中海殖民地的选择上，都没有摆脱原有的舒适空间。希腊人选择了经略气候与希腊相近的意大利南部，腓尼基人则在同样为沙漠包裹的西北非地区大获成功。随着希波战争的结束，以及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将整个东中海希腊化，腓尼基这个概念逐渐退出了舞台，迦太基这个腓尼基语中意为“新城市”殖民地，成为了这个民族集团的新标签。在腓尼基人的母邦，他们依托拥有西亚最高峰的黎巴嫩山脉隔绝沙漠，以及获取天然港口。移民到了西北非地区，承担这一使命的变成了北非唯一的沿海高地——阿特拉斯山脉。迦太基城就位于阿拉拉斯山脉东端，现在的突尼斯境内。想要争夺西地中海的主导权，位于海洋中央的西西里岛至关重要。这恰恰是迦太基城的优势，这片殖民地所处的岬角是整个北非最深入地中海的陆地，与西西里半岛的直线距离仅200公里。在希腊人控制了岛屿中东部的情况下，迦太基人则控制了岛屿的西海岸，并与大希腊地区的城邦长期处于竞争状态。基于远交近攻的原则，在希腊人与罗马人交恶时，迦太基人很自然的会选择与罗马结盟。皮洛士在西西里岛征战时的目标是将迦太基人完全驱逐回非洲，只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在罗马通过赢得与皮洛士的战争，迫使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成为自己的盟友后，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势必会成为罗马的新目标，届时这个枢纽岛屿便会上演一出三国演义。这一天并没有等太久，公元前264年，罗马军团登陆西西里东北部城市墨西拿，与扩张至此的迦太基发生冲突，史称“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称迦太基为布匿）。在这场延续了23年的战争中，已经能够在战场上击败马其顿方阵的罗马军团，在陆地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然而想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光靠强大的陆军显然是不够的。在战争初期，罗马对迦太基舰队的袭扰显得束手无䇿。好在与迦太基争斗了数百年的希腊人，特别是叙拉古这次决定与罗马结盟。这使得罗马可以从大希腊地区招募工匠和水手打造舰队。不过要是只靠希腊人，罗马看起来还是无法赢得西西里争夺战。毕竟那么多年来，希腊人都无法在与迦太基的竞争中占得上风。所谓百年海军，作为一个从未在意大利本土之外作战的国家，罗马想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是需要时间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罗马开始集中资源打造自己的海军。当时希腊、罗马所使用的战舰为三桨座战舰，而迦太基人则已经将之升级为了五桨座战舰，桨手的数量也由170人增加到了300人。为了拉平双方的技术差，罗马开始以一艘搁浅的迦太基战舰为模板建造新船。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乌鸦吊桥”则完全属于罗马原创的秘密武器。这是一种利用滑轮和绳索固定在船头桅杆上的接舷战装置，每当两军在海上相遇时，罗马军舰就会径直冲向对手，在接舷之后放下吊桥砸向对手的甲板。由于吊桥的顶端加装有类似乌鸦喙的铁钉，被锁定的迦太基船只将无法脱离接触。此后人数和战术上都占优的罗马士兵，就可以从容的通过有护栏保护的吊桥冲入敌船，将海战变成他们熟悉的陆战模式。当然，乌鸦吊桥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容易让船只丧失平衡，这让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两度因风暴失去舰队。等到罗马训练成熟自己的海军，能够建造数量更多、吨位更大的船只后，这个过渡产品也就退出了战场。更值得关注的改变在于利用这次华丽转身，让共和国最“无用”的那批无产者公民有了用武之地。作为无产者，这些具备公民权的罗马人并不在五个等级之内，也没有财力装备武器参与战争。驾驶船只需要大量水手，桨手本身并不需要配备任何装备，这就为无产者参与战争提供了平台。同时也意味着，罗马的人力资源被进一步挖掘。最终在海陆两线都具备优势的罗马，赢得了第一次布匿战争。双方签订和约之后，迦太基人被迫撤出了西西里，并且向罗马支付战争赔款。只不过罗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罗马公民的损失就超过5万人，船只损失也要多于对手。检讨战争本身，迦太基方向最需要总结的经验是，在对手竭尽全力弥补海上短板时，迦太基在陆战能力上却毫无起色。如果说希腊人习惯于在战争中使用雇佣军，并且出租自己的军队，那商业属性更强的迦太基人，几乎就是在完全依赖雇佣军作战了。为此在签订和约时，罗马还特别要求迦太基不能从罗马的势力范围雇佣军队。你可以依靠雇佣军赢得一场战役，但无法依靠这些无所谓忠诚的军队，建立一个帝国。从这个角度说，迦太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与罗马对抗到底的信心。倘若迦太基不能建立一支可以和罗马军团相对抗的陆军，那撤回非洲将是最明智的选择。失去西西里意味着迦太基完全退出了对大希腊地区的争夺，但这并不意味着迦太基没有办法向欧洲扩张了。沿着阿斯特拉山脉一路向西，然后跨越最窄处仅14公里的直布罗陀海峡，来自北非的政治势力可以轻易登上属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后来西班牙所葡萄牙的所在），就像罗马仅需跨越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就能够登上西西里一样。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扩张是成功的，代表迦太基人征服伊比利亚的将领名叫哈米尔卡·巴卡。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那么对他的儿子汉尼拔·巴卡就一定有所耳闻了。如果任由迦太基人向北扩张，那么他们迟早会拿下法国的海岸线，并最终进入意大利成为罗马的陆地邻国。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218年罗马向迦太基宣战。不过率先发动进攻的，却是已经代替亡父成为家族代言人的汉尼拔。作为古代西方仅次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家，汉尼拔通过吸收西班牙和北非土著部族，训练了一支忠于迦太基的陆军。相比那些沐浴在文明阳光下的民族，这些蛮族身份的士兵拥有更强的单兵作战能力，所欠缺的只是组织性，而这正是汉尼拔能够给予他们的。当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以及整个法国地区都为被罗马称之为高卢人的凯尔特部落所覆盖，由于与罗马地域相接，高卢人长期以来处在与罗马交战的状态，甚至一度占领过罗马城。这就让汉尼拔可以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沿海岸线一路向东说服高卢人与自己结盟，并最终绕过罗马军团的阻截翻越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如果说亚历山大当年是以纪律严明的马其顿方阵为核心，打败了以骑兵为主力的波斯军队，那么汉尼拔的做法则正好相反。在罗马过于自信步兵方阵的情况下，汉尼拔选择了将骑兵作为主力。曾经在皮洛士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战象，也成为了汉尼拔部队的一份子。这些针对罗马军团特点的准备工作，让汉尼拔在意大利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以爆发于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为例，汉尼拔的总兵力只有4万，只有罗马军队的一半，但却包含了一万二千名骑兵，这当中包括来自西班牙的重骑兵，以及来自高卢和北非努米底亚王国的轻骑兵。反观罗马人则只有6000骑兵，并且分散在各个军团。当汉尼拔的骑兵轻而易举的解决掉罗马人的侧翼骑兵后，从未在之前战争中遇到这种情况的罗马军团，陷入了被迦太基军队前后夹击的状态。这场战役让罗马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失败，领军的执政官及两军前执政官、80名元老，以及超过6万人被杀，汉尼拔的损失则仅仅为6000人。汉尼拔征战意大利的十五年间，罗马方面的死亡人数约为三十万。在汉尼拔看来，如果他能够拿下罗马城，那么自己的成就应该是可以超过亚历山大的。然而即便是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南部的希腊人，在见证到迦太基人的实力后纷纷与之结盟，汉尼拔依旧没有办法击垮罗马和它的拉丁同盟。罗马人所采取的战术是避其锋芒，采取小股部队突袭的方式消耗对手。这对于客地作战的迦太基人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除了在意大利本土消耗对手以外，已经拥有强大海军的罗马还开始在西西里及北非进行登陆战。在征服与汉尼拔结盟的叙利古，并且威胁到迦太基本土后，汉尼拔被急于自保的迦太基元老院召回非洲。公元前202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决战在迦太基城西南部的扎马展开。如果说皮洛士战争让罗马军团升级成为地中海最强的步兵，第一次布匿战争为罗马华丽转身为海上强国，那么历时16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则又为罗马补上了骑兵的短板。这次战役中双方的步、骑占比发生了逆转，罗马骑兵成为了占据优势的一方。扎马会战以汉尼拔的惨败而告终，最少3万名迦太基军人殒命，罗马方面的损失仅为1500人。失去信心的迦太基元老院决定向罗马投降，不仅丧失了非洲以外的所有殖民地，还必须将海军交给罗马。汉尼拔本人则不得不逃亡东地中海，在那里他受到了各希腊国家的热烈欢迎，因为已经成为西地中海霸主的罗马，很快便开启了对希腊世界的征服。只不过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汉尼拔，都已经没有办法阻止罗马的扩张了。公元前190年，汉尼拔得知自己所服务的比提尼亚国王，准备在罗马的压力下把他交出去后决定服毒自尽。而迦太基也在40多年后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彻底征服，变成了罗马共和国的“阿非利加行省”。在此之前，罗马已经透过四次马其顿战争，将马其顿变成了自己的行省。顺便说一下，在罗马攻破叙拉古时，古代西方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不幸遇难。为了保卫这座哺育他的城市，阿基米德设计出了可以将石块抛向罗马战舰的投石器、能够将罗马战舰吊起并抛下的起重机。甚至还机智的组织民众，用镜子聚集点燃船帆，打败前来突袭叙拉古的罗马舰队。然而这些创新都没有能够挽救叙拉古的命运，战争是耐力与潜力的比拼，科技创新可以解一时之急，却不能成为致胜的法宝。就像罗马要是一直依靠乌鸦吊桥，而不是用争取到的时间扩张舰队，他们同样没办法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无论迦太基的战争潜力如何，最起码这些精于计算的商人在耐力上远远比不上罗马人。要是罗马人也像他们这样，这场战争最迟应该在坎尼战役后就结束了。回顾罗马与大希腊、迦太基的一系列战争，你会发现无论希腊人还是迦太基人，都只是把战争当成一门生意，罗马却是在用战争捍卫他们的权利。罗马军队的主力始终是由公民义务兵所组成。反观汉尼拔的军队中则只有约2500人具备迦太基公民身份。虽说汉尼拔用高超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支军队的忠诚度依然不如罗马军队高。扎马会战中，罗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战果，部分原因是努米底亚国王见迦太基大势已去，决定站在罗马一边，并为之提供曾让罗马头疼不已的努米底亚骑兵。在布匿战争前，罗马常备军的数量为4个军团（每名执政官各统帅两支军团），每个军团人数为4500人左右。每年冬天罗马会选举新的行政官，并在来年3月编组成新的军团。罗马总共分为35个居住区，士兵会轮转在这些居民区中抽取。这种做法意味着罗马每年都会从上到下给军队来一次大换血。优点在于所有具备服役义务的罗马公民，都能够在战场上积累经验。这让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能够将军团数量扩张到20个。无论是充当统帅的执政官还是普通士兵，在损失之后都能够得到迅速补充（前提是罗马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意志力）。然而随着共和国版图的扩大，义务兵制开始变得有些不适用了。罗马需要更多的军团执行作战和驻扎任务，海外作战更会将战争时间拉长。不到一年的服役期，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了。另一个问题在于，无论罗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平民的利益，土地和财富都会越来越向贵族阶层集中，破产后变成无产者的公民数量则会越来越多。由于无产者并没有办法直接加入军队，这意味着罗马的兵源日渐枯竭。公元前133年-前121年间，先后出任保民官的格拉古兄弟，试图用一场土地改革来平衡日渐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时增加改善罗马兵源的基数。具体来说就是规定每户罗马家族所拥有土地的上限，然后将多余的土地上交，重新分配给国家。这场得到平民阶层支持，但遭遇贵族阶层反对的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兵源枯竭及战斗力下降的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在与北方日耳曼蛮族及北非努米比亚人的战争中连续遭遇重大失败，罗马到了再一次站到了进行重大改革的十字路口。公元107年，盖乌斯·马略当选执政官，开始对罗马兵制作出颠覆性改革。这一改革除了让罗马军团的建制变得更加合理，比如军团人数由4500人扩大至6000人；为每个军团设计军旗以增强荣誉感；增加工兵一类的专业兵种等措施以外，最重要的变化在于用“募兵制”补充了之前的义务兵制。此后罗马士兵将不再只是在各居住区轮流抽取，而是可以采取志愿报名的形式招募。士兵也不再需要自己准备装备，而是由国家统一配发。服役期则延长至16年，同时发放军饷。这就让财产不再成为罗马军人的障碍，大量无产者能够通过募兵的方式加入军队。更长的服役期以及装备、军饷的保障，让罗马军人这一身份从阶段性履行的义务，变成了一种工作。不仅扩大了兵源，还让罗马军团的战斗力有了质的提升。马略改革之后，罗马很快就解决了努米比亚的问题，战胜了北方的日耳曼人。不过这一改革也产生的新的问题，那就是军事统帅与军队的捆绑越来越深，并且可以依仗对军队的控制左右政局。以马略自己的情况为例，在公元前107年首次出任执政官后，又于公元前104-100年打破规则，连续5次当选执政官。
很显然，马略并不会是最后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罗马庞大的版图及对外战争需求，也让军队很难掌握在一名统帅手中。一旦领军在外的执政官无法在任期内结束战争，为了不影响战事，卸任的执政官可以继续担任军团指挥官，直到他回到罗马。
这种情况下，罗马那些通过当选执政官而成为军队统帅的政治家，便会更有动机发动长期对外战争，以让自己在卸任执政官后仍然可以掌握兵权。这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国家的扩张之路。比如庞培就代表罗马拿下了小亚细亚、叙利亚，终结了已经势衰的塞琉古王朝；凯撒则通过征服高卢（法国）、埃及积累政治资本。只是原有的权力交接秩序一旦被打破，被募兵制所改变的罗马军团，开始由效忠共和国，变成了忠于为他们带来荣誉与财富的将军们后，共和国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88年，马略的前下属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当选执政官，与马略爆发权力之争，延续时间长达57年（公元前88年-前31年）的罗马内战，或者说军阀混战就此开启，一直到屋大维击败安东尼独掌大权方告结束。罗马也在屋大维加冕为奥古斯都后，正式进入了帝国时代。